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高等实业学堂
宣统元年（1909）四月，胡栋朝勘毕铁路回沪，收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以下简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电文：“顺治门太仓馆许弼丞兄函计达，胡君如愿就，拟请作教务长，月薪四百元，可俟查路后接任，乞转敦请电复，再电部治文。宣统元年四月。[13]”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建校于1896年，其前身为南洋公学。1896年，盛宣怀上书光绪帝请求设立南洋公学以培养实业人才，由盛宣怀亲自担任督办，该学院创办之初分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附属小学堂）、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四个学院，并聘请洋人教习英文。[14]1904年，南洋公学改隶商部，随后改校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清廷增设邮传部主管全国路、邮、轮、电事业，学校也随之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并设铁道工程班，次年九月唐文治接任学校监督（即校长）。
唐文治（1865-1954年），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其出身贫寒，其自幼聪慧，六岁入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后派任户部江西司任主事，1898年调任总理衙门章京，义和团运动后调任外务部主事，后官至农工商部尚书。唐文治此人对西学很熟，其在外务部任职期间先后两次前往日本和欧美，对西方各国文化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庚子赔款后，唐文治多次上书清廷请求变革无果后，1906年他毅然弃政从学，希望通过教育为中国培养一批新式人才，以实现国富兵强。唐文治到任后，首先改组的就是铁道工程班，他认为学堂现存铁道班太过简略，于是请求邮传部改组扩充：“接收实业学堂后，详考该堂上院专门设有铁道一班，唯其大加扩充。于是，他取铁道工程班扩充为铁路工程专科，订学制为三年。”[15]改组铁路工程科后，唐文治认为应该聘请专员管理，他奏请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推荐优秀铁路工程人员前来任教：
本监督接收实业学堂以后，详考该堂上院专门设有铁道一班，询属当务之急，唯其规制简略必须大加扩充，俾至详备，尤宜另聘铁道工程专门教员，分条讲授，庶可早就精深，但必须有熟谙铁道学之人，始能考核教员之程度。兹查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道天佑，精通轨政，现已函商该道，属其详加考核，选举铁道专门教员一名，来堂主讲，并经会商教务长，按照学生班次程度详细斟酌。[16]
这封信函书写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詹天佑当时尚在主持京张铁路，但其能力已经被国人认可，胡栋朝在给胡峻的信中就提到“詹君天佑为中国工程师之祖”，故唐文治请求詹天佑推荐优秀教员。詹天佑选举何员尚未可知，但光绪三十四年（1908）现任教务长[17]梁钜屏辞职，恰逢胡栋朝勘毕苏浙铁路回上海整理报告，绘制地图，且胡栋朝又被朝廷补授工科进士出身[18]，加之当时留洋毕业生进入新式学堂担任管理者是常态[19]，于是唐文治决定聘任胡栋朝担任教席，辅助办学。
宣统元年（1909）四月，唐文治即向胡栋朝抛出教务长的橄榄枝，为此他发电文给许弼丞，请求转达至胡栋朝，“顺治门太仓馆许弼丞兄函计达，胡君如愿就，拟请作教务长，月薪四百元，可俟查路后接任，乞转敦请电复，再电部治文”[20]，五月，胡栋朝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1]唐文治提高了胡栋朝的月薪，并陈述了具体工作内容：“顺治门外太仓馆许弼丞兄，胡君允就，拟请作教务长，月薪六百元，教科每星期约二十点，诸凡支配功课，稽查教员勤惰，统请偏劳，乞切实面订电复，即行电部，敦请何时到校接任，乞定示文治元印。”[22]针对唐文治之邀请，六月十三号邮传部征询胡栋朝的意见，胡栋朝十四日回复：“电敬悉，查路差能即销，愿就教席，委员栋朝函”。[23]十九日，邮传部又致电唐文治：“上海唐侍郎鉴，胡庶常栋朝，铁路专门，本部拟俟其查路销差，派办路工，既执事相需甚殷，只可令其相助数月，襄办添班事宜，俟数月后再行商酌办理。邮传部巧。”[24]唐文治校长把邮传部的意见传达给胡栋朝，但胡栋朝仍向邮传部请示是否销去勘查铁路的任务：
北京邮传部堂宪鉴：顷接唐监督文治函称部允襄助学务数月，应否销去查路差，前就教席请示，三洋泾桥大安栈委员栋朝叩告。[25]
六月二十一日，邮传部明确回复了胡栋朝，就任教务长与勘测闽粤铁路并不冲突，着胡栋朝在起程勘路之前暂留上海襄办校务，然后前往闽粤：
上海三洋泾桥大安栈胡庶常栋朝电悉：唐侍郎挽留该庶常襄理学务，经本部酌允暂留数月，电复在案。惟该员前经奏派勘查闽粤各路工程，自应仍将该员差使办理完竣以重奏案，且预计勘查各路及途中往返不过需期一月，于校中事务万不致有所妨碍。现在原派会勘及查款人员约于七月半启程，屈计尚有半月宽闲，该员可□将校可一切事务料理头绪，届时仍同会勘人员前往勘查。除电知唐侍郎查照外，该员仰即遵照办理，邮传部养印。[26]
由此，胡栋朝接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一职。胡栋朝在其任期内，改革学校制度及课程，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胡栋朝收集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正门场景明信片（海珠区文博中心藏品，胡仲化先生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