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同志在山东敌后
武清禄
陈光是湖南宜章人，曾于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1927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农民暴动，后随起义军一起，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光历任排长、连长、大队长、支队副、营长、师参谋长、师长、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1938年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晋西被友军误伤回延安后，陈光奉命代理一一五师师长。1938年底，他与当时负责该师全面工作的罗荣桓(后不久任命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率领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敌后，与山东地方党开辟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3月调回延安学习。在山东敌后四年多的战斗岁月里，他努力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坚持山东抗战，创建、扩大和坚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参与组织、指挥了多次战役、战斗，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他为人民革命事业、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当时并肩战斗的同志和山东人民深为怀念。
为创建鲁南根据地而斗争
鲁南是指山东省南部，包括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滋临公路以南等广大地区。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包括泗(水)、滕(县)、曲(阜)、邹(县)、峄(县)、费(县)、临(沂)等县，人口约500万。它不仅是联结华北与华中的重要枢纽，而且直接威逼日本侵略者兖州、徐州、临沂、连云港等战略据点。这个地区封建割据十分严重，许多山村为地主把持。1938年8月，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占领滕县、峄县之后，鲁南地方党组织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等武装。同时，许多地主、豪绅也拉起武装，有的接受国民党委任，有的自称司令，割据一方，且多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暗地与日军相勾结，破坏抗战。也有一些地方武装，处于动摇状态。到1939年春，鲁南各种土顽武装共1万多人，占据着大部分山区，把我党组织的抗日义勇总队挤到了抱犊崮以东的大炉、车辋狭小地区。4月，东北军之一一二师又进入鲁南，这就形成了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
1939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十八集团军总部：要乘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之际，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早在5月，陈光、罗荣桓即部署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宣传、组织群众，打击敌伪势力。在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统一指挥下，以“东进支队”的名义，继续南下，于9月1日进入大炉为中心的鲁南抱犊崮山区，先后拔除了白山、下石河等日伪据点。10月3日，师直特务营一部与边联县自卫武装配合，攻克了大炉西南10余里的反共顽固堡垒——孔庄，消灭了勾结敌伪的反共土顽，击毙了首领杜若堂。同时，也争取了一些地主武装保持中立或向我靠拢，使鲁南的形势开始好转。
10月27日，师直属队在大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罗荣桓政委作《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当前总的方针是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陈光参加了会议，完全赞同罗荣桓的报告。会后，罗荣桓到湖西处理“肃托”错误，落实会议精神的任务，便由陈光执行。
陈光认为，以战斗消灭敌伪势力，站稳脚跟，打开新局面，是创建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和关键。他了解、分析与处理各种复杂的敌情，组织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11月，他部署师直特务营、六八六团所属部队及师直属队挥师南下，组织了郯(城)马(头)战役，解放了水陆交通要点——马头镇。之后，我军又一度攻克了郯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组织了抗日民主政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12月下旬，罗荣桓政委回到鲁南，他和陈光一起住在大炉抗日民主人士万春圃的家里。我党我军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首长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受到万春圃一家人的赞赏。他们便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做万春圃的工作，使他更加靠近我党我军。
1940年1月，罗荣桓政委总结了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斗争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陈光在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有阵地，才能坚持抗战。”罗荣桓与陈光分析了当时鲁南敌我斗争形势后一致认为：解放为恶霸地主孙鹤龄盘踞的白彦，是扩大和现固鲁南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措施。于是，决定集中师直特务团、六八六团等部队发起白彦战役。2月11日，师直属队和作战部队，分别从驻地出发，迎着寒风，冒着雪花，隐蔽而迅速地向白彦进军。当部队兴致勃勃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时，就见罗荣桓和陈光身披风衣，精神抖擞，乘马奔驰而过，士气更加旺盛。2月14日拂晓前，进攻白彦的部队已将敌四面包围，攻击部队已竖起云梯，冲破敌人的防守，攻入围寨，按照预定的的作战部署，经过激烈的战斗，一举消灭了汉奸顽固武装，解放了白彦。尔后，又经过了三次反复，10多天的作战，共歼灭敌900余人，取得了白彦战斗的胜利。
白彦战斗后，我被分配到师司令部做机要秘书，来到陈光身边工作。一天早饭后，我跟着警卫员，带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走向陈光的住处。那是一个单独的小院，极普通的三间土坯房。我走到门口，喊了声：“报告。”陈光一面回答“进来”，一面从凳子上站起。我向他敬礼后，紧接着说：“首长，我来报到。”陈光同我握了手，并让我坐下。我虽然多次见过陈光，仍不免有些紧张。陈光打量了我一下，像长辈一样关怀地问：“你读了几年书？”我回答说：“上了10年学。”陈光微笑着说：“那你可真算知识分子了。”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组织已经考查了。今天，我们就谈谈机要秘书工作。机要秘书工作很多，如管理文件、材料、做会议、谈话记录等等，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管理机要电报。你准备几个笔记本，今后，凡属党中央、中央军委、总部的电报指示、综合性敌情通报，要分类抄录在本子上，并很好保存，便于我们经常阅读，研究执行。对发出的重要电报，也要抄录在笔记本上，便于经常检查执行情况。这些，都属于绝密和机密，绝对不能遗失。工作要细致，不能粗枝大叶。”当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没有经验，怕做不好，以后请首长随时指示。”陈光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那清晰宏亮的声音，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1940年3月，师政治部新闻台收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未等印出来，罗荣桓政委就将抄稿看完了，还指示我交给陈光阅看。陈光一口气看完了这篇文章，连声说：“很好，很好。”接着，他又有重点地看了一遍，当看到一些精辟论述时就大声读起来。看完后，他要我把要点摘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以便反复地学习研究。从3月中旬开始，他利用敌人尚未对我军“扫荡”的空隙，抓紧对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重要指示学习研究(这一时期，罗荣桓主要到驻地做调查研究)，围绕对敌斗争、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我党我军力量、创建根据地等有决定意义的一些重大问题，一部分一部分地阅读。他阅读文件时精力很集中，对一些重要段落和论点，都是一边看一边读，以加深理解，直到弄通为止。陈光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对顽固派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十分赞赏，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少数反共顽固派袭击我军、杀害我军政人员的罪行极为愤慨。有一次，他故意问我：“你怎样理解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我看到陈光情绪很好，就说：“我还得好好学习。"陈光高兴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贯穿和体现着又联合又斗争的精神。结合山东，特别是鲁南地区具体情况，坚决执行，就是贯彻这一原则，也就一定能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
陈光对党中央给予一一五师的任务，即：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主力，创建鲁南根据地，十分重视。他联系当时肩负的重任，经常思考，必须粉碎敌人的“扫荡”，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如果不能保存自己，则其他都是空谈。因此，他在阅读研究党中央指示时，经常关注敌人的动态，在他挂的地图上，敌人的据点、兵力部署、番号、人数及我军所处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
对鲁南地区的许多地主武装，罗荣桓与陈光都作了妥善处置，对抗日爱国的分别争取，组编为地方抗日游击队，对反共投敌充当汉奸的则予以打击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些零散的地主武装已基本解决，只剩下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及国民党第十军团暂编第六师。当时，这两支部队都还抗日。罗荣桓与陈光积极对他们开展团结争取工作。师部确定由陈光出面，宴请暂编第六师师长孔昭同，谈判联合抗日事宜。孔昭同是孔子的后裔，在当地上层人物中有一定影响。为准备这次谈判，陈光口授了谈话要点，我记录后整理成一份提纲。那天早饭后，约10点多钟，孔昭同带领随从副官、马弁等10来人到了师司令部驻地哨里村边。我军接待人员陪同孔昭同来到陈光房前，陈光在门口迎接了客人。进入简陋的屋内后，围方桌坐下，又互相致意。陈光代师长说：“欢迎孔将军前来共商抗日大事。现在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生路，妥协投降只是死路一条。贵军愿与我军联合抗日，实为民族之大幸，人民之大幸。我本人并代表我军表示竭诚欢迎。”孔昭同首先赞扬了我军坚决抗战及取得的多次胜利，尔后，又就交换情报、日军进攻时互相援助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孔昭同不仅和我党我军共同抗日，在病危中还嘱咐其儿子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不兼并我们的部队，他们一定能胜利。你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八路军走。”孔昭同病故后，儿子接替他的职务，一直同我党我军保持着友好关系，致使邹(县)滕(县)边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以后，该部自愿编入我军。
1940年3月中旬，鲁南周围敌人各据点开始增兵，陈光判断可能是要向我根据地进攻，便指示所属部队加强战斗准备。3月19日拂晓，敌人分数路向我师直属队合击，向我警卫部队猛烈进攻。警卫部队立即还击，掩护师直属队向后转移。同时，六八六团在白彦附近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枪声一响，陈光便带一名作战参谋和几名警卫员到了前沿阵地，指挥整个战斗。经过一天的阻击，我军杀伤了大量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于黄昏前集结，安全转移到了白彦以东12里路的刘庄。陈光回到师司令部已是深夜了，他不顾一天的劳累，直到询问清楚战斗情况后才休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罗荣桓政委打来了电话，我立即拿了纸和笔，准备记录电话要点。只听罗荣桓政委说：“从周围敌情的变化看，敌人不仅是进攻白彦，很可能要对鲁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陈光完全同意罗荣桓的分析和判断，并在电话里向他叙述了昨天战斗的情况，表示要立即在全师研究和部署反“扫荡”。两天后，罗荣桓回到了师政治部，陈、罗首长发出了反“扫荡”的作战指示，要求主力部队转移到敌人的后方活动，内线和外线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扫荡”。
4月下旬，敌人集中8000余人，开始对鲁南根据地大“扫荡”。针对敌人“分进合击”和“分区包围”的战术，我师直分了几个梯队活动：司令部及所属通信营、特务营为一个梯队，由陈光率领与指挥；政治部及附属单位、警卫连为一个梯队，由罗荣桓率领与指挥；供给部、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单独活动。师主力部队分别转移到根据地外围机动位置，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伺机向敌伪据点和交通线进行破袭，配合内线，打破敌人的“扫荡”。到边缘区作战，我军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特别是给养的筹措，既要保证部队的吃饭，又要执行政策和群众纪律。有一次，为冲破敌人对师司令部及直属单位的合围，我部转移到了根据地外围东北军一一二师驻区。因供给困难，陈光便指示我带两名警卫员到附近区政府筹集粮食。我到后，恰遇一一二师两名军需人员也在区政府商讨筹粮事宜。我说明来意后，一一二师一名军需稍加思考，便表示愿协助我们共同解决。经过协商，区政府下了通知，几个村的群众很快把粮食送到了我部。我回来，向陈光汇报了这一情况，他高兴地说：“罗荣桓同志确定我们对一一二师以友军相待，并做了许多争取、团结工作，现在证明，都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正确的。”
在我内线与外线密切配合下，经过七天的周旋和战斗，粉碎了敌人对抱犊崮山区的合围。26日，大部分敌人分路向各据点撤退。这时，师司令部转移到了费县西北部的常庄。陈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趁敌人撤退之际，歼灭其一路，以扩大反“扫荡”的胜利。这时，驻常庄东南松林的一股敌人，似要向平邑撤退，正是歼灭它的好机会。为此，陈光进行了具体部署：由特务团、六八六团、苏鲁支队分别从西、南、北三方面堵截敌人，并命令司令部的一名科长带一个连队进占常庄与松林间的要点，监视敌人行动。谁知，监视敌人的那个连队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这股敌人直奔常庄。当时，在东南方向担任警戒的又是一个缺乏战斗经验的新部队，他们的排哨设在山头上。当天夜晚，敌人绕过排哨，到了常庄村边。午夜，才被我哨兵发觉，立即开枪射击，并投掷了三颗手榴弹。机关人员听到信号后，紧急集合在村西北角，待命转移。这时，敌人的前哨班已经展开，端着刺刀，向我警戒班发起攻击。掷弹筒已打到村子里，陈光仍站在电话机旁和警卫部队通话，命令警卫部队坚决阻击敌人。半小时后，少数敌人隐蔽地袭进村内，沿着大街前进。陈光还守在电话机旁指挥，参谋、电话员多次催他快走，最后，干脆拖着他走出小屋，恰与冲到街上的敌人相遇，陈光机敏地翻过一个小围墙，躲过敌人。接着，钻进一个小胡同。又翻墙从老百姓的院子里脱身出来。机关的同志们都十分关心陈光的安危，直到他回到机关才放了心。
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我军又经过几次战斗，历经一个多月，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鲁南山区的春季大“扫荡”，共歼敌2000多人。不仅保卫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我军还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师直属机关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后，于6月中旬转移到了天宝山区。师司令部驻在天宝山脚下的桃峪村。天宝山区是联结鲁南与鲁中的战略要地，是巩固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重要支撑点。而当时的这个山区，却被日伪特务的地主反动武装——廉德三民团统治着，解决这部分反动武装，就成为紧迫的任务。罗荣桓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考虑，决定釆取“借路”抗日的策略，首先将战斗部队开进天宝山区中心村庄，然后再占领附近制高点。陈光完全同意罗荣桓的正确决策，派人与天宝山乡乡长兼民团团长廉德三谈判。廉德三虽然内心极端仇视我党我军，千方百计阻止我军入境，但对我们的这一正义要求，却找不到言词拒绝，只好答应。这一天，我军经过周密布置，特务营及一些直属单位，于午饭后从驻地出发，经过3个多钟头行军，在4时左右分别到达了天宝山乡中心的几个村庄。避难的群众看到八路军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纷纷回到村里，这样，我军控制了天宝山区，并将廉德三民团收编，改编为天宝山大队。
7月初，师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了民运工作队，在天宝山区配合区党委及县委工作团开展地方工作。这时，陈光与罗荣桓政委商量决定，由我和另外两名秘书徐明辉、张秋桥组成一个群众工作组，到由吾乡的大、小由吾村。开始，我不理解领导的意图，觉得工作这样多，怎么还派我们去做群众工作呢？陈光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再三对我们交代：“你们要注意调查研究和发动基本群众。要调查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对抗日的政治态度，村政权、自卫队由谁掌握。不要只听上层人物嘴上讲的。工作要做扎实。”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为了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后，我们经常把调查的材料和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陈光很重视这些报告材料。
日伪特务极端仇视我军进驻天宝山区，经过密谋策划，于8月初发动天宝山民团叛变，将我控制天宝山区制高点的一排战士缴械，捆绑后送给费县日军杀害。接着，民团又占领了天宝山的主要阵地，袭击和阻击我在天宝山周围活动的小部队，杀害我军执勤人员。同时，对群众进行欺骗、威胁，并采取强制措施，将男女老幼一律赶上南大顶、天宝崮等几个山寨与我对抗。民团叛变后，许多同志建议以武力解决，罗荣桓和陈光一再劝说：“那样做必然要伤害群众，政治上对我们不利。”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围困”办法，促其内部分化，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但是由于敌特严密控制，民团为反动地主所掌握，堵死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我军遂于9月中旬，发起了平息天宝山叛乱战役。在组织进攻前，陈、罗首长一再强调，要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杀害已缴枪的俘虏，绝对不许伤害群众。如发生火灾，要组织灭火，抢救群众生命财产。战役由陈光具体指挥。参战部队于黄昏前将缴获的九二步兵炮架设在南大顶东面的山梁上，对准叛匪围寨的东寨门。随着“隆隆”的炮声，突击队冲开缺口，很快占领了围寨，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天宝山区的解放，扩大和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使鲁南和鲁中联结在一起。
创造模范党军
1940年9月，一一五师在师司令部驻地桃峪召开了旅和支队以上干部参加的高干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一五师进入山东敌后以来，发动组织群众，同日伪军、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经验，发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模范党军的条件是：(一)明确地了解党的政策；(二)普遍深入地建立和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三)高度的政治团结，无比的阶级友爱；(四)发扬灵活、机动、果敢、坚决的优良传统；(五)严肃、紧张、坚持、精细的工作作风；(六)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扬。会后，各部队根据高干会议的决定开始有计划地整训。陈光很重视部队的整训工作，亲自到附近部队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对于部队的军风军纪、内务卫生、军人礼节、制式教练，以及射击、刺杀、投弹、迫近作业等四大技术训练，他都按照条例、教程、教范以及有关规定严格进行检查，为实现模范党军创造条件。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师指战员无不愤慨万分。肩负军事指挥重任的陈光更是焦虑不安，不停地思考着形势的变化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他多次找罗荣桓政委交谈。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准备。按陈光、罗荣桓的指示，师部发出了支援新四军的动员令。师司政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坚决服从命令，随时准备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作战。
一天上午，机要科收到一份毛泽东发给陈、罗及一二〇师、一二九师首长的绝密加急电报。由于事关重大，时间紧急，我未来得及抄录在电报本上，即将底稿送给陈光。陈光看了两遍，要我送罗荣桓阅。罗荣桓看后，就拿着电报来到了陈光的屋里。他们充分估计了形势逆转的危险、发生全面内战的可能以及投降派的阴谋活动，同时也分析了克服投降、内战危机的有利条件。根据形势发展，他们充分考虑了一一五师南下华中的方案。经过几次讨论后，罗荣桓亲自起草了电报稿，以陈、罗名义上报毛泽东。电报表示：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部队南下华中虽有不少困难，但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
1941年2月，一一五师指挥机关移驻临近以北的青驼寺，与山东纵队靠拢。3月，为了开辟与扩大滨海解放区，师直属队又转移至滨海区临沭县寨子村，师司令部驻寨子。
3月下旬，教导二旅、山纵二旅一部紧密配合，发起青口战役，陈光亲临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以迅猛动作，对青口周围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发动了攻击。经三天激战，击退了增援之敌，连克青口外围据点10余处。扫清敌伪外围后，遂发起对青口守敌的总攻，迅速突破城墙，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毙俘敌大部。最后将敌人压缩在两个碉堡内。拂晓，新浦援敌赶到，我军遂撤出战斗。18名战士攻入敌人纵深，未来得及撤出，被敌人包围。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子弹打光了，就把枪支毁掉，用枪托、砖瓦与敌人搏斗，最后壮烈牺牲。
7月中旬，《战士报》社的同志找到我，想请陈光写一篇纪念八一的文章，对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把他们的要求立即转告了陈光。陈光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便要我先找点材料给他看看，随后，他口述了文章要点和提纲。文章写好后定为《论武装斗争》，阐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及我军建军的重要经验，发表在师政治部出版的《战土报》八一专刊上。(https://www.daowen.com)
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天刚亮，接受检阅的部队已经全部集结在新修建的广场上，阅兵总指挥、师参谋长陈士榘，跑步向罗荣桓、陈光报告：“准备完毕，请首长检阅。”这时，陈光骑上了他那匹枣红马，在陈士榘总指挥陪同下，开始对部队检阅。每走到一个方队前，威武雄壮的战士们立正敬礼，陈光等举手向战士们还礼并亲切地问候：“同志们好！”战士们以整齐宏亮的声音回答“首长好！”之后，罗荣桓政委站在检阅台讲话。接着，进行分列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检阅台，接受首长们的检阅。阅兵仪式结束后，部队分别在各个场地举行刺杀、射击、投弹和田径、球类等项目的军体比赛，并进行了政治测验。这次阅兵，进一步推动了部队的整军热潮，加强了部队的军政建设。
夺取沂蒙反“扫荡”的胜利
青纱帐已倒，敌占城市及周围据点开始增兵，并且调动频繁。1941年11月初，日伪军5万余人，在日军侵华总司令烟俊六亲自指挥下，开始向山东根据地中心之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妄图把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沂蒙地区之武装部队全部围歼。11月3日夜，师直属队及山东分局、战工会等机关，转移到沂水以南之留田村一带。这时，陈光回到师司令部。他回机关后，就和罗荣桓一起了解敌情，积极参与反“扫荡”的指挥。
11月4日拂晓，师司令部与山东纵队司令部的电话联系突然中断。10时左右，得知驻在马牧池的山东纵队司令部遭敌长途奔袭，详细情况不明。此时，敌人已从北、西、南三面将留田包围，并逐步缩小包围。罗荣桓、陈光不时地到挂满地图的作战室了解敌人进攻的情况，并考虑我军应采取的对策。5日早晨，已清楚地听到敌人继续进攻及我警卫部队阻击敌人的枪声，情况愈来愈严重。中午，敌人已逼近留田村，师司令部于12时转移到了距留田东南五里路的牛家沟。敌人已从三面包围上来，只在东面留着一个缺口，显然是有险恶的阴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师首长一致决定黄昏后突围。但是，向哪个方向突围？突围后又向何处去？陈光考虑向南——临沂方向突围，以威胁敌人的大本营临沂。这一点，他和罗荣桓的意见是一致的。关于突围后的去向，陈光主要从师直属队、山东分局机关的安全考虑，主张在靠近临沂敌兵力薄弱处向东，越过沂河和沭河转入滨海区。罗荣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从“敌进我进”的原则出发，不仅考虑到直属机关的安全，更重要的还考虑到有利于打击、消灭敌人、粉碎敌人“扫荡”，提出向南突围成功后向西，穿过临(沂)蒙(阴)公路，转向合围之敌的侧后。敌合围扑空后，必然重新调整部署，这样，我军就赢得了时间，变被动为主动。陈光及其他首长都同意罗荣桓的这一决策。
天黑了，四周敌人的枪炮声已停止。敌人已构成了三道封锁线，在密布的警戒哨位上，点起了堆堆大火，我机关部队2000多人，分别在驻地村边集合，于晚7点多钟出发，罗荣桓亲率警卫连走到最前面，陈光走在师司令部的前面。部队在敌警戒哨只有三里多路的间隙里，快步行走，首先经过张庄，又经过高里，一夜之间，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拂晓前，安全地突出重围，顺利地穿过了临(泝)蒙(阴)公路，到达了公路西侧的汪沟一带。按预定计划，，机关、部队在此隐蔽休息。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尘土飞扬，敌人万没想到我军已安然地穿插到他的侧后方。
敌人合围扑空后，寻找我军行迹，以重新组织合围。17日，敌人似乎发现了我军指挥机关，遂组织兵力向大古台合围。罗荣桓、陈光分析了这一情况后，决定趁敌人合围之际，再东越临(沂)蒙（阴)公路插到沂蒙根据地中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黄昏后，部队从大古台出发，拂晓时，天起了大雾。部队迅速安全地穿过了公路，于18日上午转移到李家峪，回到了根据地中心地区。敌人的合围又扑了空。
我军粉碎了敌人第一阶段的合围阴谋。于是，敌人改集中合围为“分区拉网合围”战术，并在根据地中心增设据点，实行分割，以限制和破坏我军的行动。从11月25日到28日，师直特务营连续数次阻击敌人进攻，掩护师部机关和直属队安全转移。11月27日，我军转移到沂南县的石红峪、安保庄。拂晓，遭一股敌人袭击。战斗发生后，罗荣桓亲率警卫连一个排，占领了村西南的山头，阻击敌人进攻，陈光则立即率机关向北转移。这时，敌人已侵占司令部驻村西南的另一山头，我师部机关和直属单位遭到敌人袭击，队伍发生混乱。罗荣桓、陈光命令参谋人员和各单位领导干部，指挥机关部队转入路边的河沟隐蔽前进。部队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渡过了汶河，转移到常山庄休息待命，再次打破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日军通过“扫荡”，占领了位于垛庄以东的绿云山，并在此设立据点。这里是南沂蒙与北沂蒙联络的要点，敌人设立据点，卡断了南北沂蒙的联系。罗荣桓和陈光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工事尚未构成之际，消灭这股敌人，并确定陈光具体指挥这次战斗。28日，我特务营将600多名敌人围困在绿云山附近，激战一日，敌人多次突围均未得逞。是日下午，山东纵队二旅又调来一个营配合特务营歼敌。黄昏后，各突击部队充分发扬了我军夜战的特长，经过激烈战斗和反复地争夺，歼灭了大部敌人，缴获了部分武器和物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及根据地人民的胜利信心。
12月初，罗荣桓由骑兵通信排护送到北沂蒙山区，向山东纵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师直属队由陈光率领，又转回南沂蒙费县的北部地区。师司令部驻在费县北部的大沟，这是背靠五彩山的一个小村庄。3日拂晓，敌人合击部队攻入村头，陈光听到枪声后，迅速率领部分人员突围，并与萧华主任率领的政治部机关人员会合向西转移，脱离了危险。敌人第二阶段的分区拉网合围“扫荡”计划亦遭到破产。嗣后，陈光率领师直属队转移到天宝山区，中旬以后，向滨海地区转移。由于敌人对滨海地区的“扫荡”尚未结束，我师直机关在白山一带进行了一周的休整，初步总结了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当时，机关中少数同志反映：如果留田突围后，我们不再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不转入内线，就不会有损失了。陈光对罗荣桓确定的“敌进我进”的原则以及反“扫荡”战役的决心和决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以战斗实践说明我军转入内线坚持斗争的重大意义。根据多次胜利突围的成功经验以及大青山遭敌袭击的教训，他明确指出：情况不明及对敌情判断的错误，是我们吃亏的根本原因。使大家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坚定了信心。
沂蒙人民在罗荣桓、陈光指挥下，经过50多天的极其艰苦的斗争，粉碎了5万余敌伪军的“扫荡”，谱写了一曲胜利的凯歌。
渡过最艰苦的一九四二年
1942年，是山东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陈光和师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在一起，继续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打击、消灭敌人，巩固根据地，坚持山东抗战而辛勤地工作。
3月底，师司令部转移到了临沭县的朱樊，开始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陈光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他和罗荣桓一起回顾了一一五师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一致认为，发动群众，一般的应从开展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和发展生产着手，这样，基本群众才能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恰在这时，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由苏北来到朱樊，住在师司令部，帮助解决山东分局工作中的问题。陈光详尽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肯定了山东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同时指出了领导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陈光参加会议听取报告，并且摘要作了记录。会后，又要我把记录送给他看。按照过去的习惯，电报、文件送他阅后，由我保存。这次，他接过记录本，翻了几页后说：“放在我这里吧！以后我还要常看一看，很重要啊，解决了山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脸上显露出了愉快、兴奋的表情。
4月中旬，在刘少奇帮助下，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过去4年的工作，找出了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战斗任务，使山东出现了新的转机。分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山东各根据地陆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陈光很关注运动的开展情况，他要我把《大众日报》有关减租减息运动的报道收集起来交给他。当他看到贫雇农分得了胜利果实，庆祝胜利的消息时，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好！”
入夏以后，由于天气干旱，师直属队驻地的临沭、莒南等县，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密集的飞蝗遮住了太阳，所过之处，玉米、谷子等禾苗被吃得精光。罗荣桓、陈光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指示师直机关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协助群众开展灭蝗斗争，白天用网、盆等工具捕捉，晚上点起火堆捕杀。经过军民奋战，减轻了灾害的损失。
陈光富有远见，不仅关心当前的形势和斗争，而且关心未来的形势和斗争。一天早饭后，他交给我一份文件，说：“这是写给新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信中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也分析了今后的形势和任务，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不仅对新四军，对我们同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你抄一份我们存阅。”我随手接过看，原来是刘少奇写给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赖(传珠)诸同志的一封长信。我用心地抄完，又仔细地校对了两遍，然后将原信及抄件一块儿送给了陈光。他说：“少奇同志很关心我们一一五师，原信我们要退还少奇同志，抄的这份留在我这里吧。”以后，他把这封信随身带着一直到了延安。
7月7日，教导二旅和地方党委确定在赣榆县马鞍山举行抗日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陈光怀着对革命先烈深切悼念的心情前往参加。8月2日，举行了盛大的民众公祭，陈光特地从驻地赶来。主祭人宜读了沉痛的祭文之后，陈光致悼词，他面对着烈士塔，悲痛而庄重地说：“英勇牺牲的烈土们，你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你们的死是有代价的。你们是最先进、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你们为民族、为党、为国家而牺牲，你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坎里。”
从1941年春季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统治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并采取“蚕食”政策，向抗日根据地边沿区推进。到下半年，滨海根据地仅剩下临沭、莒南等县的小块地区。我师直属队也就只能在这一地区的朱樊、夏庄、东盘一带转来转去，物质生活也遇到了许多新的困难。陈光、罗荣桓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鼓舞斗志，坚定胜利信心；军事上、加强边沿区、游击区的工作，利用小分队及地方游击队反“蚕食”、反封锁；在组织上，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加强连队，减轻人民负担，精减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充实了战斗部队。同时，提出了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机关、部队开荒、种菜、搞运输。进行节约一粒米的教育，扎扎实实地开展节约粮食、被服、灯油、办公用纸等各种物资活动。罗荣桓、陈光还带头节约衣服、鞋子，与战士同甘共苦。
入冬后，陈光身体状况逐渐转坏。罗荣桓多次劝他到后方体养。11月，敌情较缓和，他带特务营一个排到后方兵工厂所在地——临沭县胡子村休养了半个月。身体状况好转后，他又投入了战斗。
早在8月初，驻在滨海甲子山地区的东北军一一一师2000余人，在师长常恩多和政务处长郭维城率领下脱离国民党军建制，参加了八路军。但该师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却坚持反动立场，抢占了我甲子山区，和我军打了个两进两出。12月，罗荣桓政委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发起第三次甲子山战役，并决定由陈光具体组织指挥。当时，抗大一分校驻在滨海北部的莒县桑园，担任对孙焕彩部的警戒。陈光来到抗大一分校后，顾不上休息，就带着参谋人员，步行20多里，登上抗大前沿警戒哨位。他蹲在工事里，趴在隐蔽物的后边，从不同的方向，用望远镜详细观察敌人师部石场驻地，以及周围的地形、地物、道路。山头上阵阵寒风吹来，陈光毫不觉冷，从这边走到那边，从这个工事跳进那个工事。跟随他的参谋细心准确地绘制了观察到的地形、地物图，标记了敌人的防守设施、警戒位置等。回来的路上，陈光边走边说：“通过这次侦察，看来还要先攻石场，中心开花。”
12月17日战役开始，各纵队利用黄昏后的夜幕向进攻地点开进。陈光率少数人员，随右纵队的尾后前进，于12时进入指挥阵地——赵家土山村西北的高地。大家站在这个高地瞭望、观察，等待着信号。凌晨3点，甲子山上点起了三堆大火，这是迂回纵队已占领阵地、顽军退路已被切断的信号。陈光及在指挥阵地上的同志们望着三堆大火，共享着初胜的喜悦。又过了两个小时，天空又升起了三枚信号弹，说明左纵队已攻占址坊。这时，陈光以及指挥所的全体同志都在焦虑地等待着右纵队的消息。直到天亮，才接到右纵队的报告，原来部队出发时，由于天黑，向导带错了路，拂晓前，赶到了进攻地点，一看是朱芦，再转回石场时，天已大亮了，结果失去了攻击的机会，使整个战役未能按预定计划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陈光决心由右纵队白天强攻石场。但进攻石场的通道上有顽军的一个火力很强的碉堡，必须首先夺取这个碉堡。强攻碉堡的任务交给了教导五旅十三团特务连。攻击的时间到了，平射炮射出了仅有的三发炮弹，虽然命中了目标，但未能摧毁敌人钢筋水泥工事。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勇士们一个个倒下去，第一次攻击未能奏效。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击，也未能成功。陈光遂改变部署，对石场顽军采取了紧缩围困，逼其突围的战术。敌被围一周之后，于28日夜晚向东突围，我军追歼其大部，俘虏千余人，全部收复了甲子山区。战役结束后，又对收容的顽军家属、子女，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对伤病者给予治疗，之后，发给路费优待费，送回该部，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为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1943年1月中旬，师部又命令教导二旅在滨海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郯城战役，迅速扫清外围据点，一举攻克了郯城。陈光亲临前线组织指挥了这次战役。
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陈光不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同志们都说他看起来很严肃，有时还发牌气，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关心干部、战士，自己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讲话实际，处理问题果断。
陈光大部分时间是下部队，不大坐在机关里。除一般的调查情况，检查、帮助工作外，凡有大的战役战斗行动，或领受了重大任务，他都要到部队去帮助指挥和组织实施，以保证任务的完成。他关心部队，关心干部，关心战士，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把部队的吃饭、穿衣放在心上。在紧张的反“扫荡”中，他亲自抓粮食的筹集。在部队紧张整训时，他指示各单位要加强行政管理，改善部队的生活。战斗中，他指挥部队讲战术，尽量减少伤亡，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他支持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对部队加强政治教育，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师司令部机关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更亲身感受到他从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和爱护。勤务员王秉强是个很聪明的小鬼，工作做得不错，陈光就帮助他学政治、学文化。为了更好地培养他，陈光还向组织提议，调他到作战科任测绘员，使他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警卫班的警卫员，都是经过保卫部严格审查选调的优秀班长或战士，但他们文化水平都比较低，陈光就让我担任业余文化教员，给他们上文化课。他说：“党中央号召干部、战士学文化，这很重要呀！这也算我给你的一项工作，要备好课、上好课。”我在他身边工作，除工作上经常得到指教外，他还让我参加高级学习小组，同他们一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联系我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帮助我理解学习内容。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也是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既反对了右的错误，也反对了‘左’的错误，才使我们党沿着正确的路线、方向发展到今天。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经验。"1942年，在动员整风学习后，他帮助我分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产生的根源，研究克服的办法。他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区别，不要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做无产阶级的东西而保留下来。”这些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整理、抄录文电材料，有时要在陈光的房子里进行，到开饭的时间，他总招呼勤务员多打一个人的饭，让我留在他那里吃饭。开始，我实在不好意思，但也无法推辞。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谈工作。他说：“军队工作，一定要有时间观念。时间很重要，一定要抓紧，不能误了时间。”后来勤务员每当开饭时看到我在那里工作，不再等打招呼，就主动多打一个人的饭菜。1941年6月的一天早饭后，警卫员从陈光屋里出来对我说：“首长找你。"我带着笔记本、钢笔去了。一进屋，陈光却从床铺上拿起了一套黄绿色的新军装，对我说：“这是五旅给我送来的，我已有了，送给你穿吧！”我知道他的脾气，这些事，只要他决定了的就从不改变，我只好领下来。1940年12月，师司令部驻在费县北部的聂家庄。当时为对付敌人的“扫荡”，保证我军夜间行动，地方上开展了打狗运动。管理科的同志知道陈光爱吃狗肉，给他送来了一条狗。他亲自动手烹调。狗肉烧好后，司令部的几位科长、参谋都到了，围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一边说笑，就像一家人过节一样。每当夏天和秋天，地方政府送些水果来，他和罗荣桓一样，从不自己食用，而是用来招待客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陈光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开会不迟到，办事不拖拉、不马虎。他对下级要求很严格，对于完不成任务的失职行为，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他都不能容忍。他生活艰苦朴素，经常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要严格按供给标准办事，不能超过。师首长的小灶伙食，通常只是一两个菜，一个汤，与大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比大灶油稍多一点，细粮多一点罢了。在环境困难时，他也常吃粗粮。1941年秋天，党中央发来了一份不寻常的电报：为保证陈(光)罗(荣桓)身体健康，特决定，每月各发给两只鸡的实物补助。我高兴地转告了管理科照办。过了几天，罗荣桓和陈光又亲自把管理科的同志找去，交待说：“这是中央对我们部队的关怀，我们小灶生活已经不错了。现在大家都困难，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多照顾我们。”1943年3月，陈光遵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部队到延安学习。临行前，他看望了机关的干部、战士，还找一些同志进行交谈，征求意见。同志们也都依依不舍，请求他作指示。临行的前两天，我怀着惜别之情，到他屋里，请求他最后给我指导。陈光和我谈了很多，最后他对我说：“今后要多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虚心学习基层工作经验，工作要讲实际效果。”他临行前的宝贵教诲，至今仍时时响在我的耳边，鼓舞着我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