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烽火燃遍郯马
陈岩生
一九三九年春，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鲁南开展工作，不断粉碎敌人的“扫荡”，经常反击顽固势力的挑衅和进攻。为彻底扫除阎丽天设置的这个反共前哨阵地，东进支队决定攻克马头镇。八、九月间，我马头地下党支部书记徐昆吾同志，指派专人绘画了马头镇的详细地图，并把马头镇内顽固军队的详细情况报送东进支队。支队根据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况，各个方面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旧历九月初八日，正值马头镇大集，四面八方的群众拥拥挤挤前来赶集。我东进支队第一大队，挑选了四十名英勇善战的战士，由曾股长和钟参谋率领，化装成农民、小商贩等，扛着扁担，拿着麻袋，挑着担子，进入了马头镇，陆续来到了“盛德号”的后楼上隐蔽。不料，我们被国民党驻马头的保安中队发觉，中队长赵瞎子立即指挥他的部队，把“盛德号”包围起来，并实行了戒严，形势十分紧张。由于赵瞎子未弄清我们来了多少人，一时未敢动手，打算先把我们围起来，等第二天援兵来到后强攻。当天夜里，我东进之队第一大队由王秉璋率领，按原定计划，开始进攻马头镇，外围打响后，我埋伏在“盛德号”的四十名健儿，当即奋勇出击。顽军料定是老八路来了，惊慌失措，迅速后撤。我军从马头西北角攻入镇内，和镇内的同志汇合，分两路攻击敌人，把撤退到“同益油坊”炮楼上的保安队包围起来，并在炮楼周围放了大量的高粱秸，施以火攻。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人全部被俘，只有赵瞎子藏在油缸底下，未被发觉，后来混出南门，狼狈逃窜。至此，马头镇全部解放。接着我军又乘胜追击，向大小圩沟、刘港口以及二郎庙等地顽军进攻。顽军纷纷逃窜，郯马地区联成了一片。郯马解放后，群众被压抑的抗日热情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各种抗日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形成了郯马地区抗日工作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同志都喜欢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郯马的“黄金时代”。
二
我军攻克马头镇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提出了所谓“溶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这个政策，并不断制造摩擦。郯城顽固县长阎丽天，派顽军乘夜间潜入马头镇南门外的白圩子，妄图进攻马头镇。这时，刚进入马头镇驻防的一一五师第二支队，得悉这一情况后，支队长梁兴初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向白圩子进攻。我八路军威震敌胆，顽军听说后，不敢抵抗，迅速溃散逃跑。阎丽天残部被我驱逐出郯城后，曾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冒充五十七军，混入我滨海根据地西盘，杀害了抗日干部刘震西、许大猷同志。以后又在临沂、苍山一带勾结土匪，四处抢劫，并曾配合日寇向我根据地进攻，最后，被我军完全击败、溃散。
这时，日寇对郯马地区也时有“扫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临沂日军约三、四百人进占郯城，次日又向马头镇进攻，遭到我八路军东进支队迎头痛击，敌军溃败，退回临沂。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新安镇等据点的日军三千余人，分两路向我根据地进攻，一路由临沂南下，占领郯城，复向马头镇进攻。我东进支队在马头镇附近与敌激战三小时，毙敌五、六十名，残敌向陇海路新安镇方向退去。另一路从夏庄以南向我马陵山麓进攻，也被我军击退，毙敌一百二十余名。五月初，敌人又出动万人进行“扫荡”，曾一度占领了马头、重坊等地，我东进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展开反“扫荡”。在我军阻击下，敌人分别窜回临沂等据点，我军又收复重坊、马头。此后，我军民配合百团大战，主动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一九四〇年，郯马一带，除北边的临沂和南面陇海路上的新安镇以及桃林等少数据点外，都联成一片。
郯马解放后，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为了加强郯马一带工作的领导，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郯马工作委员会，由陶友亮、崔光润分任正副书记，姚西桢任组织部长，我担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郯马一带的各项工作。同时，上级党组织，还派来了王永福、靳耀南、段霖等同志，组成工作团，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选出了人民信赖的县长，成立了郯城县参议会。各村、乡、区也都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村长、乡长、区长。这些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是当地有名望的抗日积极人士。县政府明令，废除了国民党顽固派政府推行的各种苛捐杂税，禁止赌博，剿歼土匪。为了稳定金融，还规定以北海银行的北海币为根据地唯一货币，禁止使用日寇发行的金元券。北海币分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等几种，群众非常信任，广为通用。成立公平负担委员会，筹款筹粮，合理负担。合理负担是根据地推行的一种新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土地少的贫下中农少负担，土地多生活富裕的地主、富农则多负担。这样，既可以使地主、资本家为抗战在经济上多做贡献，又可以使生活贫困的农民减少负担，进一步调动了他们抗日的积极性。
随着群众抗日热情的高涨，迅速掀起了参军热潮。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八路军，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等文艺团体，仅马头镇就有几十人参加了剧社。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这些青年经过部队的培养锻炼，大都成为党的文艺干部，为抗日战争的文艺工作，做出了贡献。
群众组织更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最活跃的还是青年组织——临郯青年救国团，在几个月之内，区、乡、村都已建立起来。单是马头周围，就建立了八十多个村团部。临郯青年救国团总部提出要在马头镇附近发展一万名团员，这一计划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间就完成了。青救团不仅组织青年学习，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青年抗敌自卫团。青抗团发展得也很快，到一九四〇年五月间已发展到五、六百人，组建了一个青年营。这支优秀的抗日力量，曾多次配合军队进行反“扫荡”，做出了很大成绩。妇女解放运动也很活跃，村村都成立了“妇女抗敌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沙埠召开了临郯地区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百多人，这是临郯妇女运动的一次空前壮举，会上选出了傅大娘为临郯妇救会会长，何庆生为副会长，李桂芬为秘书。妇救会发动妇女慰劳军队，缝制军衣，赶做军鞋，动员自己的亲属参加各种抗日组织。群众武装组织——自卫团，各村也都建立起来。他们背着大刀、手榴弹或扛着红缨枪负责巡逻、站岗、放响，战时配合正规军作战。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夜间，郯南一个村庄的自卫团，在放哨时查获了红花埠一个姓谢的奸商，载运八十多石小米去新安镇资敌，他们当即把人和粮食押送到民主政府。当时农救会、职工会、儿童团也很活跃，而且都有自己的武装。马头解放后，我们还办起了战时小学，教员是由文化界抗敌协会的会员担任，白尽义务，没有工资。教材也是自己编的油印本，内容是向儿童们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没有小学的村庄，便自动组织起儿童团，一面学习，一面进行抗日活动。儿童团也有自己的章程、公约，概括起来有五条：努力学习，每人每天至少学会两个字，一星期内要学会一个歌；不打架，不淘气，同心合力打鬼子；帮助自卫团站岗放哨，做一些能做的抗日工作；动员自己的父、兄参加自卫团，母、姐参加妇救会；动员自己熟识的儿童参加儿童团。那时，为了防止汉奸活动，各村村民外出，都必须由村政府开路条，儿童团是查路条的一支活跃力量。他们二、三人一伙，扛着红缨枪站在村口路边，威风凛凛，不管任何人，没有路条都不准通过。因此，汉奸特务都不敢轻易闯进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根据地的文艺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六队，在队长陆万美率领下，到达山东根据地，并演出了“被糟踏的人”、“红灯”以及独幕剧“死里逃生”、“荣誉队长”等节目后，对山东敌后的戏剧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郯马解放后，经常来这里演出的剧团有一一五师战土剧社、鲁迅艺术大队、中共鲁南三地委的黎明剧团、郯城县动委会的动员剧社。这些剧团最常演的是话剧和歌剧，也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报剧”、“拉洋片”、“卖梨膏糖”等。每次演出都有几千观众，几十里以外的群众也赶来看戏。这些新剧对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揭露日寇汉奸的罪行起了很好的作用。郯马地区的歌咏活动，开展得更为广泛，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哪个人不会十支八支的歌子，就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每日晚饭后，各村的群众组织，就自动集合起来，练习唱歌，比赛唱歌，月光下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遇上开大会，青救团、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比赛起歌来，就更热闹了，你唱一支，我唱一支，互相啦歌，互相“攻击”。这个喊：“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捏捏装姑娘！”那个喊：“叫你来，你不来，扭扭捏捏当小孩！”在这种场合，识字班的年轻姑娘是从来不示弱的。她们会的歌子最多，唱得也好听，常常是最受欢迎的。歌声、掌声、欢呼声混合在一起，整个会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黎明进行曲”以及“大别山战歌”等。我曾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铁蹄踏不碎仇恨的心，海水洗不清祖国的怨恨，(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了人间，还怕什么流血牺牲！……
我们的一代，健壮年青，我们在炮火中长成，
我们高举正义的旗帜，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歌词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三
在郯马革命大发展时期，我们工作上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为党培养了大批的抗日干部。郯马解放以前，党在芦汪子一带办了两期苏鲁边干部学校。那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主张与我们合作，因此，我党办的苏鲁边干部学校，也称为“第五战区苏鲁边干部学校”。干部学校校长是刘剑同志，教务处主任是周南同志，还有政治处主任孙哲，党支部书记王恭三同志，组织委员王宏烈，女生队指导员郭英以及张俫同志。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学校，学生们都是从临郯地区四面八方来的。全校分为四个大队，除女生队只有五、六十人外，其余三个大队都是一百人左右。由于大家为了抗日这个共同目标来到学校，因而就象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密无间。学生和教师之间也是同志关系，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青年们的道德规范。那时，学校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名为学校，实际上既无教室，也无宿舍。大家挤住在当地群众的几间空房子里，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麦穰就是床，被子是各人从家里带来的。因为住得太挤，夜晚出来，是要费很大劲的，不是碰着了这个人的头，就是踩着了那个人的脚。伙食是从老百姓那里凑来的给养，多是高粱煎饼或饼子，偶而才能吃上一顿麦煎饼。菜是炒糊盐，有时十几个人吃一小碗南瓜菜。就是这样的饭菜，也不能按时吃。有时给养催不上来，早饭就要等到中午或下午，大家肚子饿了就唱歌，越唱越起劲，互相啦歌，一片欢笑，慢慢的也就把饿忘掉了。
课堂是广场，大家坐在地上，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教师既无课本，也没有讲义，全凭口说。每讲一课，要分组讨论一、二次，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争论。如果统一不起来，就向教师反映，等下次讲课时，教师再给解释。当时的课程，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还有周南同志讲的社会发展史。学生们早起跑步唱歌，上午上两节课，下午有时上课，有时小组讨论。晚饭后做游戏，大家围成一圈抛手帕，或者换瞎子摸瘸子，再不就击鼓传花。输了的要罚唱一个歌子或讲一个笑话，真是一派欢乐气氛，不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知道其中的乐趣。干部学校共办了两期，每期两个月。虽然时间很短，但对青年们的教育和影响还是很深的。他们不仅学习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而且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一定要灭亡，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一定要到来，从而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初步奠定了革命人生观，许多同志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临郯地区抗日的骨干力量。
马头解放后，培养干部的道路更加广阔了。各个群众组织都曾举办过短期训练班，许多积极分子还被选送到各自的上级——鲁南各界救国联合会、鲁南农救会、妇救会、职工会、青年救国团等组织去学习。中共郯马工委宣传部还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鲁南三地委也在郯城二区的新村办了郯马干部学校，专门训练郯马地区的知识青年，每期七、八百人。地委负责同志杨士法、周南等同志经常到学校去讲课。这个学校一直办到敌人大“扫荡”前，为郯马地区培养了大批骨干。
郯马地区工作大发展，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一九四O年十月，日寇集中了大批兵力，以绝对的优势从四面八方对郯马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并在马头、郯城以及周围十几个村庄安设了据点，到处烧杀抢掠。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我正规军暂时转移。中共郯马工委组织了小型的游击队，在马陵山区、沂河两岸与敌人展开游击战。这些小型游击队经常深入到敌占区破坏交通，铲除汉奸坏蛋。他们以新的斗争形式，展开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内容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