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仁书院到北洋学堂
胡氏是清代黄埔村有名的大姓，有清一代，该家族先后出现了胡璇泽、胡栋朝、胡耀廷、胡国良等绅商巨擘，族人子弟在政商两界均显赫一时，家族影响力遍及海内外。黄埔胡氏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如此多优秀的人才，与该家族重视族学息息相关。
胡栋朝出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六月二十一日丑时[1]。据胡栋朝在《自传》中回忆：“余自四岁而少孤，八岁而大病，面黄骨瘦，与死为邻，险矣哉。先天体魄既弱，后天亦复营养失调，其命矣乎。天既生我，是天之德我也，而体弱病侵，是天之苦我也。岂天将降大任于我，而先苦之乎？迨未可知也。惟因体弱多病，九岁始开冬学，专馆六年，一无所成，此童年失学之情形也。”[2]栋朝幼年丧父，体弱多病，然而胡氏家族并未放弃对他的培养，其9岁时家族安排他进入“冬学”学习。冬学本是旧中国农村盛行的冬季农闲成人文盲及适学儿童接受文化教育的一种形式，其因费用低廉，适应农村季节性而昌盛不衰，建国初期国家曾在农村大力推行冬学扫盲。[3]冬学的主要目的是普及扫盲教育，故其所能接受到的知识十分有限，胡栋朝在冬学学习了6年时间，他称这段时间“一无所成”。
胡栋朝在他17岁那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叔父把他接到香港学习英文。胡栋朝祖上胡璇泽长期活跃于东南亚一带经商，并且身兼多国领事，有证据显示胡璇泽与英国远东舰队也有交情，作为一名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其英语表达能力应该不差，那么作为后辈子孙的胡栋朝也可能受家族影响而学习英语。胡栋朝到香港后，“初寓律敦治洋行，其后迁往族叔达朝之厚昌南北行”，律敦治洋行由印度人H·律敦治于1887年成立，律敦治早年抵达香港后一直在香港和广州的洋行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1887年成立律敦治洋行。厚昌南北行是黄埔胡氏胡达朝在香港所经营的商行，胡栋朝在香港学习英文期间一直居住于此，他在天津上学时给胡礼廉、胡序东的信中写到“曩昔蒙贵堂诸君子惠爱，俾栋得在厚昌居住就学英文，就近学英文，恩德高深，有如山海，铭感五腔，无时或息，虽衔环结草亦匪能报于万一也”。[4]寓居律敦治洋行和厚昌南北行期间，胡栋朝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人生亦迎来了新的转机。1893年，胡栋朝在律敦治和胡达朝的帮助下顺利考入了皇仁书院。五十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回忆此段经历，仍对这两位恩公心存感激：“读书、求学，稍有进步，皆赖此二人（律敦治和胡达朝）之照拂也。私心感激，没齿难忘。故常思有以自立，以报其德也。”[5]皇仁书院初为香港中央书院，招收学生多为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中国人，经中文入学考试，实行中英双语教学，孙中山、陈锦涛、伍廷芳、王宠惠、唐绍仪等民国名流均为其校友。[6]胡栋朝虽然以商贾子弟身份考入皇仁书院，但幼年的艰苦经历使得胡栋朝学习格外认真，“年二十一考入英国皇仁书院。初入第五班，翌年升上第二班，第三年升上第一班”。[7]皇仁书院学习体制参照英国文法学校，由八年级至一年级，七八级称为预备班，六至二为中学，而一级为大学预科。[8]也就是说胡栋朝一入学即进入中学阶段学习，第三年就进入大学预科班，可见其学习十分用功。
预备班的学习也就意味着皇仁书院的中学生活即将结束。1896年，早年从皇仁书院毕业的学长伍廷芳奉命为新筹办的北洋大学堂招生，伍氏当即把招生对象定在了香港，“总办为伍廷芳，派教务长丁家立来港招生，在东华医院招考六十人，余幸入选，温师宗尧亦受聘为教员[9]”，北洋大学堂开出的招生条件十分优渥，学生入学后提供吃住，并且每月发膏火银四元，是以吸引了大量学生报考，相关研究认为，当时学堂初创，急需人才，而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学生，头等学堂末班仅招收30人，而香港一地“应考者千余人”[10]，可见其竞争之激烈。这次招生录取60人，录取的学生当年九月即北上开学，“九月，偕丁、温二师及同学五十九人坐轮船到上海，转赴天津，到大沽□则改乘火车，到学堂遂安心肄业[11]”。北洋大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该学堂以“兴学强国”为目标，分头等、二等学堂，开设律例、工程、矿冶、机械四门学科，毕业生或选派出洋，或委以洋务，相当于欧美大学本科[12]。北洋大学堂仿照西方大学，其每所学堂分四班，由高到低分别为头班、二班、三班、四班（末班），每班招生30人，学生按年依次升班。[13]学堂严格实行考试制度，“有月考，有年考，中西文均有奖赏。余于英文稍为前列，中文则末尾，于是用心攻读”。[14]胡栋朝初入北洋大学堂时分到头等学堂第四班，主要学习“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15]，半年后，胡栋朝很快表现出在学习上的天赋，由末班升到第三班。他在给母亲的书信中写道：
男自旧岁年尾大考试名列十二，今年已升上头等学堂第三班，每月膏火银五两。今年习化学、格致学、万国史记及各数学等书，今年二月十五考汉文试名列第九，今年所读之书自觉易于旧年，大抵此则稍有进境也。特此告慰。本年学堂立一学生人名册，要写齐书名并别字，所以男用栋朝作书名，另取俊廷作别字，顺此禀知。[16]
北洋大学堂从第二年开始增加了“驾驶并量地法”“笔绘图并机器绘图”等课程，[17]亦十分注重学生的军事训练，据胡栋朝书信记载，当时还聘请了来自美国的洋教习：“今年请一洋教习，他曾为美国总兵，来教习各学生操练兵法，并派每人小洋枪一枝，兵衣一件，此不过操习枪法舒畅筋骨，使各学生亦明西人之兵法耳，并非有炮码真放枪也。当操习之时，甚是齐整，此亦一壮观瞻之事也。”[18]而经过大半年的磨合，胡栋朝已经适应了天津的学习生活，虽然头等三班的课程更加专业，但胡栋朝学习起来却觉得更得心应手，汉文水平也有入学之际的吊尾而一跃成为第九名。稍后的信中，他又告知母亲，与二十一位同学同住一间宿舍，甚为安乐[19]，“考试汉文第三，得赏银三毛，洋文第六”[20]。此外，书信中提到“栋朝”是胡栋朝为了学习之便所取，而其在给母亲的书信中一直以“绪干”自称，“绪干”也是胡栋朝在家族族谱中的名号。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胡栋朝向母亲禀报，在学堂大考中，洋文列十二名，汉文第五名，学堂已将名学生考卷呈送直隶总督王文韶（1830—1908）批准后即可升班。[21]二月份的考试，他的洋文已从十二名升到第一名，汉文则名列第二名。[22]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即胡栋朝在天津求学之第三年，这一年胡栋朝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当时一共有四种选择：
一工程学，学起屋、架桥、筑铁路之事；一矿务学，学开矿取五金、化学之事；一电学，学打电报、传电气之事；一机器学，学运动机器及画则之事。此四门若能专精一门则有大用，但工程与矿务二者为最好，将来或有大作致，而学矿务必须要好身子、壮健方可入山落矿，男恐自己身弱，故不学此一门，至机器与电学二者，以男意度之，不及上二者咁好，是以男今欲专学工程一门，而现下亦未曾定实，其后再考究何一门最好、最合自己身份则学此门便是。[23]
这封书信是在升上头等三班时写给母亲的，主要告诉母亲学习专业以及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在专业选择方面，胡栋朝首先从自身条件出发，在尊重母亲的意见下，选择了工程学作为学习的专业，他在书信中向母亲解释了其原因：
男今现专工程学，料无船面海上之差，即派此等差，男亦断不应承，以免母亲担心也。查工程学乃建造屋宇、桥梁、铁路，测量土地田亩之事，皆平常人所能做之事，非危险之差也。现下未闻有满期发差之声气，至满期或有或无，男亦不敢预定。倘有声气，男自当奉禀也。吾料如果有差派必是派往建造铁路之差，倘若无差，男惟有回家之后另寻生理而已。[24]
可以看出，选择工程学即是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避免母亲担心。另外，胡栋朝认为工程学与测量相关，未来毕业就业也方便。工程学的学习专业性更强，据《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学校》记载，工程学所学课程有：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25]虽然课程任务更加繁重，然而胡栋朝的成绩却始终保持进步，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他很快升入头等头班：
男今年升在头等头班，本班分为三专门学，即工程学、矿务学、律列学是也。男专学工程，前六月半前大考，矿务学王宠佐第一，男第二，此乃全班合计也。若夫以每专门学而论，男幸列在工程学第一名，此不过一时之侥幸，不堪挂齿，但母亲来信询及，故以之禀覆也。[26]
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与胡栋朝的努力分不开。他不仅仅考试成绩好，实践动手能力也很强。工程学专业注重实地勘测，北洋大学堂在培养学生时也注重对学生实地测量技术的考察。胡栋朝学习期间就曾到北戴河测量，“男于四月二十七日前往北戴河学习测量地法，于本月十六日回学堂。二十九日早起六点半食饭，七点钟携器具上山，约行半点钟始到，是处山岗多平地少，然近海极凉，到后演试测山高下，量谷广狎诸法，至十二点钟听差送午膳上山，偃息约一点钟之久，直测量至晚七点钟收工，行回住所，或骑驴回，日日如此，惟礼拜日停工，同窗各友不上十日已尽晒黑如摩啰鬼一样矣。虽然辛苦但一日食十碗八碗饭，亦壮身之法也。至五月十五日乘火车往唐山煤矿局看机器，又往铁路公司看车、各机器。十六日回学堂，十七日上馆读书如前”。[27]测量方面表现，胡栋朝也表现出优异的天赋，深得学堂督办信任。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津海关道欲测量日本租界，胡栋朝作为学员被要求参加，“现今天津海关道命男偕同窗友二人测量日本租界，此地约有十五顷，在天津城外离学堂不甚远，已经测量十余天，大约八月初间方可完工”。[28]八月测量工作基本完成，胡栋朝测量结果令天津海关道与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十分满意，“男自六月二十三日前往租界公所测量绘图，至本月初九日回学堂，共计四十五天完工，其租界图已经呈送海关道，海关道黄花农甚为喜欢，因此丁总教习并蔡总办亦甚喜欢，此亦男之机会也。于是海关道赏男酬劳银二十四两，其租界图待迟日付上，母亲观看就是”。[29]
专业知识的学习，也意味着本科阶段的学习即将告一段落，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胡栋朝也十分关心毕业的去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毕业的两种抉择，派往铁路局或者出国留学：
男来天津屈指已经四载，本年年终毕业，但毕业后当派何差，现下未得确闻，惟闻已经拨银二万两为出洋学生之用，苟蒙被选则万幸也。又闻毕业后除出洋学生外，矿务学生派往张燕谋矿务局，工程学生派往卢汉铁路局，或派往山西铁路局。男窃思毕业后必有派差，但好缺与不好缺不能遂料，断无教育完备即放之四散也。如有好音，男即飞禀就是。[30]
出国的去向为英、美两国，“本学本堂拟定每年派学生十名出洋肄业，四名往英国，六名往美国，又闻学生毕之后有些功名”[31]，两地均远隔广东千里，须跨越茫茫大洋，考虑到母亲独自在家，形单影只，胡栋朝一开始并不愿意出国，可从他十二月给母亲的信中看出：“男今年毕业已于前数日考完试，开榜后知名列第二，但现下仍未知将来派何差事，据总教师云须待明年二十头，直隶总督到学堂亲授文凭，然后定夺或派出洋，或派当差，或当教习，放假一百日回家，然后回学堂云云，大抵二月初开河时一定回家相聚矣，至于出洋一事，苟或派男前往，男亦必与总教师相（商）量恳其派别差，不愿出洋以体母亲之心也，但未知能辞职否，俟后有实声气，再行禀上就是。”[32]十二月毕业大考中，胡栋朝取得了班级第二名，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直隶总督裕禄（约1844—1900）亲自颁发文凭后，毕业去处也确定为美国：
男初二日入京谒见盛杏孙大人，蒙派往美国游学，但今又闻得经费支绌，难于筹款，或派往铁路总局也未可知，现下专候此声气也。故须二月初十头方可启轮回港。二十八日，直隶总督亲到学发给文凭，取各工学生作为出身底子与秀才相类。[33]
当时随同出国的还有其他八人，“当选者共九人，计陈锦涛、王宠佑、王宠惠、薛颂瀛、陆耀廷、胡栋朝、严锦榕、吴桂灵、张煜全，定期五月间赴美。”[34]这九人均为品学兼优之辈。然而，在确定名单后，出国与否又发生变化：
本拟二月初回家，不料总督因盛京卿派我等同学差事，未有通知于他，因而食醋，前承允筹银二万两为出洋学生费用，今亦以筹款艰难为名，付之乌有，甚至定期发给川资回里，亦置若罔，是以现下几人出洋，何日旋乡尚且未定也。呜呼，此则我中国官场之所为也。[35]
据此可知，直隶总督裕禄之前曾答应筹二万两为胡朝栋等人的出洋留学费用，仅仅因为盛宣怀（时任大理寺少卿、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督办）私自安排胡朝栋等人差事而没有告知他，导致其吃醋生气，留学费用“付之乌有”矣。胡朝栋由此深刻体会到了官场人情之冷暖。
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国之事最终确定，然而在出国前夕，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而胡栋朝在家“百无聊赖，不得已赴香港找寻商业，前后在嘉美高洋行及水师船厂供绘图则之职务”，其《回忆集》第十二段记录了香港打工的收入情况：“是年在香港，仍住厚昌煜行。往嘉米咕洋行当船画则之任，每月薪金只二十五元。二十七年往香港水师船厂绘图，月薪四十五元。”[36]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胡栋朝才接通知出洋：
是年五月北京义和团扰乱事作，不能放洋。翌年五月，由南洋公学总办张菊生来电，命即赴沪，起程赴美留学，于是乘嘉力轮船前往。阅十三日夜，抵檀香山，经过二十二日夜，到美国金山大埠。在傅兰雅教授家中住宿，入加厘宽利亚大学校。[37]
光绪二十七年（1901），胡栋朝在前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任南洋公学总办张元济的通知下，赶赴上海，在传教士傅兰雅的带领下乘坐嘉力轮船到达美国，正式开始了留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