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家族学堂
传统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清代宗族为了巩固自身社会地位，往往积极发展族学，培养本族子弟入仕，以保持宗族绵延繁盛。可以说，族学对于一个宗族长盛不衰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士大夫出生的胡栋朝，其深知族学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注重族学建设。
黄埔胡氏家族的胡氏治道学堂即为胡栋朝所创办。根据胡礼廉致胡栋朝的书信内容“自前数年叔祖一腔热血创办（学堂）之始而有芝石副之[22]”，可知学堂由胡栋朝所创办。胡氏治道学堂开设科目众多，从存留的《胡氏治道学堂每周功课时间表》来看，该学堂每周上六天课，每天七节课，设计课程有经学、体操、国文、历史、习字、诗歌、地理、算术、格致、修身、对联、实验等课程，课表如下：胡栋朝还对课程表做了详细的补充说明及建议：
胡氏治道学堂每周功课时间表[23]
一本年专习国学教员，只得两人，学生编分三班，不能不合班教授，惟国文及算术两科各班程度不同，教授亦异，仍旧分班，以免迁就。
一经学、国文两科各生程度均浅，故时间特行增多。
一经文均须诵习，故读经一堂，凡只读《礼记》者以文支配其间。
一高等作文向章每课限两时间，初等亦须以讲文配之，故重叠两堂。
一地理、格致教授无几，故每科增一时间。
一诗歌亦国学之要品，初学诗歌，又须从对联入门，故每科均讲一堂复令。
一格致一科上年高等班用中学物理教本教授，各生艰于领会，初等甲班已习简易小学教本数册，功课亦应进行，故折衷办理，选用由宗龙小学校新理科书合堂教授。
一诗歌一科坊刻适用教本罕见，故就唐诗之易于学步者若干，千家诗若干，唐诗三百首节选百余首，合堂教授。
一对联为诗歌之初阶，各生亦当讲习，故选用声律启蒙为教本合堂教授。
一初等乙班应添入修身、笔算两科，以符口章，故选用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教科书另行教授。
一经学一科初等甲班照章应习江永《礼记约编》，高等班亦须补习，故先行选用两班合堂教授，初等乙班照章应习《四书》，高等班更须补习。初等甲班亦不妨温习，故本科增多三时，复行选用三班合堂教授。
一高等班、初等甲班已习西算三年，故选用商务印书馆高等小学教科书为教本，仍节选程度相当之算法讲演，惟两班程度复有深浅之别，节选亦异，碍难归并，仍旧分堂教授。
从上述课表与附录来看，胡氏治道学堂每节课五十分钟，根据学生学历高等开设课程，但也会考虑节约教育资源，学堂对于教材十分讲究，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采用不同的学习教材。另外，学堂教授科目十分广泛，涉及中西各科，但以中国传统学科为主，注重对学生国学培养，也注意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开设有体操等课程，并且为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还开设有实验课，课程设置充分兼顾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可行性很高，是胡栋朝结合中西方教学特点而在家族中开展的试验性教育。
学堂招生主要针对黄埔村本地，现存《胡氏治道学堂学生口籍表》中详细记载了，学生班次、姓名、年龄、籍属、学历，其中显示胡氏治道学堂根据学生学习程度把学生分高等班、初等甲班、初等乙班，高等学堂学生一般需要在学堂修业三年以上，初等甲班和乙班一般修业一到三年，该表记载当年学生共二十四人，高等班八人，初等甲班九人，乙班七人，其中本族二十一人，附学者三人，可见学堂招收的学生主要为本乡本族学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胡氏家族学堂经费支绌，面临停办的危险。究其原因，胡栋朝认为是学堂愈办愈腐败所致。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胡栋朝的六弟胡绪贤在四川感染风寒去世，胡栋朝在给胡绪贤的妻子旺娥细嫂的书信中抱怨生平坎坷，首提胡氏家族学堂之弊端：“数年来办胡氏家族学堂每年捐助银三百二十元，而愈办愈腐败……读于众堂弟侄每年出数百金以为学费之用，且谆谆劝导，而反不用心向学。[24]”因学堂经费困难，负责学堂事务的胡竹滨即致函胡栋朝求助，胡栋朝获悉后回函：
竹滨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昨奉来函敬悉一切，开办学堂一事，得足下在家维持，管学堂中规模具备，工课咸宜，使族中子弟众皆向学，异日人才辈出，实赖足下与同事诸公之力也。来信云学堂自开办以来，计至今年底需费一千三百余元，明年恐难支持等语，又云现下所筹得之款八千元，提息八厘而用，约计每年息银六百四十元，而学堂每年经费银约一千元，明年尚欠银三百六十元之谱。栋今由蔚泰厚银号汇上平银三百二十五两，伸银约四百五十元，祈往该号收妥，并恳交五十元与怀义堂四太（着培根侄交去便妥），其中一百元系培熙汇回，祈交其兄佐邦收。[25]
这封信写于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信中主要介绍了家族学堂开办事宜，尽管此时学堂已问题重重，但胡栋朝仍然没有完全放弃，他认为族学的开办有利于营造一种“众皆向学”的气氛，对于人才培养尤重。清代的族学为维护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创造条件设立祠塾兴学，然而预备学舍，延聘塾师，或者还要提供学生的膏火费，惟有财力雄厚的宗族，或财力有限而有特别热人经营的宗族，才能实现办学的愿望，清代一些族学，一般以宗族专项公产作为支撑，还有以个人财力办理族学的。[26]开办家族学堂耗费艰巨，胡氏家族现有的族产也难以支撑，为了让本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胡栋朝在收悉族学经费堪忧的消息后，立即汇款资助学堂，同时他还积极号召族中力所能及的族人出钱出力，可从他给族人的书信中得到印证：
耀廷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顷接芝石来函，并附家族学堂丁未岁年结，观此情形，经费常虞不足，若不勉筹款项，恐有中途而废之讥。栋当勉力捐助，请在栋账下拨汇银三百二十元汇到广东省城济美公司，交桂垣、竹滨代收，作为栋捐助三十五年学堂经费是荷。足下热心公益，经已捐助巨款，钦佩莫鸣，若能筹划使家族学堂有常年经费则一族之幸也。此事惟有望于足下而已。专此，并大安。[27]
芝石家先生台鉴：
敬启者，顷接来翰，敬悉一切，足下热心公益，素所钦佩，家族学堂得为主持，实为该堂至幸，感仰莫鸣，劳怨不辞。寄来丁未岁年结一单，亦经收阅，学堂经费固常虞不足，惟赖足下经理有方，尚望延绵长久，兹由上海耀廷哥处汇到省城济美公司桂垣、竹滨代收银三百二十元，作为栋捐助学堂三十五年经费，匪云多助，不过略具热诚而已，望足下于各殷户处更为筹划，则庶可勉中途而废之讥也。[28]
序东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顷接来函，藉悉一切……学堂款项支绌，栋亦有同情，甚忧之，经已于五月三十日函寄上海耀廷哥，拨汇洋银三百二十元交济美阁下收，作为栋捐助三十五年家族学堂经费之用，料想收到复音在途矣。阅书楼办理一节，吾亦函嘱浚泉、芝石二位集众公议，移归学堂兼理，并函嘱耀廷哥拨汇银三十元（早耀廷哥捐银一千元，息银七十元），共成一百元，以作阅书楼经费，料亦有口也。总之，学堂、书楼二者筹措办理，专赖阁下等裁定。[29]
以上三封书信均是胡栋朝获悉家族学堂困难之时，号召族人捐款所作。他本人经济上并不算宽裕，但仍以身作则，捐出三百二十元作为“捐助学堂三十五年经费”。在他的号召下，胡耀廷当即捐款一千元，而学堂也得以继续开办。虽然学堂有腐败的嫌疑，但是胡栋朝仍然主张在家族广设学堂以便本族子弟就学。宣统元年（1909），胡栋朝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30]，他遂致信家族请求效仿胡氏治道学堂设立惠及黄埔乡之学堂以培养人才：
贵房列位宗先生大人台鉴：
敬启者，栋朝籍赖祖宗余荫，添列庶常，荷蒙不弃，幸获恭谒，令祖庆叙，宗亲加以盛设华筵大亨，以养隆情厚意，感激何如，固天伦之乐事，亦觉一时之盛也。贵房宗厚风规，异日人才辈起，甲第连绵，当可为预贺也。从来人才之蔚起，必由学堂而成，是吾乡设立学堂实为今日之急务，分属宗谊，欲白所怀，略言开学堂之利益以备采择焉。
一曰设立学堂可以为善也。圣人教人为善以道德，今人劝人为善以阴德，如签助善堂、救灾、恤贫、施棺、舍药是也。若设立学堂教人，使一艺成功，小则可以养一身一家，大则可以强一族一国，是则善堂救人于患难之后，不若学堂救人于患难之前也。
一曰设立学堂可以致富贵，可以联亲谊也。语曰家无读书子，功名何处来？敢请贵房耆老纠合同志或拨公款，或捐私曩，组织学堂以教子弟，将来小学毕业时，栋朝可指引到上海、京师各处中学并实业专门各学堂肄业，循序渐进，各艺兼成，则功名立而富贵至也。其时回乡谒祖，往拜各房则兴致高而亲谊叙也。
一曰设立学堂可以免提公款也。今者国家兴学，京师有学部，各省设提学使，务饬各村各乡各族各姓，自立小学堂，若有不愿立学者，酌提该处香火祭祀款，代为设立，比比皆然也。顾兴学为教训子弟之要图，何不自行筹款于先，以免官提公款于后为愈也。
一曰设立学堂可以兴发进取之志气也。读书多然后志向大，入学堂然后智识开，苟使贵房设立学堂，则贵处子弟志向亦大，理固然也。别房见贵处子弟志向大，亦因之而设立学堂，以使其子弟志向亦大，如是而各房各处之子弟志向皆大，则我胡姓之子弟其庶几乎。敝房纠合同志，每年捐助一千二百余金，设立初等小学名曰“治道学堂”，已开学堂办三年于兹矣。今择该堂前列生六名前赴上海实业中学堂肄业，顺此道及，可预为先导，则贵房之设立学堂将必人才济济，亦可翘企而待也。
一曰设立学堂可以强种族也。向来为父母者，其子长大则筹备娶媳妇之资，苟能设立学堂，伏愿以娶媳之资教其子以成一艺尤宜，令其将而立之年，身体健壮，然后娶亲则生子速，而且可能保其根基精致，此亦经验之言也。尚其留意焉。
以上数端陋见，冒昧渎陈，未识能备采择否也。
专此。敬请公安！
翰林院庶吉士黄埔房宗末栋朝顿首a
这封书信主要劝诫胡氏各房齐心设立学堂，以培养本族子弟成才，“吾乡设立学堂实为今日之急务”，结合书信末尾翰林院庶吉士黄埔房胡栋朝来看，该信很可能是为了说服黄埔乡胡氏其他各房耆老办学。为此，胡栋朝从学堂劝善、致富贵、免提公款、激励进取之心以及促使种族强盛五方面陈述建立学堂的好处。从其劝诫中可以看出，清末十分重视教育，清廷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要求教育普及至乡村这一行政层级。民间也把办学视为子弟致富贵的手段，就连胡栋朝也说“各艺兼成，则功名立而富贵至也”，是故胡栋朝请求胡姓各房仿照已有之胡氏治道学堂办学以培养人才。
当时胡氏治道学堂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可从胡礼廉写给胡栋朝的书信中看出：“本司中推我族之学堂为最善规模。近以乡中梁氏学堂不二年荒废腐败，早已不设。冯氏今虽设而腐败岌岌乎倾颓，有不堪设想者于斯。我学堂铮铮然，远近均许可称善。[31]”在同乡族学皆不景气的情况下，胡氏治道学堂仍然得到有司的好评，且有六名学生前往上海中学继续学习，由此可见其办学方式之正确。学堂发展有效，家族也对学堂十分重视，学堂旧有负责人胡芝石因病无法料理学堂事务，但胡礼廉等人，“已延别位名高寿吾先生者，此乃师范学堂毕业生，礼村人也，品学兼优，替他（胡芝石）司教，颇当其位[32]”，并且由“六七同志鼎力共揭私囊以支应耳，不出学堂公款”，足见学堂已经取得大家认可。也正是因为胡氏治道学堂办学的成功，令家族看到了另一条通过新式教育而使族人走向功成名就的途径，“（学生）毕业荐于中学堂，中学成荐于大学，倘有志之学童，许可由官费准其游学西国，如此学童存有希望好处之心，便不生杂念，专一向慕，或有三二人得立身成名者，不虑其学堂向学乏人矣”。[33]由中学而进入大学，再出国留学，这正是翰林院庶吉士胡栋朝衣锦还乡之道，胡栋朝作为家族正能量而让家族看到了新的希望，故鼎力支持学堂发展。
综上所述，广州作为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对于西学的接受具有天然的优势，而黄埔村则是外商来华的第一站，作为黄埔村本土家族，胡氏家族在清初已经开始与洋商贸易，胡栋朝也在很小即开始学习英语，在中西文化的双重浸染之下，胡栋朝对于西方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接受力，故他在求学期间就积极推进家族改革，开始有意识地废除封建遗风陋俗，把妇女从闺房中解放出去，鼓励她们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社会劳动。而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他又在家族开设新式学堂，令本族子侄接受新式教育，这一系列尝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然而，出生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他尚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礼制的影响，在改革家庭的过程中，他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女性参与工作的鼓励、家族学堂的创办，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家族发家致富的考虑，并没有看到封建社会对民众剥削的本质。
【注释】
[1]郭维勇：《广州同文馆的历史作用》，《岭南文史》，1985年第2期。
[2]高芳卉：《洋务学堂英语教学与晚清西学东渐关系研究》，《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3]陈文联：《晚清妇女解放思潮兴起的原因及特点》，《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4]张旭辉：《洋务事业教育论述》，2008年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胡栋朝：《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付上第十五号家信》。
[6]胡栋朝致性初三兄信。
[7]胡栋朝：《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付上第十五号家信》。
[8]胡栋朝：《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日付上第廿五号信》。
[9]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二十三日付上第三十八号家信》。
[10]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付上第三十六号家信》。
[11]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付上第三十八号家信》。
[12]贃，粤语，即赚钱，下同。
[13]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付上第三十八号家信》。
[14]“做工夫”，粤语，即“工作”之意。
[15]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付上第三十九号家信》。
[16]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付上第三十九号家信》。
[17]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付上第四十六号家信》。
[18]原文误写为“上”。
[19]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付上第三十六号家信》。
[20]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付上第三十六号家信》。
[21]胡栋朝：《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付上第三十九号家信》。“惊骇”一词原文误写作“惊该”。
[22]《五月念五日泐付于浦，由耘经书室侄礼廉上言》（胡礼廉五月份致胡栋朝信，内容提及胡栋朝“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信应写于宣统元年（1909））。
[23]胡栋朝手稿。
[24]胡栋朝致旺娥细嫂信，七月初五日。
[25]《与族兄弟竹滨仁兄大人阁下》，丁未七月初九日（光绪三十三年胡栋朝致胡竹滨信）。
[26]冯尔康：《清代宗族的兴学助学及其历史意义》，《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7]胡栋朝致耀廷仁兄信，五月三十日。
[28]胡栋朝致芝石家先生信，五月三十日。
[29]胡栋朝致序东仁兄信。
[30]《监国摄政王钤章》，《申报》，1909年6月21日。
[31]《五月念五日泐付于浦，由耘经书室侄礼廉上言》（胡礼廉致胡栋朝信，按内容可知写于宣统元年五月）。
[32]《五月念五日泐付于浦，由耘经书室侄礼廉上言》。
[33]《五月念五日泐付于浦，由耘经书室侄礼廉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