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栋朝与川汉铁路
洋务运动后期，“求富”成为洋务派的共识，正如俗话所言“要致富先修路”，铁路工程建设一时间炙手可热，兴办铁路不仅便于商业发展，而且也是与列强争夺利权的有效手段，清末很多督抚甚至打出自办铁路的口号，以吸引国人，胡栋朝即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回到祖国。川汉铁路是胡栋朝留学回国后的首秀，也是中国人争夺路权的实践，作为华人工程师的胡栋朝在川汉铁路工作两年之久，是首批参与川汉铁路勘测设计的工程师之一，他对川汉铁路宜万段的设想基本被詹天佑所采纳，然而由于川汉铁路始建于詹天佑，故以往学界多把川汉铁路铁路勘探归功于詹，而对川路路桥专家胡栋朝关注较少。[1]本章拟充分运用胡栋朝日记及晚清民国期刊报纸资料，揭示胡栋朝对川汉铁路的巨大贡献。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狂潮，兴修铁路则成为列强争夺地盘最直接的方式，时人认为：“窃维各国互争雄长，铁路所至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从未有让人修筑，自失其利而自削其权者也。中国处此时局，欲变法自强，政固多端，而铁路尤不可缓。”[2]锡良的这番论断是当时时政的真实写照，学者研究表明，自甲午战争至《辛丑条约》签订的七年间，列强在中国掠夺了长达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修主权，它们控制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甚至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与主权名存实亡。[3]可见，铁路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鉴于列强建路之危害，一批开明之士提出了自办铁路、变法自强的主张，锡良就是这样一位颇有远见的士大夫。
锡良，字清弼，同治十三年进士，其先后任职山西巡抚、热河都统，因其在热河期间励精图治，收效卓著，清廷遂对其委以重任，1903年调任他为四川总督。清末清廷衰微，锡良一直以振兴朝政为己任，他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在热河期间即大力兴办工矿，发展教育，到四川后他发现四川物产富饶，然而交通不便，“四川天府奥区，物产殷富，只以艰于转运，百货不能畅通”，当时英国人肯德也认为“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他比拟的”，[4]肯德的说法或许有夸大之嫌，但也从客观上反映四川资源之富庶及列强对其之觊觎。四川交通鄂滇，连接渝藏，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川省西通卫、藏，南接滇、黔，高踞长江上游，倘路权属之他人，藩篱尽撤，且将建瓴而下，沿江数省，顿失去险要；是川汉铁路关系川省犹小，关系全局实大”。外人对川路也窥伺已久，连振斌研究显示1903年前后英美等多国均表现出对川汉铁路权志在必得的态度[5]。可见，无论是从物资转运还是战略控制，兴建川路均势在必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锡良上书光绪帝称“外人久已垂涎（川汉铁路），群思揽办；中人亦多假名集股，而暗勾外人，计取强求，百端纷扰”，为此他提出了折衷的办法，即“官设公司，招集华股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主张。[6]此举很快得到清廷的支持。
然而清廷虽然同意修路，但川路工程浩大，锡良粗略计算，“计里四千有奇，计费五千万以上”，如此巨大的工程，仅仅依靠国内，筹款之难可想而知，且当时民间并不看好川汉铁路，“中国招集民股最为难事，川省地居僻远，耳目拘隘，昔为邻省办矿等股，寸效未睹，至今人多畏之，骤欲集数百万股之多，此诚难之又难者也”。为了消除民间顾虑，以便顺利筹款，锡良做出“绝不挪用公款”“概不纳洋款”的两大承诺：
督饬司道及该公司，并与在京在籍诸绅往复熟商，惟有开示诚心，袪疑惑之端，而破庸俗之论。一则将修路关系全川之故，利害得失，详明晓谕。一则民间恒虑出资后，事或辍于半途，款或移于他用。兹将公司内官款民款悉作股本，无论异日有何急要，绝不提挪。一则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而士民犹恐持之不坚，将来中外分歧，利权侵损。兹当首严其戒，期于始终一致，如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7]
此外，锡良还把谷物认捐、铜元余利引入川汉铁路股本，“仿照历届办理积谷等项，按租出谷，百分取三，意在轻而易举，积微成巨。该公司又请在重庆府城试铸铜元，拨其余利，充作公司股本”，川汉铁路既然是官民合股，锡良遂改官办为官绅合办，并开始招募华人工程师勘测路线。
1906年，经过三年筹办，“（川路）筹款具有端倪”，为了杜绝洋人插手铁路，锡良致电商务、外务部请求派遣铁路工程人员勘办川汉铁路：
窃川汉铁路既系集股自办，工师自应聘用华人。而此路工程艰巨，尤甲于各省，前年与袁宫保、胡侍郎议定詹天佑来川，适值京张开工，移之就急，复与袁宫保考论人才，以留美学生胡栋朝路学称最，当经寄资，电由梁大臣代订，嗣闻该生尚须循章考验，又经商准袁宫保电复，俟考验后先饬赴川效用。现由川省奏派出洋考察轨政之胡编修邀同该生胡栋朝回国，昨电已抵东京。查川路经营两年，股款渐渐有端倪，专待该生勘办。惟际此各处需才孔急，该生回国后窃恐延揽者多，谨特缕陈前由，伏祈垂念川路重要，且订调在先，俯赐鼎立力持，饬于考验后，迅速赴川，以兴要工而孚众望，感荷实无，既极专肃，统为垂察，锡良宥。[8]
詹天佑作为清末最杰出的铁路工程师因京张铁路开工而无法脱身，作为路权优秀毕业生的胡栋朝成为锡良与袁世凯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此时，胡栋朝恰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正拟前往美国铁路公司实习，接到锡良电报：
中国四川省总督锡良且电聘余回国兴办铁路，盖读过余之《中国铁路指南》也。惟其时，余正拟入铁路工厂实地练习，以资阅历，遂覆电辞其聘焉。七月初旬，往美国京城华盛顿访问同乡钦差大臣梁诚，因而详悉川督锡良已电彼处，并电汇银一千两转交与余，作为川资回国办事，又云在四川办事，月薪四百两，云如此优厚，私心感激，但入厂练习亦为求学问、求经历不可少之事，执两用中，执端揭绪，□□□□，却之。[9]
《中国铁路指南》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时胡栋朝“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搜罗铁路书籍，日夜研习，以三个月时间著成《中国铁路指南》一书，俾中国人士略知铁路工程之重要”[10]，该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先后印刷四千余本，现收录于《广州大典》之中，全书分为四章，先后介绍铁路工程起源、种类、方法以及铁路工作人员职责，并附上铁路工程研究书籍。[11]因此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故锡良可能阅读。锡良的电报能够送达胡栋朝，驻美大使梁诚功不可没，梁诚与胡栋朝均为广州黄埔村人，两人应该是旧识，故胡栋朝毕业特意前往华盛顿访问。川督此次的邀请胡栋朝并未接受。光绪三十一年（1905）锡良奏请“编修胡峻识粹思精，深维大局，一切有用实学无不极意研求，兹仍派日美两国，将实业学务详切考证，必能得其窽要，有裨振兴”。[12]胡峻，字雨岚，四川华阳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选任翰林院编修[13]，其前往美国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为川汉铁路招募工程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胡栋朝正在美国波鲁云机车公司实习，“川督派来之大人胡雨岚忽到美国，忽到机车工厂访余，余颇为惊讶，叩其来意，则谓川督专差其来美聘余，并须偕同回川兴办铁路等语。余见其词意恳切，义不容辞，遂许诺焉”。[14]胡栋朝接受聘任后，带领胡峻参观了美国铁路、桥梁、机车等十余处工厂及部分铁道，于四月同胡峻从温哥华乘坐印度皇后号轮船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锡良聘任胡栋朝时，浙江铁路公司也向胡栋朝抛出了橄榄枝，“汤京卿寿潜讬上海道交学费银二千两到使署转给学生，然梁钦差因学生已受四川之聘未便再受他省之聘，故将原款汇还。”[15]胡栋朝认为，梁诚此举“此理之当然也”。四月抵家后，广东省商办铁路公司也对胡栋朝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并就此事请示四川总督：“据粤汉铁路公司总办郑道等禀请，将游学美洲毕业工程学生胡栋朝留粤襄办路工等情”，四川方面回应：“岑云帅鉴，洪歌电悉拟留胡生极应如命，惟川路己经营三年，筹款具有端倪，专待胡生前来即可勘办，全蜀绅民无异望岁。粤路即关紧要，川为我公旧治，同系荩怀，乞谕知该公司，胡生经川订调于先，别乏替人，势难奉让，粤路另聘高才，无自感盻方命，并祈鉴。”[16]因胡栋朝母亲去世，胡栋朝认为“川督延聘在先，并已赠送治丧费一千元，断不能因桑梓之情谊而背约也，遂却之不赴议”。[17]
胡栋朝踌躇满志地回国参加铁路建设，然而家中亲人去世让他陷入悲伤的情绪之中。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三十日抵家，却惊悉其母亲已于五天前病逝。他认为自己游学在外未能尽孝而异常伤痛，“数年游子，抱憾终天。虽有太平洋之水，不能洗濯不孝之罪”。居丧三月后，他强忍悲痛，于七月十五日启程赴沪。由上海入川途中，他在陈锦涛建议下入京参加学部考试，获最优等生第九名（后被赐予工科进士）。这本是人生之大幸事，然而，九月十七日他刚刚乘京汉大车南下抵汉口，就收到其发妻病殁的电报，他的悲痛之情难以抑制：“母弃妻亡，接二连三，绵绵不断，是皆余之不德也。何天之惩创于余者，乃是其酷耶。由此以往，余求学上进鹏飞之心，奋励以为世用之志，为之一变，为之灰心者也……[18]刚学成回国的胡栋朝，一腔热血报效国家，未料短短数月接连遭遇至亲的去世，其悲可悯，其情可宥。自古忠孝难两全，胡栋朝最终强行走出丧亲之痛，奔赴工作岗位。
十一月，胡栋朝正式到达四川，被聘为川汉铁路正工程司，开始带领工程人员测量宜昌经夔府万县至成都之路线。胡栋朝上任川汉铁路正工程司后，从材料订购、路线勘定、开工地点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较为科学的计划。
早在美国时，胡栋朝已着手筹划川汉铁路工程预算，并订购部分铁路勘测仪器，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十四日致胡峻的书信提及：“前在美国订购仪器时所欠之数尾1244.75元美金，并由美来华船脚149.05元美金，共伸银1846.08两，已由与三送付汇丰以清其数。”[19]这些物资应该是他在接受胡峻聘请之后订购，以便回国后迅速开工，然而铁路建设所需物资庞大，非一朝一夕所能全面，为此胡栋朝特意向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写信咨询[20]，可能因詹天佑迟迟没有回复，而勘测工作又刻不容缓，于是胡栋朝开始着手亲定物资，他十四日给胡峻的书信写道“栋拟十八日即起程回汉，此数天仍要备办由宜昌入成都需用物料并洋文打字机，价银数百元，拟由驻沪局照单支结”[21]，这次购买仪器物料主要是绘图纸、绘图器、照相纸、照片架、照相盒、玻璃器、拍照、测量仪器、测水器、算机、水尺、绘图物料、工程物料，均由礼和洋行鸟比亚轮船从美国运输至中国。[22]十八日，胡栋朝又补充购买铁路锄铲等工具，“昨于十八日由地亚洋行订购铁路锄铲各一千枝……惟须先交定银三分之一……俟三四个月后货到上海时全数交付……以俟来年四月动土开工之用”。[23]之所以购买这些工程材料，胡栋朝“拟十一月初旬由宜昌入成都顺路测量，探其大略情形，以资草稿，来年正月在成都左右测量一小段，约计三月可以告成，四月动土开工”，然而川路公司办事效率之低令胡栋朝汗颜，十一月初他发现“前议顿翻，样事不定，购物用人诸事搁滞”，他分析原因为“两省交涉有以致之”。[24]川鄂两省就川汉铁路争论已久，1907年度支部主事杜德舆给都察院的折子显示“当川汉铁路建议之始，鄂督遂知全路之艰巨，力主两省合修，嗣因川绅不允，鄂督又有各修各境之议，两说俱是正办，殊去年胡峻承川督之命，面求鄂督将鄙境宜昌以上数百里让归四川代修，再四恳求，鄂督不得已，据情入奏，划定归还年限，订以廿五年爲期，由鄂备价赎回[25]”。可见，两省均想插足川汉铁路，以致工程进度缓慢。
急需的部分物资到位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胡栋朝与陆耀廷立即开始由宜昌分两路勘测川汉铁路，两人议定，胡栋朝“由成都起程经重庆测至万县[26]”，陆耀廷负责勘测万县至宜昌段[27]，然后同在宜昌汇合商议开工之事。对此詹天佑认为“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位于此路线的一端，而陆先生位于另一端。在中国如此缺少本国工程司之际，为何不将你们每一个人都安置在宜昌，集中成为一股力量，以取得成功呢。团结是成功的秘诀”。[28]之所以胡、陆两人分开勘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川汉铁路内部董事开工争端有关，后文就此有专论，兹不赘述。
川汉铁路绵延数千里，其跨越横断山区，地质十分复杂，胡栋朝始测之成渝一段“其多系天陌，只用锄高填低之法，稍有险峻不过几处数里之遥，其工程容易平均核算每里需款二万一千余两，约三年工峻[29]”，而陆耀廷之宜万段路况较差，当时《广益丛报》报道“宜万一段，中国著名最难修筑之路，中外俱云万不能修[30]”，1907年，川路草测基本结束，胡栋朝回到成都“惟待公司会议以定开工时期”，而公司内部就开工地点“议论不一，莫衷一是”[31]，直到八月议定先修宜万段，预计十一月尾购地开工。[32]为保证工期，公司又着胡栋朝复测宜万段。
川汉铁路勘测工作之艰苦可从胡栋朝日记中略窥一二：
……在四川川汉铁路测量两年，办事则诸多棘手，行旅则跋涉维艰。在三溪河两八天，粮食俱尽，嵊于在陈绝粮；在杨子江两月有余，波涛夜惊，樯倾数次，身历其境，见此情形，更欲速建铁路，以便蜀人，使之免上青天之难也。[33]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元月，胡栋朝基本完成由万县至宜昌段的测量。至此，胡参与了川汉铁路全线的勘测，他的测量报告发表于《顺天时报》《重庆商会公报》以及《广益丛报》中，其报告反映：由宜昌经夔府、万县、重庆至成都，全路勘线二千三百六十二里半……全线分为三大段，由宜昌经马难坡、南河口、界岭、大峡口出香溪、巴雾河、桂竹坦、夔府城，沿河岸经腰塘、慈庄子、云阳城、兴隆滩以达万县为第一段；由万县沿江岸经明镜滩、师娘子、五林场、石灰峡、忠州城、撮箕口、酆都城北小溪、高家镇、洛碛场、龙洞子、石板滩、洛碛寺以达重庆江北为第二段；由重庆江北起程、鸳鸯场、水土沱、观音峡、歇马场、青木关、璧山城、狮子场、小马坊、永川城、安富场、双凤驿、内江城、羊子岭、资州城、白佛寺、飞虹铺、资阳城、卡子房、临江市、简州城、韦驮山、嘴山、泉铺、狮子湾、龙泉驿以达成都为第三段。[34]胡栋朝分析了各段工程难易，认为第一段“多系层峦叠嶂，峻岭深溪、峭壁危岩，依山谷而行，工程最难”，第二段“多系万流汇集、百涧纵横、绝壑悬崖，铁路沿江滨而走，工程亦难”，唯独第三段“多系田陌相连，道路平坦，虽有观音峡之巉岩，山泉铺之险阻，平壤尤多，铁道由田陌而驰，工程容易”。[35]
综观胡栋朝设计的路线，其多沿河谷修建，尤其是宜万一段，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避免川汉铁路与长江水运争利而否定沿江方案，而改为美国工程师所设计的内陆线，长度增加了一倍，胡栋朝的方案得到詹天佑的支持，1912年詹天佑就任汉粤川铁路总办后放弃了张之洞的方案，再次改为沿江线。[36]换言之，胡栋朝所设计的方案事实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1907年川路勘测基本结束，因公司资本有限，公司各方就开工一事争论不休。自锡良决议自办修川路之始，川汉铁路即因四川风气未开而面临集资危机，1907年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向都察院报告，川汉铁路整体建成需款“一百兆以外”，时间约计“二十年之久”，杜德舆担心川汉铁路将导致四川“民穷财尽”之势更剧，为此他认为“贸然开工势将坐废半途，难乎为继而迄无成效长”。[37]并且，首次兴修铁路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民间对于铁路的信心，关乎后续工程的进度，故各方均十分慎重。
事实上，1907年4月草测后，川路公司内部就开工事宜分歧颇大。因经费有限，“至八月尾，查账数目清楚，照报告上写，现存实银六百万余两”，不可能同时修建多条铁路，故股东内部争议很大。胡栋朝在书信中写道：“查公司于五月尾开股东会，栋虽未与会，然闻说有主由成都起手者，有主由宜昌开工者，有主先修成渝者，有主先修宜万者，又有主先修万渝者，议论不一，莫充一是。遂议□电北京蜀官，东京留学生并重庆商人欲集众议以资处决，是日会议不能决定而散。[38]”从胡栋朝的书信来看，川汉铁路股东至少存在官员、留学生与商人等股东，而学者研究认为，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公司最大的股东是7000万以土地出租租金作为股份的川农。[39]也就是说，民间股东力量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官方，而民间对于川汉铁路的话语权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官方层面一直主张先修宜万段，他们认为川路的军事意义远大于其他，“水陆之险皆在川、鄂接壤之区，应从宜昌开工，先能修至万县，即可避峡江覆溺之患，商货顿易流通，轨料均便输运。电商两湖督臣张之洞意见亦复相同”。[40]沟通武汉，即可与京汉铁路，“宜昌以下之干路，则取道荆门、襄阳以达应山县属之广水，接通京汉大干路[41]”，这十分有利于清廷对四川的掌控。
以胡栋朝为首的铁路工程人员则从筑路的可行性出发，充分考虑铁路沿线区位，立主先修成渝，他撰笔的《川汉铁路宜由何地开工论》一文先后登于《申报》《四川杂志》等刊物，文中认为川路所分宜万、万渝、成渝三段中，现今条件最适宜建成渝段：
重庆为商贾贸易之地，以商务而言，自应由重庆先筑。但上落货物非全路告竣不能揽装载之利权，而成都为官绅萃荟之区，已时务而言，尤当从成都先修，其往来客商虽分段落成，亦可获转输之利益，是修一段则得一段之利，怏一日则省一日之息。查成都至龙泉驿，平阳数十里，需款百余万，施工最为容易，所费亦自无多，此所谓当由成都先修也。以风气之开通而言，宜昌、万县，外埠也。重庆、成都，内地也。缘其风气未开，皆由倡率未先，今欲修铁路以开风气，筹款项以充资本，倘由宜昌、万县先修，不如由重庆先筑，由重庆先筑不如由成都先修也。凡缙绅学士、富户殷商云集省垣，风行郡邑，盖登高一呼，众谷皆应，是提纲先挈领，行远必自迩也。苟风气一开，则绅耆应于庭，商贾歌于市，咸望铁道之速成而咸集股筹资，岂不踊跃乐输乎？设使由宜万先修，则僻壤遐区，弹丸小邑，其开通风气较迟，助款项亦少，筑至万县而五易春秋，修抵渝城而九更寒暑，旷日持久，需费尤多，想省郡之名公巨卿、富商殷户，其向之满腹热肠者，能不为之稍减耶。[42]
成都、重庆两地位于成都平原，地势相对平坦，且均为商贸繁荣之地，“由成至渝，路程八百里，郡县十余处，乡村稠密，定然客似云屯，种植繁多，料必货如山积，况渝之商贾殷实甲于全川，而成之人物富盛冠于各郡，其获利之厚，有必然者”，一旦铁路修筑成功，必然能为后续工程募集到大量资本，更为重要的是，成渝段“需款一千九百零四万五千余两，修路八百七十二里，比而较之，其修筑宜万一段是修路少而需费多也”，而且材料运输费也较宜万便宜，仅需三年即可竣工。鉴于当时筹备经费异常困难，胡栋朝综合多方条件，认为应先修成渝以期短期见效。
胡栋朝的建议得到四川留学同乡会的支持。四川留学同乡会专就开工事宜“开特别会数次，四电铁路公司，皆坚持先修成渝而反对先修宜万，又另撰一意见书印刷万册散布内地”，他们认为“今公司之资本之薄如此而宜万修筑之难如此，彼号大喜功，偏欲以绵力而膺重任……路若不成，倘无他种问题发生犹可说也，设因款绌力竭之故而召外人之干涉，其危险讵堪”。[43]四川留学同乡会担心一旦筑路失败会引起外国人势力的介入而丧失主权，故十分支持胡栋朝先修成渝较易之一段。他们认为胡朝栋为该路总工程师，公司应该尊重他的意见，因而鼓励胡朝栋不惜以辞职来要挟公司，取消先修“宜万”之计划：“倘公司执拗如故，绝无转圜之望，请足下以成败利害争之，争之而无效，则请以去就要之”[44]。然而正如陈剑研究，晚清川汉铁路虽作为商办企业，但其仍然收到官方干扰。[45]胡栋朝虽然作为川汉铁路工程师，但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公司股东会议也并未邀请其参加。公司决意修建宜万段后却久不开工，胡栋朝无奈辞职，“成都铁路总公司胡雨岚太史鉴，十月初一日合同期满，告假回乡省墓，并自备资游欧美以资历练，特先知会，恳祈俯允，希转督宪赵次帅。六月十八日[46]”。此后奉商部调令，派往浙江考验路工，就此离开川汉铁路公司。
胡栋朝以合同期满“回乡省墓”为由辞去川汉铁路工程师，除了感到工作上郁郁不得志，还因两年前其母亲和妻子先后离世而感到寂寞伤感。他后来亲自刻制了一个铜墨盒，上面铭刻唐代著名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其中两句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这大概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吧。
清宣统元年胡栋朝刻制的圆形铜墨盒（海珠区文博中心藏品，胡仲化先生捐赠）
清末川汉铁路之所以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原因之一即是川路公司一开始就做了修层峦叠嶂的宜万段而放弃地势平坦的成渝的错误决定，工程难度远超京张铁路。[47]川汉铁路宜万一段耗时弥久，1909年詹天佑经接手后，耗时两年时间亦仅仅完成宜昌至归州（今秭归、巴东一带）线的三分之一。[48]宣统二年（1910），川汉铁路董事局意识到修筑宜万段之艰难，为此特复函胡栋朝请求襄助：
曩时执事曾建议先修成渝，嗣以留东学者哓哓争执不果，台从亦因是接浙而行。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宜万开工经始一载，困难万端，虽不敢直谓掷黄金于虚牝，将来夔峡、巫峡能否通过，暨通过后之有效力可想而知。多数股东暨□□□□雌黄者，于事实经验之余，乃深服台从之见微知著。今岁第二次股东总会，赴会股东拟筹一救危之策，提出兼修成渝案，已得大多数可，决交由敝局妥筹进行方法。在尼止兼修成渝路线者，佥以运费昂、运输不利为口实。同人提案会议，公推股东张君森楷、张君学潮为调查员，先事调查以为入手基础；明正初旬，即买舟东驶，同人亦将坿轮。先生为成渝路线造因之人，如敝调查员暨敝同人晋谒崇阶，借箸前席之时，务恳吁述经验，再为规画（划），俾得布露所蓄，是为至盼……川路董事局谨启。[49]
这封书信署名川路董事局，并加盖了“川路公司董事局公章”，其内容可信度较高，书信中显示宜万段开工一年后即遇到工程、资金方面的困境，川路公司也开始反思宜万段决策之正确与否，反思的结果是大多数股东较为支持胡栋朝的意见，故决心派出调查员重新评估成渝线，信中表达了董事局希望听取胡栋朝意见，得到胡栋朝帮助的期望。这封书信无疑进一步证实了胡栋朝早先关于川路决策的科学，然而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川汉铁路全线中止，故胡栋朝关于先修成渝段的设想由此而中断。总体来看，清末川汉铁路以失败告终，就其结果来看这与胡栋朝之担心不无关系。
川汉铁路为西南交通大动脉，其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列强环伺的晚清社会，胡栋朝等华人工程师力排众议，潜心勘路，有效抵制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南交通的掠夺。遗憾的是，清廷内部的腐败与软弱导致工程进度缓慢，胡栋朝等人虽有工程师之名却无工程师之权，无法参与川汉铁路决策，导致川汉铁路未能成功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