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是费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
王 瑞 王开喜
“七七”卢沟桥的枪炮声震惊全国，也震惊了费县人民的心。大多数人当初还仰赖于国民党政府，仰赖于政府的军队。1937年10月，沿津浦铁路南进的日军大举入侵山东，国民党政府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路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下令黄河以北的部队和地方官员向黄河以南撤退。12月，3万日军分渡黄河继续南侵，韩复榘又擅自放弃黄河河守和省城城守，率10万大军和地方官员仓皇南逃，使山东省会济南和全省主要交通线均轻落敌手。费县多少人为此失望、焦虑、彷徨，已觉醒的人们则为抗日救亡而思谋，而奔忙。
省委两次来费县整顿党组织 部署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和赵杰、景晓村、程照轩等率省委机关部分人员和徂徕山起义部队——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南路2大队，来到蒙山前的费县4区，驻进万寿宫、柘沟村一带。“七七”事变前的费县部分党员，先后与省委取得联系。省委决定重新组建中共费县工委，以张若林为书记，李伯瑾为组织委员，王敬明为宣传委员，王力生为军事委员。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向工委部署3项任务：一、广泛发动群众，宜传抗日主张；二、抓紧做好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积极发展新党员；三、了解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向和活动情况，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筹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省委扩建)书记郭洪涛，率省委机关大部和4支队2、3团3个连南下去支援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同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道路，下旬到达费县6区的仲村镇。省委检查费县工作，在仲村附近的鲍家坡召开了费县党员代表会，听取了工作汇报。省委决定，并由景晓村于7月1日代表省委宣布：撤销费县工委，成立由省委直接领导的费县县委。县委由李伯瑾任书记，时克任组织部长，郭华任宣传部长兼2区分区委书记，崔晓东任民运部长兼5区分区委书记，商向前任统战部长兼1区分区委书记(同年11月，县委书记由刘次恭继任)。7月7日，省委还在仲村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战1周年纪念大会，郭洪涛同志亲自讲话，向各界人士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
1938年8月，省委为尽快打开费县工作局面，通过在国民党69军政治部工作的张友渔同志指派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可威、李青扬二同志，出面主持成立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并出任动委会正、副主任；同时任命了由费县县委提名的6名领导骨干，为费县一、二、三、四、五、六区动委会指导员（当时七区工作划归别县领导)。县、区动委会的建立，使费县党组织初步取得了实际的抗日领导权，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日运动的开展。中共费县工委，县委建立后，认真贯彻省委指示，积极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下半年，已建立起一、二、四、五、六区等5个分区委。在县委和分区委的领导下，以县、区、乡动委会的名义，争取联合国民党区、乡政府，以共产党员、青年救国团员为骨干，团结发动群众，尤其爱国青年，发动组建抗日武装。从1938年秋冬至1939年4、5月间，经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批准，先后组建起了八路军费县抗日游击第一(一区)、第二(二区)、第三(五区)、第四(六区)大队，和费县四区抗日游击大队。除二大队初建后即转归临费县以外，费县县委直接掌握4支抗日游击大队，近千人枪。1939年7月，根据中共尼山特委的决定，将费县第一、第三、第四抗日游击大队和四区抗日游击大队整编组建为八路军津浦支队第三团，由续志先任团长、冯起任政委。另外，还有几支由个别党员和拥护中共团结抗日政策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拉起的抗日游击武装。
费县这几支抗日游击大队，大都从建立起就投入战斗。费县第一游击大队于1938年12月在地方镇阻击日寇的战斗，就是费县党组织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次战斗。这次战斗毙、伤日军10多人，给入侵之敌以突然打击，我一大队亦牺牲1人、伤5人。4区抗日游击大队组建不久，就在武安西岭打了次阻击战，敌我亦各伤亡。这些战斗连同此前在八埠庄、周井铺由米轼民、郭华等率领民众奋起抗击日寇的战斗，都在严正表明英雄的费县人民具有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刚刚建立起来的小游击队，即敢抗击武装精良的残暴的日本侵略军。费县的这些抗日游击队伍是在民众动员中建立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发展起来的。战斗锻炼了队伍，战斗也宣传了队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费县民众抗日救亡热潮初步高涨。
然而，当时我们的力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队伍初建，根据地刚刚开辟，还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抗日民主政权，各阶层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和态度还有较大差异。日寇于1939年1月16日侵占费县城后，先后在沿滋临公路的重要集镇安设据点，并不时地向公路南北“扫荡”。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费县县长徐绍业不断制造事端，他的继任者李长胜更变本加厉，到这年12月竟公然制造了收缴农民抗日自卫团枪支(200余支)。屠杀抗日民众(死、伤20余人，逮捕6人)的官里庄惨案。附着于国民党的一些大大小小游击司令，也起劲地反共搞摩擦。还有些地方大封建势力，骨子里就是反动的。如七区白彦乡独霸一方的大地主孙鹤龄，已开始投入日寇怀抱，随后当起了“剿共司令”。号称“保境安民”、“守护一方”的天宝民团，外受孙鹤龄的影响，内有封建势力的控制，国民党特务也早已向这里插手了。我费县抗日游击第一大队初建时，曾争取廉德三，计划以天宝山区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未能实现。在错综复杂的多角斗争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一是看我们的政策，二是看我们的实力，来决定他们的何去何从。
当时，我们迫切需要八路军主力部队来支持，来撑腰，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壮大我们的力量和声威，发展和巩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恰在这时，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挺进费县来了。
八路军115师一部到达费西北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39年5月，听说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要来了，费县抗日军民无不翘首以待。中共费县县委和费县四区、六区动委会先后去迎接、联系，邀请他们早日来费县，共同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六区分区委书记、动委会指导员鲍天仇、县委军事部长李伯瑾先后都曾到新泰县的关山头，亲自见到115师东进支队前梯队彭雄司令员，向他转达了费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期望。
115师司令部参谋处长王秉璋、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师司政机关直属队和主力部队一部，于5月27日起分批到达费县西北部。当时对外名义是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起初，他们驻在仲村镇北边的山峪里，领导机关驻在马家峪。从那时起到1940年底，115师东进支队前梯队、2梯队、7团、686团、教导2旅4团等，曾先后战斗在蒙山前。他们踏遍了费北的山山水水，到处洒下了汗水和鲜血。他们的历史功绩，费北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39年6月1日，日军出动20000余人对鲁中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在这次大“扫荡”期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寇多次进犯我费西北，并企图在仲村镇安设据点和打通平邑镇至蒙阴城的道路。东进支队来到费西北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进行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6月初，平邑、泗水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进犯马家峪，袭击115师东进支队领导机关驻地，被我7团击溃，并一直追到平邑镇附近。随后敌人又纠集费县、平邑、泗水、兖州据点的日伪军约1000人再次来犯，并占领了仲村镇。彭雄司令员指挥7团和师直属队一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毙伤日伪军50余名，收复了仲村镇。
11月中旬，临沂、费县、平邑日伪军近1000人，在田烟中队长指挥下“扫荡”费西北。彭雄司令员指挥7团，在黑山一带埋伏、诱敌深入，待敌军进入我伏击圈时，被我军猛烈冲杀，毙伤、俘日伪军6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战马1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宗。当月下旬，费县、平邑、泗水之日伪军对仲村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彭雄率7团团部和地方武装又给敌人以痛击。敌人屡次进犯屡遭重创，使其在仲村镇安设据点和打通平邑至蒙阴交通线的阴谋，迟迟未能得逞。
1940年，春季里“扫荡”、反“扫荡”斗争主要在鲁南山区。从5月中旬起，日寇对沂蒙山区施行“分区扫荡”。9月18日开始，敌人又组织了一次万余人的大“扫荡”(后称“九一八”大“扫荡”)。这次大“扫荡”使东蒙山区遭受严重摧残。10月份后敌人又对西蒙山区进行“扫荡”和“蚕食”。11月20日，敌酋田烟带领日伪军，伙同刘匪一部，共约计4、5百人向我西蒙山区进犯，在武安安设据点，企图以此控制蒙山前，分割费北抗日根据地。当时115师教导2旅第4团驻费北，师领导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派4团前往予以拔除。根据了解的情况，我军于当晚从刘匪防守的西、北两面强攻，突破武安围寨，将敌压缩到东南隅小围围子(地主宅院)内，敌人几次反扑均未得逞，只据小围子和地主房顶进行顽抗，并烧毁了附近民房。当夜并击退了地方、铜石据点来援之敌。傍晚，敌乘我准备夜间强攻之际弃尸逃窜。这次战斗，歼敌100余人。
武安克复后，22日平静了1天。根据敌情侦察判断，敌人有可能于23日进行报复。115师陈光代师长决定准备迎击。果未出所料，敌人从费城、地方、铜石、平邑等据点调集日伪军1000余人，于23日分3路向我4团驻地奔袭。拂晓，东南路来犯之敌分向18村一带合围。我军占据卞桥东北塔佛山制高点，在岭下小王庄与来敌发生激战。我军先集中火力给敌人以严重创击，接着把敌军压缩在小王庄南一片洼地里，敌几次突围未逞，顽抗待援。西路从平邑镇出动之敌，到达柏林即遇我费北县独立营在几个岭头上节节阻击，进展迟缓。至午间敌军始进至石河东，又遇我在安靖东岭的警戒连截击，双方相持2、3小时。终因受西路之敌和牵制，我军未能达到全歼南面之敌的目的，却也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这次战斗，计毙、伤日伪军300余人，俘伪军4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100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一宗。塔佛山战斗，在费北人民中久久传扬。
惯匪刘黑七(刘桂棠)，这个费县人中的败类，他早先欠下费县人民的累累血债无计其数。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刘黑七在天津市纠集其旧部投靠日军，被任命为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协同日军侵占山东省，驻胶东掖县一带。1939年春，刘黑七打着“反正”的旗号回到他的老窝费县五区的锅泉村。当时中共费县县委对他以友军相待，动员群众欢迎刘部反正抗日。孰料其贼性不改，在接受蒋介石委任为新编36师师长后更变本加厉，勾结日伪，假抗日，真反共。1939年11月，刘匪卫士营营长刘货郎(大号刘士明)玩弄骗术，率部突袭费县县委机关和津浦支队3团团部，扣押我干部战士200余人，劫去各种枪支200余支，制造了柘沟事件。对此，也多赖115师主力部队的捍卫。1940年5月，刘匪部于夜晚潜来费北，进占杨榭、陈家庄、柘沟等村庄，妄图靠山安营扎寨，因他们的老窝锅泉村距日伪平邑据点近，不放心。我115师7团和686团一部，对刘匪窃据的几个村庄予以分割包围，猛烈攻击，刘匪部被击溃。这就是其中一例。(https://www.daowen.com)
费县的封建势力根基比较牢，影响比较深，也形形色色。封建会道门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在国民党反共浪潮中，在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地主操纵下，他们也推波助澜。115师主力部队会同地方武装曾先后平息了尹家村一带的“红枪会”，武台北山峪的“无极道”，以及洼里村也称“无极道”的封建会道门的武装暴乱。
1939年9月间，国民党张里元部为扩大自己的防区，限制我党我军的正常活动，派遣特务到18村组织“红枪会”，煽动群众拒绝向八路军提供给养，趁115师东进支队主力去参加反顽斗争，费北留守部队较少的机会，公然发动武装暴乱。他们在尹家村、岳家村集结附近若干村庄“红枪会”徒1500余人，先曾占据塔佛山，俘去了我津浦支队3团1营两个班的战士，继又武装进攻安靖东山和栏马庄。我以较长时间耐心进行政治工作无效，遂于10月以115师7团和津浦支队3团各一部及地方群众武装，在7团李子英团长和3团续志先团长统一指挥下，以武装斗争方式为主，迫令“红枪会”组织头目放下武器，解散队伍。同时也迫使策动这次武装暴乱的张里元部的保安3旅撒离费北，撤到上冶镇以东去。
武台北山峪一带，为蒙山后国民党顽固派郑小隐(原国民党蒙阴县县长)操纵的“无极道”所控制。这一带的村庄，不让我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进驻，还乘我军民反“扫荡”斗争之机，他们在后边施行武装骚乱，扯我后腿。我耐心工作无效。115师686团奉命于1939年12月平定了这起武装暴乱，随之县委派出工作团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
帮助地方党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6月的日寇大“扫荡”，沈鸿烈的省政府被打散，国民党基层政权纷纷垮台。费县县长徐绍业去任后，继任县长李长胜制造骇人听闻的“官里庄惨案”，被二区人民群众起来把他赶跑了。费县西北部，由于我党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国民党错误政策的县政府对这里早已失去了控制权。
115师东进支队来费县后，同县委商讨确定由东进支队出面在费县先组建临时过渡性政权。此前，自1938年以来，我们是以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形式，推动、联合国民党区、乡政府，发动各阶层民众，动员枪支武器，组建抗日武装，以及筹集给养等。1939年7月7日，在泰安县的太平集子，由东进支队主持举行费县、泗水、新泰、蒙阴、泰安5县联合纪念“七七”抗日两周年大会，费县西北部和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个大会。在这个期间，由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和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潘振武出面，同费县各界代表人士协商，在六区的李家庄小学选举成立费县办事处(亦称费县一、四、五、六区联合办事处)。费县办事处，由抗日民主人士唐绍典任主任，孙冠璧任副主任，115师政治民运部干部樊鹏飞为秘书。以后又分设了几个科。费县办事处是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保障军队和地方抗日工作人员供给，以及筹建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具体工作等方面，成绩是显著的。
194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四日)，在中共鲁南3地委派员(公开名义为省动委会特派员)狄井芗和115师政治部民运工作团的指导帮助下，在费县六区保太乡的大富宁村(现大夫字村)召开费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大会讨论通过了费县人民抗日救亡的13项决议；选举了县政委员会和参议会，选举韩文一为县长，唐绍典为参议长；并决定唐绍典任民政科长，王润生(王瑞)任财政科长，刘次恭任文教科长，樊鹏飞任武装科长。同时选举了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以樊鹏飞为主任，孙冠璧为副主任。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组成，基本上体现了抗日民主和“三三制”原则。中共费县县委研究决定并报经上级党委批准，由刘次恭、韩文一、王润生、樊鹏飞4人组成中共政府党团，刘次恭任党团书记。县政府机关亦建立起中共党支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样有效地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
1940年6月，根据当时斗争形势，115师罗荣桓政委建议，并由鲁南区党委研究决定，自费县城以西沿滋临公路划分费南、费北两个县。费北改设行署，继续履行抗日民主政府职责。同年10月，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派李竹如带检查组，调查处理费北行署和县委会内发生的贪污腐化问题，在万寿宫召开了基层乡、村政权及各方人员大会，发动大家提意见，实行民主建政，改组了领导班子，由徐元泉任行署主任。
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贯彻民主原则和“三三制”，积极改造乡村政权；贯彻抗日民主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供给；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领导；大力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普及群众文化知识，等等。首先，在区乡政权建设方面，经充分准备(1940年秋先组建党的分区委)于1941年2、3月间，在费北重新划分区、乡。自东往西设上治、卞桥、固城、保太、仲里5个区。每区各分4、5个小乡。在重划区、乡时，对区、乡政府人选普遍进行了认真考察。村政权也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改选、调整等方式进行了认真改造。在财政税收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农业税收上按累进率制实行合理负担。为此，重新丈量土地，开展反黑地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群众武装有了大发展，并开始普遍进行整顿。这年春季，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在汪家坡召开自卫团员誓师大会，推动全县群众武装迅猛发展。武安乡成立基干自卫团，组成了4大队；接着又成立了武装基干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枪。文化教育也有了普遍发展，办小学，办冬学，组织识字班，犹如雨后春笋；秧歌队，说唱团也相继涌现，到处可以听到响亮的抗日歌声。
军队地方密切配合 共建费北抗日根据地
11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来到费县后，以刘次恭为核心的费县县委多次主动联系，请求指导帮助，共商开拓建设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大计，同时也尽量帮助满足主力部队的需求。部队首长对工作提出许多指导性、建设性意见。他们凭借八路军主力部队声威，做地方各阶层人士尤其社会上层人士工作，取得了难得的效果，对地方工作的推动力、影响力甚大。他们帮助地方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及群众武装。费县较晚建立的几支抗日游击大队，如五大队、六大队、七大队、八大队等，都是在东进支队帮助下组建起来的，他们从部队抽调干部派往地方，加强了地方各方面干部力量。工作团还到各区协同地方工作同志，为基层建设作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进支队2梯队于1939年7月，在杨榭村开办基层干部训练班，培训了百余人的村政干部。1940年3月，县委决定派王林秋主办基层干部训练班(亦称党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军队亦派马林等两位同志来协助教务工作。他们相互配合得很好，胜利地完成了3期训练任务。3期训练班培训150余人，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学员结业后，充实了基层党支部和群众组织领导班子。
1939年8月，115师师领导机关向南转移后，留下的部队和工作团在彭雄同志带领下，继续帮助费县的工作。彭雄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地方同志，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为费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得地方同志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彭雄走后，张雄同志来参加县委会，继续和地方同志一道工作。他尊重县委的集体领导，主动进行工作，为费北根据地建设、尤其武装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心血。7团李子英团长为费北的人民积劳成疾，不幸于1940年病逝，至今人们都很怀念他！
1940年秋天宝山桃峪会议后，115师师领导机关开始由鲁南向鲁中转移，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率部于11月初来到费北岳家村。陈、罗首长都对费北工作作过重要指示，同时也很尊重地方党委。彭雄、张雄同志都是由陈光代师长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的名义，推荐给中共费县县委担任军事部长的。陈光代师长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身份，在陈家庄召开费北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号召费县党组织要继续发展巩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使与会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形势与今后斗争任务，鼓舞了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1941年上半年，费北根据地建设有了全面发展，整个形势蒸蒸日上。
费北的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同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在抗日救国的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军队为了人民，保卫人民，保卫建设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人民爱护自己的军队，支援自己的军队，供应给养，参加战勤，当向导，抬担架，救护伤员，配合作战，以至送自已的子弟参加部队。1940年秋，武安战斗一结束，就有20多名女青年自动到猪尾巴沟伤员诊所去服务。1939年、1940年，除大批青年自动参军外，费北党和政府先后将6支游击大队输送给115师主力部队，使她在战斗中不断得到扩充、发展，越战越强。
(本文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作。编写、修改时，征求、采用了孙笑生、陈东阜、王敬明、赵光、刘胜泉等同志的意见和提供的历史资料，参考了平邑县、费县及其他有关历史资料。特此说明与致谢！编写者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