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李华林
战争年代在鲁南地区工作过的同志，都难以忘怀一九四O年到一九四一年这段斗争最残酷、生活最艰苦的岁月。下面我写写这一段的历史情况。
到鲁南去
一九四〇年初，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第一区党委，以蒙山为界，成立鲁中和鲁南两个党委，并决定原在第一区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到鲁南区党委工作。于是，“到鲁南去”就成了区党委机关人员议论的中心话题。
五月份，赵镈同志尚未到职前，我们在区党委负责人魏思文、林乎加、南竹泉等同志带领下，由原一区党委驻地沂南县青驼寺村出发向鲁南山区进军。鲁南山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经济不发达，文化较落后，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苍山暴动”就发生在这里。大家对于到鲁南抗日根据地去，都感到十分兴奋，认为那里是一块很好的用武之地。特别是听说区党委机关将同罗荣桓同志领导的一一五师师部机关驻在一起，大家就更为高兴，更加满怀信心。
第一天行军，我们出青驼寺路经垛庄一带，来到蒙山脚下的一个村庄，计划休息一天，第二天从此处翻越蒙山。从老乡那里，我们打听到翻山的路线恰好是蒙山之颠——玉皇顶，山高路窄，地势险要，都是些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羊肠小径，不要说骡马过不去，就是人走起来也很困难，不小心还会摔在光崖下，连命也没了。那时，区党委机关从领导同志到工作人员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不过三十岁，一般人员都在二十岁上下，年轻力壮，根本没把困难放在眼里。不过我们还是认真做好了翻山的准备，整好枪枝背包，带足了干粮和咸菜，就连大家最担心的电台和骡马，也在老乡的帮助下做好了翻越蒙山的准备。
翌日，旭日东升，霞光四射，团团白雾随着春风在山腰间摇摇摆摆地浮动着。我们的队伍穿过层层白雾，向着蒙山进发了。古人说，望山跑死马。此话一点不假。开始登山时，大家情绪饱满，劲头十足，有说有笑，没大费力就翻过了几个山头，总以为翻过前面的山头就到蒙山顶了，岂不知一个山头比一个山头高，一个山头比一个山头大。后来大家个个满脸是汗，气喘吁吁，精疲力尽，真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蒙山顶还是时隐时现地躲在重重叠叠的山头后边。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开始攀登玉皇顶的高峰，只见悬崖陡壁，道路狭窄，山顶连着苍天，山涧深不可测，真有一失足就粉身碎骨的危险。有些同志特别是有的女同志从来没有走过这样惊险的路，一双眼睛直盯着自己的脚下，就怕走错一步，掉下悬崖。越接近山顶，路越难走，风也越大，那满山墨绿的松林里，发出呜呜的呼啸声，好不惊人！日到中午，我们总算爬上了玉皇顶。秘书处通知大家，原地体息，抓紧吃饭。好在打前站的同志，早在寺庙和尚的帮助下，备足了开水。大家一边急急忙忙地吃干粮、喝开水，一边欣赏着雄伟壮丽蒙山景色。
蒙山海拔一千一百多米，主山脉伸展到泗水、费县、蒙阴、临沂等县，山峦起伏，地域辽阔，象一根擎天玉柱，屹立在大鲁南中心，成为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屏障，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根基。站在云遮雾障的玉皇顶，向北可以领略蒙山支脉与沂山山脉接壤的磅礴气势；向南可观赏抱犊崮群山别具一格的雄姿，有些同志指着眼前的望海楼说：真可惜，我们来晚了，如果早晨来这里，可以看到一轮红日从东海升起的壮丽景色。也有的同志指着东南方向说：翻过那个山头，就可以看见费县城，我们的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战前就在那里教过书，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时，刘显辉同志突然拍着我的肩膀向大家说：“李春泰(我的原名)就是林浩同志的学生。”听他这一说，许多同志拥到我面前，费县长、费县短地问开了。其实我也只是在费县师范讲习所读了一年半的书，在那里参加革命，参加了党，其他情况知道的很少，就只好向同志们介绍了林浩、安波等同志在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书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和建立党组织的情况，同时也说了些费县的风俗人情，以及大土匪刘黑七的罪恶行径。就在我们谈天说地的时候，有位同志发现在老庙广场的巨石上，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团结抗战”，落款是“彭雄”。当时，同志们还不认识彭雄，有的同志介绍说，彭雄同志是老红军，是一一五师六八七团的团长。也有的同志介绍说，一九三九年，彭雄同志率领路东支队来到费县，最先开辟了蒙山前这块根据地，当地老百姓都称他是百战百胜的“白马将军”。大家围着巨石，赞赏着彭雄同志的书法修养和他的功绩，更深刻地感到这四个大字矗立在蒙山之巅，体现了革命战士热爱祖国山河的深情，表达了革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大概是在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们整队下山。原预计太阳落山时可以下到山根，谁知“上山容易下山难”，一步一滑地下到山根，已是满天星斗了。我们在闪灼的星光下又走了一段路程，才到一个村庄住了下来。村里的群众听说来了八路军，整个村庄就象开了锅一样热闹。男女老少都纷纷忙着给我们腾房子，烧开水，大家觉得象是回到了家一样的温暖。我们在村里休整了三、四天，通过费县县委书记刘次恭和部队的负责同志接上了头，具体商定了到一一五师师部的时间和路线。一天晚上，我们在部队的掩护下，从费城以西、地方以东跨过滋临公路封锁线，经过鲁南闻名的天宝山，到达桃峪，同一一五师师部会合，胜利到达了鲁南。
黄金时代
鲁南区党委机关到达鲁南后，驻在油篓村，同一一五师师部在一起住了半年(一九四〇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十月)之久。在战争年代能够比较长地驻扎在一个村庄上，又比较安静地办公，这应该说是少有的了。有的同志形容说这是鲁南区党委机关工作的“黄金时代”。(https://www.daowen.com)
油篓村座落在一个南北走向大山峪的东山坡上，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村。抬头看到的是山崖，低头看到是山沟，在院内就听得到山鸡“吱呀、吱呀……”的叫声。这里没有平整的土地，农民耕种的都是依山而修的梯田。山高缺水，又逢天旱，粮食收成很少，主要靠水果收入维持生活。这里满山遍野都是梨树和红果树，住在村里就象到了花果山一样。据老乡说，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整个大峪里花红柳绿，五颜六色，风景迷人。到了秋天，更是红叶纷飞，梨香扑鼻，整个山区简直是梨的世界。我们虽未赶上春日里万紫千红的季节，却看到了硕果累累的丰收情景。从六、七月份，农民就开始“剪果”，也就是将树上多余的果子摘下来，让留下的果子长大。从这个时候起，家家户户开始吃梨，人吃梨，牛吃梨，猪也吃梨。我们机关、部队吃的也是梨和高粮混合起来烙的煎饼，又薄又脆又甜。吃不了的梨就切成片，晒成梨干保存起来。由于日寇的封锁，大量的黄梨和红果无法运出山外出售，当地又销售不了，因而都烂掉了。这样，虽然山果收成很好，但农民的生活仍极其贫困。
油篓村地处深山老林，农民群众很少有出山的机会，消息比较闭塞。有一些老年和中年妇女，基本上还是清朝的装束。有位老秀才见到我们的同志还问：“现在是光绪多少年？”
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落后，农民群众却是十分纯朴、勤劳、诚恳、直爽的，也是很讲友谊、讲义气的。我们刚到村里时，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只是一般的认识。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使他们初步懂得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是打鬼子的。”“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是穷人的靠山。”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帮助房东生产劳动，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用群众的话来说：“真是家里人了。”从而取得了当地群众对区党委机关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鲁南区党委机关进住油篓村不久，赵镈同志就到职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将鲁南特委机关撤销，调整充实了区党委机关，原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同志就是这时到区党委社会部任副部长的。同时，也调整充实了一地委(曲、泗、邹、宁)、三地委(临、郯一带)的领导干部。二地委所属各县(包括四县边联、费南、滕县、峄县等)直接归区党委领导。为了加强费县的工作，区党委决定以滋临公路为界将费县划分为费南和费北两个县，并派张林夫、韩文一和王鑫等同志到新建的费南县委和县政府工作。
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区党委也加强了军队建设，成立了鲁南军区，由张光中同志任司令员，邝任农同志任政委，组成了鲁南地方军事指挥中心，加强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记得六、七月份，在费、峄、滕三县接壤的东七里河和西七里河附近，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鲁南地区第一届人民民主政府——鲁南专员公署，由于化琪同志任专员。还成立了鲁南参议会，由彭畏三任参议长。也就在这个时候，鲁南的各个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也先后举行代表会议，成立了各自的领导机关。孙学之同志任工会会长，杨涤生同志任青救会长，李岩同志任妇救会长。为加强群众团体的领导，区党委决定魏思文同志改任区党委民运部长，而由赵镈同志兼任组织部长。从此，我们组织部的同志就在赵镈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原来第一区党委的有些领导同志，如民运部长李林、统战部长霍士廉、社会部长朱玉干、秘书长南竹泉等同志，由山东分局重新分配了工作。由于区党委全体同志的努力，整个鲁南地区党、政、军、民等各条战线工作都有了很大起色，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在鲁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敌、伪、顽也加紧勾结在一起，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向我根据地疯狂进攻。各地惨案不断发生，其中最典型的是郯、马事件。郯、马系指郯城马头一带地区。从抗战开始，我党我军就在这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三地委的领导机关就设在马头镇，李乐平任地委书记，杨士法任组织部长，许言任宣传部长，王永福任民运部长。各方面工作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称之为“郯、马的黄金时代”。随着郯、马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它对陇海铁路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为此，日寇在这年的夏末秋初，集中兵力，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进行“扫荡”。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又加三地委领导同志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缺乏战争的准备，不得不仓促撤出，郯、马地区遂趋伪化，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
三地委机关撤出后，罗荣桓和赵镈同志亲临现场处理了善后工作。他们肯定了郯、马地区过去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总结了应有的教训，对地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乐平同志调区党委工作，许言同志调一地委工作，杨涤生同志任三地委书记。并请山东分局批准，派一一五师主力一部配合鲁中部分部队开辟苍马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临沭、赣榆、东海、郯城县一带，区党委和地委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团，随部队越过沂沭河，打击和消灭了陈冠华、梁仲亭、董毓佩等敌、伪、顽的残余势力，打开了这个地区的局面。这样，我们虽然失掉了郯、马，但又重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根据地。
这年秋天，在费南县，也就是一一五师师部和鲁南区党委机关驻地附近，发生了“天宝山事件”。天宝山的“山大王”、封建势力头子廉德三，在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的策动下，煽动一部分落后农民群众，拉起反动武装，占据了天宝山，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天宝山也象抱犊崮一样，山顶周围都是悬崖陡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条难以行走的小路可通山顶，不仅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且也用不着枪炮弹药，仅从山上向下放石头，就比大炮、机关枪杀伤力还大。为了拔掉这颗钉子，鲁南区党委决定攻打天宝山。我们的部队趁夜间把天宝山包围起来，准备天明后攻击。但顽固派居高临下，大放石头，巨石滚滚而下，砸伤了我们许多战士，还有的战士虽未被砸伤，但贴在悬崖陡壁上，头都不敢抬，上不去，也下不来，整整饿了一天。后来，我们总结了教训，利用我们上不去，敌人也下不来的特点，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当时正是黄梨收获季节，区党委和费南县委组织了大型工作团，深入天宝山附近村庄，一面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关系，做受蒙蔽的人的工作，劝他们下山秋收；一面派部队帮助农民抢收黄梨和庄稼，这深深感动了当地农民群众。军事上的长期围困，政治上的分化瓦解，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敌人疲倦，被骗上山的农民群众动摇……，我们借机选择了一个能够攀登上去的山角，搭成人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山寨，解决了战斗。在攻打天宝山的过程中，尽管日寇多次派战斗机到山沟里来狂轰滥炸，但终究也没能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天宝山事件”和“郯马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说明整个鲁南斗争形势将发生新的变化。从此以后，敌、伪、顽进一步勾结，日寇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破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新的反共反人民的高潮，不断地制造摩擦，原在国民党东北军内工作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象谷牧、吕志先、丁九等同志，不得不从该部撤出，国民党的地方反动势力也纷纷向我根据地“蚕食”、进攻，鲁南根据地和鲁南人民面临着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斗争。又加久旱不雨，农业欠收，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困苦。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严峻的考验等待着鲁南人民。从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多地发展壮大军事力量，但从根据地内部经济条件来看，却连原有的干部、战士都供养不起。在这里，我想着重述说一下鲁南区党机关的生活情况，透过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出整个鲁南地区的全貌。
这年麦收后，鲁南区党委机关只吃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小麦前饼。其中还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在部队的掩护下，长途跋涉，穿过滋临封锁线，从费北扛来的一点小麦。那次去扛麦子，出发前每个同志带上一条裤子当口袋，把麦子装在裤子里扛回来。到了冬季就更困难了，从干部到战士都穿不上棉衣。起初，是没有布，后来，铁道游击队截击敌人火车，解决了布匹困难，但又没有棉花，最后，不得不用收购来的生羊毛当棉絮用。用羊毛当棉絮，曾出了许多笑话。羊毛生硬，经常从棉裤棉袄的布孔里钻出来，全身长了一层长毛，大家开玩笑地说“我们都成了毛人了”。“毛人”也罢了，可惜的是“毛人”也当不长，因为从布里钻出来的羊毛经风一吹又飞走了；生羊毛絮在衣服里不易缝好，时间长了，棉衣成了夹衣；棉裤上部的羊毛都垂落到腿上，两条腿都粗粗的象肿了一样，而屁股上却没有一点羊毛。这样的棉衣当然是不能御寒的。同志们见了面，常常你看我、我看你地对笑。
（内容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