忆荣桓在山东
林月琴
（一）
荣桓和陈光同志率一一五师主力进军山东是在1939年初。当时，我们住在山西屯留附近。2月14日，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我生了一个男孩。部队已经出发了，荣桓同志也要走。我让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想了想说：“现在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他就匆匆赶部队去了。不久，传来了胜利捷报：正月十五这一天，一一五师在樊坝歼灭了伪军一个团，打开了当地抗战的新局面。
我再见到荣桓同志，是在4个月后的五、六月间。我带着刚刚过了“百天”的东进，随师卫生部到鲁西地区同他会合。我们来到之前，一一五师师部在陆房被日军合围，经一夜激烈战斗部队突出了重围，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随后，部队便经常处于反“扫荡”的环境中。有一次，荣桓同志正在我们住的一间屋子里开会布置反“扫荡”，在炕上的东进“哇”的一声哭了，我怎么哄也不行。开会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孩子，影响会议的进程。荣桓同志不禁皱起眉头，让我把东进抱出屋。会后，他对我说：“我看以后还是把孩子交给老乡养活吧。”当时我想：“带着个不足周岁的孩子，怎么反“扫荡”？夜间行动，孩子一哭就暴露了目标。可送给老乡养活我又有些犹豫，因为我们在陕北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放在老乡家里不久天折的。但不送也没有办法。于是，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由师部事务股长樊文烈和地方上一位同志同我一道骑着马，冒雨走了19里山路，把孩子送到一个小山村，交给一户农民抚养，直到一年后，才回到我们身边。
不久，我随师卫生部转移到津浦路东，驻在苍山县的大炉。荣桓和陈光同志带了几个连仍然在鲁西坚持斗争。8月1日，他和陈光用师直4个连的兵力，在梁山设伏，创造了在山东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新纪录，打击了山东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鲁西军民的抗日热情。
1939年10月的一天，荣桓同志来到大炉。他一见到我便说：“明天我要到湖西去。”我说：“你刚从鲁西来，在路上已经走了十几天，到家了，怎么不歇几天？”他说：“不行。湖西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我必须赶快去处理，明天一早我就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处理湖西肃托事件，将几百名被打成“托派”的干部解救了出来。处理完湖西肃托事件，荣桓同志回到大炉，开始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之前，鲁南虽然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力量小，只能使用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的番号，在车辋、大炉等狭小地区活动。那时，鲁南的绝大部分村寨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中除少数开明士绅外，或因不了解我军政策，或因立场反动而对八路军采取敌视态度，八路军去时，他们便紧闭寨门，不让我们进村，不让老百姓同我们来往，甚至殴打、抢劫或枪杀八路军工作人员。
鲁南是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人民常年吃用地瓜面、高粱面和穇子面做的煎饼。为了便于下咽，就在里面掺一点柿子皮或黄梨。我们进入鲁南以后，也是吃这种煎饼。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就吃豆饼、地瓜叶子。没有蔬菜，春夏之间能搞点野菜吃就很不错了。冬天来了，需做棉衣，可没有棉花。当地未加工的羊毛比较便宜，我们就将这种沾了许多羊屎的羊毛漂洗后，絮在衣服里当棉花。羊毛很硬也很重，穿不了多长时间就坠下去，还向外钻毛，棉衣成了夹袄。
在鲁南这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了打开抗日的局面，荣桓同志工作异常繁忙。
要抗日，首先要有根据地，要创造根据地，首先就必须不停地战斗。一一五师到鲁南后，就南下郯城马头，在苏鲁边区这块比较富庶的地方发动抗日斗争，组织各群众抗日团体。就在一一五师南下的时候，我的女儿出世了，荣桓同志即给她起名叫南下。
1940年初，为打通鲁南和鲁中地区的联系，刚过完春节，荣桓同志和陈光同志即率部队北上，同日军进行了3次共14昼夜的白彦争夺战。随后，进行鲁南反“扫荡”，我们随师部辗转在峄县、费县、临沂边界几块狭小的山区，同日军周旋，曾驻过曾光峪、聂家庄、桃峪等地。这样频繁的战斗和转移，我带个不满半岁的南下实在有困难，也只好托当地老乡喂养。
荣桓同志除了与陈光同志一道指挥作战外，还要用很大精力做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创建鲁南根据地，他充分发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委员张光中、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党员朱道南、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等同志的作用。同时，他还与鲁南的各界抗日进步人士频繁交往。在大炉，我们住在万春圃家。万春圃人称万三爷，就是当地的开明士绅。荣桓同志还与曾在福建当过镇守使的孔昭同、山东著名的教育家彭畏三等结为朋友。他们中除了孔不幸于1940年11月因病逝世外，其他人都成为鲁南、山东革命政权中的重要干部。1940年6月，在费县臼子峪召开了鲁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荣桓同志作了《关于鲁南抗日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倾听了各界代表的意见。会议期间会了一次餐，尽管有点肉，但主食仍然是高粱面煎饼。
为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山东纵队靠拢，以逐步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从1940年下半年起，荣桓同志和陈光同志率师部向北、向东转移。1940年9月杨勇同志从泰西到师部开会，将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的东进带了回来。随后，我们随师部在费县、蒙阴、沂南之间同日军周旋。这一带群众的生活同抱犊崮山区一样艰苦，而日伪军“扫荡”则更加频繁。东进、南下还有我的第二个女孩罗林，都经常寄养在老乡家里。荣桓同志常说：“我们的孩子都是山东老乡用地瓜干和煎饼喂养大的。”那时，日军一“扫荡”，老乡或部队的保育员，便带着孩子上山躲避，有时一夜要换好几个藏身的地方。我的第二个女儿，因为年龄太小，经受不了冻饿和疾病，活了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二）
经过1941年11月著名的沂蒙反“扫荡”之后，荣桓同志和陈光同志率一一五师师部转移到滨海地区。这一地区生活条件比较好。1942年春天，少奇同志来到山东，帮助分局作了山东抗战4年来的工作总结。由于领导思想趋向统一，荣桓同志的工作也比较顺手。但连续4年战争和敌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他累病了。
1943年初的一天，刚下完大雪，荣桓出去解手，我帮他打着手电筒。他解完手要往回走，我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从前他有痔疮，曾便过血，但从未尿过血。我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荣桓再留些尿，尿仍然是红色的，里面还有血块。卫生部长谷广善听到消息赶来了，和医生商量了一下，也没诊断出什么病，只是劝荣桓同志要卧床休息，不要再吃辣椒了。他们还给开了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
当时，刚刚打完甲子山战役，荣桓同志正忙于领导机关、部队的战斗总结。他虽然能做到按时服药，不吃辣椒，但却无法卧床休息。他对我们说：“我就是腰有点痛，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但是，过了一个多月，他仍然天天尿血，身体日见消瘦，脸色焦黄。行军作战时，体力不支，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我心中虽然非常焦虑，但只能在生活上尽量细心照料，对他的病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由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朱瑞、陈光、萧华同志商量后，便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荣桓的病情。然而，中央已经根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打算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决定将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荣桓同志为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一一五师代理师长。荣桓同志知道中央这一打算时，病情已经很重，他担心不能胜任，于3月11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12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电报同时宣布了山东领导人的任命，除荣桓同志外，任命黎玉同志为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央还决定调陈光同志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陈光同志临行前曾经对身边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报来了后，荣桓同志不好再提休息的事了，便忍着病痛，挑起了重担。首先要做的事是实行精兵简政，合并一一五师与原山东军区机关，任命各军区的领导班子。在配备干部时，原各军区负责干部基本未变。他们是：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在合并机关时，荣桓同志非常重视使用原山东军区机关的干部，原山东军区的谢有法、朱则民、陈沂、刘汉、白备伍等同志都调入山东军区机关。在任用干部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搞五湖四海，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曾经说：“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会议上，他透彻地谈到这个问题：“对干部，如果因为个人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由于荣桓同志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团结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这些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后，荣桓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荣桓有病，便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荣桓到新四军治疗。陈毅同志说：新四军中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经军委和集总批准，荣桓便准备去新四军找罗大夫看病。
早在1942年我就认识罗生特大夫。那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从苏北来山东，他谈到新四军里有位白求恩式的外国大夫，叫罗生特，是奥地利人，维也纳医科大学毕业的泌尿科和妇产科专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军民欢迎。”
当时，我们这些处在敌后艰险环境中的女同志最怕怀孕，那时没有避孕药，生下孩子来也很难养活。1942年，我的女孩天折后，我又怀了孕。听说罗生特就住在陇海路以南的盐阜区，我便赶到那里，请他做了终止妊娠的手术。这次陈毅同志建议荣桓到新四军请罗大夫看病，我非常高兴。
1943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和卫生部长谷广善陪荣桓同志从滨海出发，过陇海路，经过淮海区到达淮北区洪泽湖边的半城镇新四军四师师部驻地，受到彭雪枫师长的热烈欢迎。沿途还见到了黄克诚、王东保等同志，这都是多年未见面的战友。荣桓同志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常常忘记病痛，和他们一聊就是半夜。
我们到半城后，罗生特大夫立即从军部赶来，对荣桓同志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出血的部位是膀胱还是肾脏，需要做一次膀胱镜检查。膀胱镜导管是金属的，从尿道插入，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要被擦伤。而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又会刺激伤口。当时又无麻药，做这样的检查，病人是十分痛苦的。因此，罗生特非常犹豫。荣桓鼓励他放手大胆地做。罗生特在做检查时，动作很轻，还用不熟练的中国话不断地安慰荣桓，尽量减少他的痛苦。检查的结果是膀胱并无病变。罗生特又给荣桓作了靛gu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荣桓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但究竟是肾脏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进一步检查。罗生特无奈，一面要求派人到上海买X光机，一面对荣桓施以保守治疗。
5月间，我们在罗生特陪同下从半城出发，乘船过洪泽湖，于28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陈毅代军长闻讯后立即从前线赶回来，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小笼包子。在军部，荣桓同志还见到了张爱萍、赖传珠等老战友。
为了让荣桓同志能安心静养，新四军的领导特意安排我们住在一处十分幽静的地方。但是，荣桓同志却无心静养，因为山东战局此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蒋介石命令其嫡系将领李仙洲率九十二军入鲁，接替东北军的防务。李仙洲入鲁，必将引起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造成今后开展抗日斗争的困难，但搞好了也可能成为改善八路军处境的机遇。于是荣桓决定立即回山东。
6月20日，我们开始北上。在路上荣桓对我说：“我要订个5年计划，争取再活5年，打败日寇，到那时我死也瞑目了。”我听后，心里很不好受，便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实现，将来打败了日寇，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荣桓同志回山东后，全身心地投入指挥山东的抗日斗争，礼送于学忠部出鲁。于部空出的阵地均为我军占领，制止了李仙洲入鲁的反共逆流，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https://www.daowen.com)
山东抗日形势日益发展，而荣桓同志的健康却每况愈下。陈毅同志知道后便征求罗生特大夫的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山东工作。罗生特欣然同意。1943年秋天，他在李磊、夏汀、蔡和等同志陪同下来到山东。随后，陈毅同志又将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黄农派到山东，配合罗生特工作。
罗生特到山东后，又给荣桓作了全面、详细的检查。但由于没有必要设备，仍查不出是什么病。鉴于荣桓的病情仍在不断恶化，罗生特建议他去上海治病。党中央同意后，他便陪我们来到盐阜地区。这时，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说荣桓身上有伤痕，去上海容易暴露。于是，我们又返回山东。荣桓任命罗生特为军区卫生部顾问。滨海地区的军民，不少人都接受过罗大夫的治疗。不少医务人员在训练班里听过他讲课，大家都对他非常尊重。
（三）
从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到抗日战争胜利近两年半的时间，山东抗日形势发展很快。经过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大批青年要求参加八路军，妇救会、识字班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过一连串攻势，山东5大块解放区连成一片，有1700万人口，20万正规军和50万民兵。经过整风学习，山东党、政、军各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都有了一个飞跃。经过大生产运动，在物质上也做到了自给自足。山东解放区发行的北海币对国民党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迅速提高，乃至将伪币、法币挤出解放区的市场。
这一段荣恒同志非常辛苦，可心情十分愉快。他的病虽未能治愈，但在罗生特大夫精心护理下，也没有迅速恶化。
1945年8月10日，我们住在莒南县的大店村。夜色很深了，荣桓同志正在看文件，机要科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荣桓看了一遍，兴奋地对我说：“好消息，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他的语气中表现出少有的激动。
抗日战争打了8年，我们终于胜利了。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一天，但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又像不是真的。我听他这样说，仿佛是在做梦。烛光下，看到他那既憔悴又高兴的面容，我心情也十分激动。
接着，他又对我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5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我说：“抗战胜利了，医疗条件好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你还可以订好多个5年计划。
从这一天起，荣桓便投入了更繁忙的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命令驻山东的日伪军向八路军投降；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山东第一线部队编为8个师、12个警备旅、1个滨海支队和1个海军支队。为了发展壮大八路军的力量，又发动了参军运动，使山东八路军的人数增到27万人。
由于山东日伪军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分局和军区便下令，夺取大中城市、消灭拒降的日伪军。荣桓指挥新组建的5路大军，向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进攻。各路大军边动员、边行军、边扩大、边编组，昼夜兼程，浴血奋战。到8月下旬，已将日伪军压缩到青岛、济南、徐州、连云港等几个城市和胶济路沿线。在解放区内，唯有临沂没有打开。
在指挥大反攻的过程中，荣桓同志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的病情又加重了。6月间，中央曾来电报说要派林彪到山东接替荣桓的工作。8月18日，毛主席来电询问荣桓病况。8月20日，荣桓发电表示：“在林彪来到前，我决不离开工作。”
此时，荣桓最放心不下的是临沂。临沂位于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地带。临沂不解放，我军发展将要受到限制，山东根据地也很难说是完整的根据地。加之，此时中共中央已要求万毅同志率滨海支队到东北去，荣桓已经意识到山东将成为进军东北的重要基地，还可能派更多的部队到东北去。如果临沂不解放，势必对全局带来不利影响。
8月17日，解放临沂的战斗打响了。山东军区组织了4个团攻打临沂，虽多次攻击，但都因为准备不够，配合不好，加上敌军工事坚固，而没有取胜，部队伤亡也比较重。
消息传来，荣桓同志急了。他吩咐警卫员：“快去备马，到临沂去！
警卫员一出门，我就把他拦住了。我想荣桓自从1943年得病后就没有骑过马，现在他身体这么虚弱，怎么经得住颠簸！于是我对警卫员说：“首长现在不能骑马，你告诉他，就说找不到马夫。”随后，我又让马夫把马牵走了。
警卫员在外边转了一会，回来吞吞吐吐地报告荣桓说：“找不到马夫。”荣桓有些生气地说：“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警卫员说：“牲口也找不到了。”
荣桓生气了：“乱弹琴，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快把牲口找来！
警卫员站着不动。荣桓两眼盯着他，眼看就要发火。我赶忙走过来说：“不关警卫员的事，是我叫把马牵走的。”
荣桓压了压火，等警卫员出去后，十分严厉地责问我：“你为什么自作主张？
我告诉他：“这是医生的嘱咐。罗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加重，要你绝对卧床休息。”
荣桓着急地说：“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我也有点着急地对他说：“你的病这么重，还要骑马到临沂去，你不要命了！
荣桓两手抖抖索索地对我打着手势说：“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滨海、鲁中、鲁南反攻的后顾之忧，这可不是小事。”他说着说着提高了嗓门：“这么重要的时刻，你竟然不让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和他结婚8年多了，还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也没听他说过这么重的话，心里感到十分委屈，便回了一句：“我不是共产党员，难道是国民党员？”话一出口，我又后悔起来，他是个病人，不能让他生气。
荣桓确实不能去前线，我又劝不住他，怎么办呢？只好出去搬“救兵”了。这时东进、南下都在炕上，他们听到我们吵架，都趴在窗户上偷看，一见我出了门，哇哇地哭了起来。我也顾不上他们了，赶忙去找黎玉副政委。黎玉同志听说后赶忙过来劝阻，荣桓才打消了去临沂的念头。这时，恰好参谋处长李作鹏从临沂前线到大店，向荣桓汇报了临沂的战况。荣桓和他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决定增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德、参谋尹健一同到前线去，并要求他们抓紧坑道作业，争取早日打下临沂。9月10日，八路军再次对临沂发起总攻，11日临沂解放。
经过一个多月大反攻，日伪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山东全境大部地区都已解放，津浦、胶济、陇海铁路被切断，青岛、济南、徐州、连云港等已成为被解放区包围的孤岛。山东5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成为新四军的可靠后方、进军东北的出发基地。
9月19日，中央决定，调荣桓同志到东北，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10月上旬，陈毅同志由延安来到临沂。荣桓和他进行了几天长谈，介绍了山东形势和所留干部、部队的情况。10月11日，中央命令已到，山东的新四军和山东留下来的部队合编成一支大军，阻击沿津浦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陈毅同志到前线去指挥，他动身时，荣桓派警卫员把自己用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给了陈毅同志。
10月24日，荣桓同志在指挥6万大军进入东北的同时，亲自带领军区机关踏上了北上的征途。11月5日，我们在龙口上船，离开了战斗7年之久的山东大地，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