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的兴起与胡栋朝家庭困境

广州地处华南沿海，水陆交通十分便捷，早在秦汉时期就是重要的出海口，唐宋时期官府曾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清代实行“一口通商”政策更让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外商来华贸易必先停泊于黄埔港，黄埔村因而成为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区之一。生活于黄埔村的胡氏家族，虽然很早就与洋商建立了贸易关系，但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属性，家族还是以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作为指导。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规模的扩大，加上清廷洋务派对西学的推崇，洋务学堂开始在国内成立，随着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后，广州、上海等地也先后开设起洋务学堂，1864年广州同文馆成立，开设英语、汉语、算学、法语、德语、俄语等语言，并且聘请美国人谭训为英文教习，培养学生负责涉外翻译工作。^[1]广州同文馆虽然规模小，但其在士大夫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代无疑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洋务学堂开设西学，聘请洋人教学，也会翻译大量西方著作，当时的广州同文馆就有翻译介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推动了晚清西学东渐向纵深发展。^[2]

随着西学的普及，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读书人开始把西方风俗文化引入家庭当中，胡栋朝自年少时即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皇仁书院是1863年由港英政府成立，它采取中西结合的教育理念，开设有读本、拼字、写字、算术、翻译、作文、地理、代数、化学、几何、音乐、绘图等专业，学生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青年时期学习的北洋大学堂亦然，因学堂培养的学生毕业主要负责洋务或者出国留学，故学堂管理参照西方大学制度，聘请洋教习，学习西方体操，翻译西文杂志、书籍，胡栋朝在推行家族建设的各项举措，即是根据北洋大学堂求学期间所见所闻而提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生代知识阶层崛起，他们对各种新思想最为热诚，成为各类社会思潮的传播者与追求者的角色。^[3]如此来看，胡栋朝传播西学似乎不足为奇。

那么胡栋朝何以能推动家族改变呢？笔者在介绍黄埔胡氏家族时已经探析，胡栋朝所在的凌波公房虽为黄埔胡氏二房，但因长房从军，事实上凌波公一房一直以长房控制着家族，清代凌波公一房在官场、商场均捷报频传，到胡栋朝这一代族人子弟大多走向了商界，并未出现达官显贵，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观念左右下，读书入仕往往比经商更有前景。从族谱记载来看，胡栋朝的叔伯哥哥等大都南下经商，同辈子弟中读书人鲜有成就，而胡栋朝就读之北洋大学堂是近代第一所公办大学，招生严格，待遇优渥，且当时实业学堂毕业后优秀者能够获取功名，甚至步入仕途^[4]。光绪二十五年（1899）胡栋朝给母亲的书信中也提及“闻学生毕业之后有些功名”，从这个角度来看，胡栋朝完全有能力左右家族的发展，有了家族话语权后，家族颓废的现状是其决心做出改变的重要原因。

另外，家庭的没落是胡栋朝决心改变的重要原因。光绪二十一年（1895）胡栋朝的哥哥胡焯焜去世，胡栋朝则成为家里子孙辈中的长兄，哥哥的去世一方面造成家庭困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胡栋朝要代替哥哥承担起长兄的责任，养活家里一众孤儿寡母，进而实现家族复兴，而其长兄身份，是他能够说服母亲改变家族的风气的原因之一，家族的困境，也使得母亲对于胡栋朝十分支持。

胡栋朝多次在书信中提及家族现下窘迫的状况，连他前往天津上学尚须找人借款生活，“至善昌堂之项，男来天津时借了三百五十元，大兄手借一百元，又上前大兄除还之外，尚欠三百两……大兄身没，母亲手借银一百元，统而计之共有七百余两之多^[5]”。父亲去世后家庭日渐困难，以至于哥哥胡焯焜在世时不得不“卖三间屋”以偿还借款。哥哥去世后，家里更是雪上加霜，每况愈下，不得已再卖出家中田地，“母亲来信云，已沽围田得银二千三百余两，念此祖宗遗业，今不得已沽而还债，言之泪下……”^[6]，“沽田之银已经还尽于他人，今无银还善昌堂……”^[7]。与胡耀廷房做生意致富相反，胡栋朝家几无产业，孤儿寡母依靠借钱度日，家庭十分贫困，即使沽卖田产仍不敷用，是以胡栋朝也希望通过改变家族风习而走出穷困的状况。

此外，前文已经交代，黄埔村作为对外商埠，对于新式思想也较为容易接受，胡栋朝在推行家族改革的过程中，很多措施在其母亲的主持下都能够顺利推行，也客观上印证了这一点。诸多因素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已经在北洋大学堂学习四年之久的胡栋朝下定决心一革旧弊，开始着力整顿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