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广州社会
广州位于南海之滨，素有华南门户之称，广州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再次设置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州），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拥兵自立，建立南越国，亦以番禺为都城。汉末，南海七郡改属交州刺史部管辖，海上丝绸之路亦逐渐兴起，而番禺则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公元226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含南海、苍梧等四郡），“广州”二字由此而来。唐代设广州都督府及岭南道，道治广州。宋代基本沿袭唐制，以“路”代“道”，今广东省大部分属于广南东路（“广东”之名由此而来），路治广州。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州商业贸易也日渐兴盛，人口有了很大增长，城市格局也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宋代出现了东城、西城、子城三城合一的盛况。元代设有“广州路”，管辖广州录事司和南海、番禺、东莞等7个县。明代设“广州府”，为广东布政司和府治所在地，辖区范围扩大至13个县（增加从化、三水、龙门等县），另辖连州。[1]
从最初的番禺，到后来的广州、广州路、广州府，辖区范围不一，发展至清代，广州府又增设花县，以“广州”为核心的南方大都会已逐渐形成。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其对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清政府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国商船，不得直接驶进广州城进行贸易，必须下锚停泊于黄埔港，因此黄埔港一度出现“夷舟蚁泊”的盛况。据光绪《香山县志》记载：“各国夷商来粤贸易货船，俱进黄埔，而坐庄商伙多僦居澳门[2]。”1685—1757年，到广州贸易的各国商船有132艘，而1758年至1838年的80年间就有5000多艘。[3]此期间，中外商贸交流活跃，但在中外文化方面的交流则规模十分有限。
1840年，英国运用坚船利炮蛮横地打开中国的国门进入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自此，鸦片战争前洋人居住在广州城外商馆之惯例被打破，英国取得了在广州合法开设领事馆与自由居住权，英国商人开始涌入广州，中英之间矛盾激化。1843年，英公使璞鼎查要求租黄埔，设立圩市，建造衙署，此举虽获两广总督祁贡同意，但因民众反对而中止。[4]类似于此等因租地风波而产生的中英纠纷不胜枚举。因清廷腐败无能，英商最终还是通过条约而成功扎根广州。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资本主义各国纷纷前来中国，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依次签订，外商通过这些条约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中国传统手工业受到极大破坏，传教士也合法进入中国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列强对华商品倾销加剧并开始向内地渗透，中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进一步引发了一些开明士大夫的反思，他们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由排斥、仇视西方转而学习、模仿西方先进技术文化，一些新式学堂应运而生。
1864年，广州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学堂广州同文馆正式开学，该学校以教授语言为主，学习科目不仅有汉语和算学，英语也是其必修课之一。此后随着与洋人交流增多，该校又增加了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语言以及物理、化学、微分、法律、天文、生理学等科目。1882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又在广州黄埔创办广东实学馆，聘请洋教习以培养军事科技人才。
在这些开明士大夫的倡导下，广州逐渐在西学东渐中走在前列，民间对西学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传统观念中的“父母在，不远游”的规俗被打破，出国留学被越来越多的广东人所接受。1874年清廷派出的第三批30名留美幼童中，广州就占了一半以上。[5]甲午战争后，广州对西学的重视更是达到了高潮，晚清广州23所官办新式学堂中，18所是1900年以后创办。[6]西学的兴起，也催生了一批维新思想家如容闳、郑观应、康有为、何启等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宣扬早期的民主维新思想，传播西方政治生活理念，使西方思想进一步深入民间，这从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广州开风气之先的场景。
事实上，除了引领新式教育之潮流外，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当时的黄埔港是来华贸易船只停靠的重要港口，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商取得了在华开矿设厂的权利，随着来华商船日益增加，已有的港口设施已经无法满足航运发展的需要，外商遂开始在此港口附近开设船坞、工厂。1845年英商在广州黄埔建立了柯拜船坞（1863后售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7]。到19世纪60年代，外资在广州黄埔（古黄埔港对岸）设有修船的旗记铁厂、高阿船厂、于仁船坞、福格森船厂。[8]广州黄埔的造船业得到飞速发展，以至于19世纪80年代，官方也督设军工厂于此，据史料记载，两广总督张树声就曾在黄埔就地购买船坞建造轮船，“广州之黄埔有船坞两处，均以石砌，本系洋人所造，张振轩（张树声）宫保督粤时以鹰银十八万元购得之，连洋栈、洋房、汽机、吸水桶等在内，至今设水雷厂、轮船局于此”。[9]张树声购买前，这两座船坞为洋人所有，其显然是以建造商船为主，但已经具备建造军事战船的能力以至于受到总督的青睐，这也从侧面显示，广州黄埔工业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造船配套设施已十分完善，船政事业已经相当发达。
船政的发展有利于商品转运，能够带动商业繁荣，洋务运动后期，随着民用工业的发展，大量新式企业在广州成立。1873年广州人陈淡浦在广州建立第一家民办机器工厂——陈联泰机器厂，主要生产小机械，后开始研发蒸汽机、缫丝机等设备。陈联泰机器厂极大地刺激了广州人的创业热情，一大批轻工业很快在广州发展起来，广州电灯公司、造纸厂、制革厂、锅炉厂、罐头厂、汽水厂等民族企业顺势而起。[10]大量工厂的设立，催生了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如黄埔村冯氏家族的冯启昌曾参与创办广州电灯公司，并招聚黄埔村同乡一百余人在五仙门电厂工作。[11]黄埔村胡氏家族本身即长期与洋人经商，其族人胡璇泽在很小追随父亲远渡新加坡经营面包食品生意，胡栋朝的哥哥胡耀廷也在上海法租界美大洋行[12]售卖洋药、面纱等杂货。[13]可以说，这些本土势力在商业的发展中，已经意识到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对于西方文化具备了较强的接受能力，并且与外商建立了一定的贸易伙伴关系，为了维持商业运转，一些家族的子弟开始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英语，而80年代香港的西式教育已经日渐成熟，孙中山、伍廷芳等民国先贤均有过香港学习经历，而青年时期的胡栋朝也是在叔伯的安排下进入香港皇仁书院求学。
综上所述，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得益于与洋人交流之益，一些广州本土家族也较早地走上了对外贸易之路，其家族子女也较早接触西方文化，这在广州黄埔村尤为普遍，黄埔村作为外商入华的关口，来往客商众多，这使得黄埔村民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于西方文化有较强的接受能力，族人子弟开始走出国门与洋商做生意，并且家族也开始有目的地培养族人学习英文，梁诚、胡璇泽等人对英语都十分精通，而早年的胡栋朝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中西文化汇聚的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