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同志在鲁南
李新阶
1940年，我有幸在罗荣桓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蒙受教诲，铭记在心，永远难忘。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将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些事回忆如下，以寄托思念之情。
一
1940年2月的一天早晨，风雪弥漫，寒气逼人。我们奉命参加白彦战斗。一一五师直属队由苍山县大炉地区向西开进。我们宣传队在师政治部后面行军。雪越下越大，融化的雪水浸透了棉衣，道路泥泞，鞋袜也都湿了。走了一天，又饿又冷又累。傍晚准备宿营时，看到一位身材高大，举止庄重的首长，戴着一副眼镜，披着浸湿了的大衣，也和大家一样，步履艰难地进入宿营地。有人说：“罗政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荣桓同志，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就是我以后整天跟随的首长，培育我成长的恩师。
行军的第三天，到达白彦西南方向的南洞。师宣传部长赖可可找我谈话，让我到政治部去任秘书。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在宣传队没有什么特长，才调出的？我文化程度低，秘书工作怕干不了。”赖部长作了解释，说明了秘书工作的重要，然后又讲了注意事项。就这样，我带着文化程度低、怕干不了的心情去报到了，那时我不满18岁。
来到政治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罗荣桓同志这么高级的首长，心情很紧张。向首长敬礼后，罗荣桓让我坐下，并同我和在政治部帮助工作的周之同攀谈起来。他看起来很严肃，但谈起话来很和蔼，在询问了我的家庭出身、上过什么学校等以后，说：“让周之同给你讲讲怎么干秘书工作。”周之同像老大哥对待小弟弟那样，手把手地教我，又把抄录电报的本子、公文包交给我，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作机要工作。”罗荣桓同志在一旁插话：“你刚来，情况不熟悉，让周之同在这里帮助你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由于谈话就像啦家常一样，我紧张的情绪也就慢慢消失了。周之同带了我一段时间就回组织部了。我初当秘书，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也就难免了。
过去，我从来没用过电话。有一次电话铃声一响，我去接电话，结果把送话的一端放在耳朵边了。罗荣桓同志看见后，就教我怎样使用电话，然后对我说：“来的电话都要登记，没有听清的要问清楚，不然会误事的。”
罗荣桓同志是湖南人，说一口家乡话。警卫班的同志和我大部分是北方人，他说话我们有时听不懂，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因为一篇稿件要和宣传部部长赖可可面谈，对警卫员说：“找宣(先)传(言)部长来。”警卫员听成了找咸盐部长来，想了想政治部没有个咸盐部长，就把我叫出去问。我也没听明白，只好再请示罗荣桓，最后才弄清楚是找宣传部长来。还有一次，罗荣桓同志写了一个讲话提纲，用过后交给我，让我整理一下。我没干过这方面的工作，就根据他拟定的提纲和讲话内容，写成文字，送给他审阅。他看过后笑了笑说：“不是这样整。应该根据内容，有的可列为一条，有的可列为两条，抄在本子上，备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整成文件或文章，准备下发或登报用。总之，应根据需要和要求来整理。”罗荣桓同志的指示非常宝贵，对于提高我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很有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二
1940年3月，罗荣桓同志从鲁南到鲁中沂蒙山区出席山东军政委员会会议，我随行。我们离沂蒙山区较远，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途中，有些情况，他亲自处理，有些事，他教我处理，使我学到许多宝贵知识。2月下旬，我们从南洞出发，通过白彦到山阴与六八六团一营三连会合，由三连护送。第一天行军比较顺利。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我们刚通过一个村庄时，突然有两辆满载敌人的汽车从西面开来。罗荣桓同志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有四五十人，根据情况判断，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他说：“因为我们有任务，不然可以打他一下。”我问：“如果打的话，怎么打法？”他说：“部队迂回到村子西边的高坡，从高处向下打……”我听后不由暗暗点头。
第三天黄昏，我们到达敌人严密封锁的滋临公路附近，要从大平邑和铜石之间通过。在通过公路时，罗荣桓同志让我和警卫员何登仁骑马先行。尽管三连已经过了公路，两个战土正在执行破坏电话线路的任务，我还是有点紧张，也没有向周围观察，就匆匆过了路。接着，罗荣桓同志也跟着过来了。走了六七里路，在一个村子宿营时，他问我：“过公路时你观察到什么？”我说：“只想迅速通过，没注意观察。”他说：“通过封锁线要沉着，行进速度不要快，要边走边观察，在没发现情况时，再快速通过。”他继续说：“刚才过路时，在西面有几个老百姓推着两辆小车向西去，这就说明没有敌情。”当我问在此地宿营离公路太近是否安全时，他说：“前面的情况不了解，怎么走呀？再说，我们刚到这里，敌人还未发觉，待敌人发觉后，我们已经走了。”晚上，他除让三连注意警戒外，还要我起来查哨。我们在这里安安稳稳住了一夜。
天未明，我们即开罢早饭继续行军。走了一天，到达七团驻地岳家村。七团是抗战初期萧华同志在冀鲁边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以后经鲁西、泰西进驻费县西北地区。在七团，罗荣桓同志听取了汇报，讲了对付当地封建会道门无极道的对策。在这期间，七团司令部的参谋给我们绘制了去孙祖的路线图。我们由岳家村出发，经燕窝石、王庄、大寨沟、石屋山等地，经几天行军，到达山东分局驻地——孙祖。
在孙祖期间，罗荣桓同志整天忙于开会，三连和其他人员休息。会议开了约一周。3月10日左右，我们按原路线返回。临行的那天早晨，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罗舜初同志，把分给一一五师的许多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交给我们带回去。
离开孙祖，经石屋山、五圣堂，第二天到达七团活动的地区。侦察员顺小路走在最前面，大约11时左右，快到七团驻地了，我和何登仁往西南方向走大道，罗荣桓同志跟着侦察员往西走小道。突然听到一阵枪声，我骤然紧张起来，迅速赶到出事地点，才知道发生了大事故：当侦察员和七团的哨兵接触时，说明是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从山东分局开会回来了，哨兵不信。侦察员为了表示诚意，当即把枪交给他。此时，罗荣桓骑马上来了，哨兵误认为是敌人上来了，就开枪把侦察员打死，也朝罗荣桓开了枪。罗荣桓同志迅速从马上跳下来。为掩护首长，三连连长命令机枪班向空中打了一梭子子弹，迫使七团的警戒分队撤退，避免了一场大的灾祸发生。对此，罗荣桓同志很生气，让我立即去七团联络。七团的首长说：前几天，惯匪刘桂堂的部队从这里过，因此加强了警戒。另外，我们估计首长会穿过蒙山从猪尾巴沟过来，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
第二天，七团党代表大会开幕，请罗荣桓同志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用了一个多小时，讲了形势和任务，并结合七团实际，讲了这次发生的事件。罗荣桓同志气愤地说：“侦察员把情况都给你们说清楚了，你们不信，人家把枪也交给你们，你们还是不信，并开枪把人家打死，你们这是执行的什么政策！幸亏你们的射击技术不怎么样，不然还会犯大错误哩。”七团的同志面带愧色，有点坐立不安。
七团党代会结束后，罗荣桓同志离开七团驻地，顺利地通过滋临公路，经几天行军，到达白彦东南师部驻地。三连归还建制。历时20余天，孙祖之行结束了。
三
罗荣桓同志回到师部时，正进行白彦战斗。白彦地处鲁南抱犊崮与天宝山区之间，是鲁南山区的交通枢纽。恶霸地主孙鹤龄的反动民团数千人盘踞在此，勾结日寇，破坏抗战，成为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严重障碍。2月中旬，一一五师发起白彦战斗，解放了白彦地区。3月7日和12日，日军两次进犯白彦，均被我军击退。3月19日，敌2000余人第三次来犯，并侵占了白彦。3月21日夜，我向敌发起总攻。六八六团一营首先摸入白彦，搬出300多发炮弹和许多子弹，继续摸进睡满敌人的房屋，将枪支全部运出。待敌发觉时，我后续部队从西北、东南两个方向突入村内，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敌人伤亡惨重，援军也被我打退。敌在无望的情况下，施放毒剂，枪杀了我受毒的战士，然后仓皇逃窜。此次战斗，共消灭800多敌人，缴获了一批弹药和武器。战后，罗荣桓同志除让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付敌人的毒剂)、表彰英模事迹外，还召集宣传部的同志着重研究关于白彦战斗的宣传问题。他说：“我们要大力宣传白彦战斗的胜利，要通过新闻台向全国宣传，通过《战士报》向军内宣传，以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https://www.daowen.com)
白彦战斗后，师部移驻大炉以西的曾光峪一带。师政治部驻吴家沟。4月中旬，在这里召开了驻鲁南地区的团以上政委、政治处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对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罗荣桓同志在讲到克服时局逆转，坚持抗战，发展进步力量，坚持统一战线时，对东北军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大意是：现在的东北军和西安事变时比较，已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是国民党的特务打入东北军，极力想法控制部队；部队内部人员东北籍成份减少，关内成份增加；在领导层中，有的积极反共，有的对敌人态度暧昧，但多数与沈鸿烈、秦启荣不同，对我们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友好的，仍是努力争取的对象。我们的政策是团结更多的友军共同抗日。除对东北军上层继续进行联络外，应对下层多做工作。对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从政治上给以揭露，使他们孤立，在军事上按照自卫原则给以打击。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地区后，和东北军的关系一般尚好。师首长曾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和靳怀刚同志去联络过。我军驻地和东北军一一二师距离很近，我们行军常从他们驻地附近通过，他们的部队有时也到我们的防区来。有时也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4月下旬，敌人“扫荡”时，师政治部驻吴家沟，东北军的部队也开到吴家沟东、北面的树林中隐蔽。我有哨兵，他们也派了哨兵，形成对峙和监视我军的态势，一时气氛紧张起来。罗荣桓同志知道后，由一位部长和总务科长陪同，带几个警卫员，从村子东面绕到北面，在东北军的军官士兵面前，非常严肃地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你们为什么在我们的哨位上放哨兵？赶快把哨兵撤走。”他们哑口无言，一会儿把哨兵撤走了，部队也开拔了。
当时，罗荣桓同志代表山东分局，具体领导鲁南地区我党在东北军一一二师的工作，工委负责人谷牧同志经常来师部向罗荣桓汇报请示工作。为了团结更多的友军共同抗日，党中央决定：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停止活动，共产党员要从中撤出。在鲁南地区就是罗荣桓同志具体部署的。随后，谷牧同志率领在东北军一一二师作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到山东分局另行分配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推行反共的反动政策，连续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在山东的东北军也经常袭击我们，屡屡杀害我派去的联络人员，捕杀我地方工作干部。1941年10月，东北军一一二师六八三团团长张本枝，纠集1000余人，突然袭击我驻银厂的鲁南区党委领导机关，杀害了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同志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了坚决反击，同时加强了统战工作。1943年六、七月份，蒋介石调于学忠的东北军出鲁，派反共顽固派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入鲁。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决定对于部出鲁给予方便，对李仙洲部的进攻则坚决给以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四
由于我党我军英勇奋战，鲁南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构成了对敌人的严重威胁。1940年4月中旬，敌人纠集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对鲁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对反“扫荡”作了具体部署。
罗荣桓同志晩上爱看书，睡得比较晚。秘书和公务员一般都要待他入睡以后才去睡觉。4月21日晚，他看书，我也在旁边学习，一会功夫，我睡着了。他把我叫醒，说：“你去睡嘛！”我就躺到铺上睡了。这时“扫荡”的敌人已进入我根据地，司令部决定当天晚上12点半转移。参谋处长王秉璋把当天的敌情和司令部的意图，给罗荣桓同志写了一封信，派人送来。警卫员把信给我，我睡意正浓，迷迷糊糊，看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最后看到“王秉璋”几个字，就说：“这是给王处长的，送王处长。”一会，司令部转移的命令来了，我也没看明白，就让送走了。12时，起床开饭，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赶快去总务科一问，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误。我赶快将命令送给罗荣桓同志，这时，王秉璋处长的信也转回来了，我把误事的经过向罗荣桓同志作了汇报。他很严肃地说：“开玩笑！”只一句批评的话，我就觉得重似千斤。通过这件事，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我的一举一动，工作的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首长的安危。
罗荣桓同志看了王秉璋的信和司令部的命令，认为敌人离此尚远，便向梁必业部长交代：“你带机关先走，我到拂晓再走。”第二天早晨，我们转移到王庄、李村一带宿营时，罗荣桓同志带一个骑兵班也到了，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驻王庄、李村时，头几天还比较平静，以后敌人就包围上来了。一天下午两三点钟，一队身着黄色服装的人马从东南方向的山头上插下来，到了离我驻地几里路的村子。总务科长蹲在村头监视这股敌人。一会，靳怀刚、宋子成等同志率领后方政治部、地委机关也转移到师政治部驻地来了，并向罗荣桓同志报告西边也发现了敌人，请示怎么办？这时，王庄、李村一带，有师直属队、特务营，加上后方政治部、地委机关，目标越来越大。罗荣桓同志分析了敌情后，对靳怀刚、宋子成同志说：“我们必须在合击圈形成之前，分散转移出去。你们现在就走，向西南方向转移，师司政机关也于今天晚上转移。”靳怀刚、宋子成同志立即率领后方政治部、地委机关向西转移，顺利突出了敌人还未完全形成的包围圈。为了缩小目标，师司令部和政治部分开行动，司令部、通讯营、特务营、供给部、卫生部为第一梯队；政治部和特务营的第三连为第二梯队。陈光和罗荣桓同志分别率两个梯队行动。
黄昏以后，罗荣桓同志率领第二梯队向西北方向转移，第二天早晨到达吴家沟宿营。为了提高机关的自卫能力，罗荣桓把政治部的干部、勤杂人员都动员起来，编成班排，参加作战，并抽调部分干部外出侦察。一切布置就绪，罗荣桓同志进房子休息了。他的住处是一位读书的人家，桌子上摆了笔墨纸砚和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罗荣桓顺手拿起一本《孟子》，和衣躺在床上，朗朗地读起来。当读到“民贵君轻”时，便自言自语地说：“噢！他也主张‘民贵’呀！”
在到吴家沟的第二天，得到第一梯队在涧村遭到敌人袭击的消息。罗荣桓同志指示我们注意警戒，收容一梯队失掉联络的人员。第二梯队的电台和机要科的同志，都按罗荣桓的要求，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加强了警戒，全局和当面敌情都很清楚，所以政治部在吴家沟安安稳稳地驻了五六天。以后，我们从吴家沟转移到董家、葫芦套、核桃峪。核桃峪村后有一座山。一天午后，敌人到了山北面。这时，三连执行任务去了，罗荣桓同志由李燧英陪同，带两个班(由公务员编成)和警卫班，爬上村后的山头，观察监视敌人行动。因山腰鼓出，从上面看不到山下的敌人，只见山下有几匹敌人的洋马。罗荣桓对警卫班长罗贵明说：“你派几个人下去看看，想法把洋马牵上来。”罗贵明和几个战士绕到山下一看，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他们没有惊动敌人，悄悄回来报告，并催罗荣桓离开。罗荣桓一边安排政治部转移，一边说：“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再等一等。”当他估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时，才撤离山头。
历时近一个月的反“扫荡”，在罗荣桓同志指挥下，师第二梯队只转移了3个村庄，走了150多里路。遇到敌情，我们都巧妙地避开了。大家都说跟着罗政委行动最安全。
五
反“扫荡”结束后，师政治部移驻七里河村。罗荣桓同志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召开鲁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鲁南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充分准备，1940年6月11日，代表大会在一一五师驻地附近的臼子峪正式召开。罗荣桓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抗日民主政权性质、任务的报告。会议期间，他接见各地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通过酝酿，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民主选举产生了鲁南区参议会，彭畏三为参议长；成立了鲁南行政专员公署，于化琪为专员。从此，鲁南地区建立起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使鲁南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七里河期间，罗荣桓同志让房的故事，令人感动不已。本来，罗荣桓和林月琴及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南下3口人，住在通风、凉爽的三间北房里。但他看到刚成立的政治部秘书处有3个人，就决定给秘书处换房子。林永松秘书长再三劝阻，罗荣桓就是不肯，坚持自己住一间很小的东房，林月琴带南下住西院的房子。夏天住东房，酷暑难熬，我们心里都不安。住了一段时间，由于罗荣桓同志过于劳累，又加上天热，就闹了一场病，发烧、呕吐。卫生部谷广善、刘放两位部长专程来看望。刚一痊愈，罗荣桓同志就投入9月份一一五师高干会议的准备工作。
长时间以来，一一五师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工作，全部集于罗荣桓同志一身，工作非常繁忙。1940年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萧华同志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正在院子里乘凉的罗荣桓同志，看了电报后满面笑容地说：“好！”9月，萧华同志正式到职，全师的政治工作就由他承担。罗荣桓同志就可以集中精力考虑有关全局的战略问题了。
9月上旬，山东分局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山东的斗争形势，部署下一步工作。接着，罗荣桓、陈光又主持召开了一一五师支队、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入鲁以来的工作。为开好这次重要会议，罗荣桓同志召集下面的老同志座谈，亲自到郯马地区的东进支队和后方司令部调査了解情况，亲自动手，起草报告提纲。
桃峪会议之后，罗荣桓同志就离开政治部搬到司令部去住了。11月，师直属队北移费县西北地区，向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靠拢。罗荣桓同志为实施对全山东的军事指挥，担子就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