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乱局，日本定调“以战助和”
1939年4月，东京陷入了一场艰难的抉择中。
从1月近卫内阁倒台，平沼骐一郎就任首相后，就德、意一再催促的军事结盟问题，五相会议已讨论过几次了，可意见始终无法统一。陆相板垣征四郎是极力主张签约的，在他看来，与德、意结成“轴心国”，可解除北面苏军的压力，南下、北进都有主动权。但海相及内阁多数人却担心一旦签约，日本则可能被拖入欧洲战场，这是日本目前国力根本就办不到的事。更可怕的是，一旦签约，就等于与美国撕破脸，所有战略物资都将被卡断，日本暂时还无法承受这一代价。
军方自己都无法统一，首相、外相、藏相也各怀心事，签约的事只能是一拖再拖。
东京的最大难题倒还不是签约与否，而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中国战场问题。中日全面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眼见得民穷财敝，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仍是遥遥无期。到了现在，即便是最强硬的好战分子如板垣征四郎之流，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停战的问题了。
说起来，板垣征四郎就任陆军大臣，上至天皇裕仁，下至军政各界，对他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毕竟，这场战争是他和石原莞尔挑起的，现在石原因为反对扩大战争，已被逐出陆军中央。驱逐一个石原容易，可怕的是石原关于陷入持久战的预言现在已变成现实。为此，主战的陆相杉山元、次官梅津美治郎双双被免去职务，转而任命更有手腕的板垣主持陆军，以期快速解决中国问题。
然而，出乎板垣征四郎意料的是，新任的陆军次官竟是东条英机，一个比他还要强硬的家伙。
日本军界都知道，东条英机是统制派领袖永田铁山的忠实追随者，曾被永田赞为“肩负陆军未来的人物”，东条英机也颇以此自负，大有“天下滔滔，舍我其谁”之气概。其实，东条一向是以愚笨著名，少年时代被人称为“打架王东条”，在军界崭露头角后，又被公认为天才的石原莞尔戏称为“上等兵”，就连一些陆军元老如宇垣一成等也不大看得起他。
说到底，东条英机在大家的眼里，不过就是个头脑简单、秉性暴戾的人罢了。但是，东条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在外表上具备了一个标准军人的良好形象，这在一向呆板、注重仪表的日本军界赢得了部分人心。
更令人吃惊的是，“上等兵东条”也有一鸣惊人的时候。
“二·二六”兵变时，面对关东军内部群情汹汹、人心思乱的局面，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却当机立断，率先表示支持中央的平叛决定。同时命令部下即刻行动，在关东军内部进行大清洗，迅速处决了一批叛国乱军者，稳定了关东军的局面。结果，东条此举得到了陆军高层的一致喝彩，他的行动能力也在统制派内部凸显出来，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独断专行，组建了以四个旅团为基干的“东条兵团”，大举进攻张家口中国军队刘汝明部。刘汝明力战不支，部队溃败，正在南口苦战的汤恩伯13军失去侧翼，独木难支，也只得败退。之后，东条连同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将战火烧向山西，造成了新的既成事实，完全违背了军部不扩大战争的方针，再次上演了一出“以下克上”的闹剧。
东条英机的激进和行动能力博得了军中大多数好战分子的好感，甚至在中、下层军官中也有广泛的影响，“来自地狱的使者”辻政信参谋就是他的狂热追随者之一。在统制派看来，东条有魄力、有声望，确实是一个可以推到前台的理想人物。于是，作为统制派新的代言人，东条被推上了陆军次官的宝座。
果然，这位陆军次官很快便显出了他的与众不同。
“张鼓峰事件”是他极力撺掇板垣征四郎做成的，结果板垣招来裕仁天皇的一阵痛责。接着，又进一步叫嚣“对苏（苏联）、中（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更有甚者，一次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他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支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
就是当时风头正劲、统帅数百万钢铁之师的希特勒也没有狂妄到敢向全世界宣战的地步。
此言一出，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连战争狂人云集的日本军部都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东条英机确实狂得没边，甚至可以说丧失了理智。且不说日本弹丸小国，人力、财力受限，更重要的是，连美国这样实力雄厚的大国在开战问题上都一再避免两线作战。但东条不计后果愿意这么说，说明有人就愿意听。
特定的昭和军阀时代，什么人都可能出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但狂妄者必须为狂妄付出代价。不久，东条英机就丢掉了陆军次官的乌纱帽。
当时，陆相板垣征四郎亲登东条英机的府邸，促膝长谈，声称为了陆军的团结，期望东条辞职。
然而，东条英机竟断然拒绝，厚着脸皮回答说：“只要多田骏参谋次长不调出，就绝不提出退职申请，如果有必要的话，请砍掉我这个军人的脑袋。”
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由于陆军大臣和次官属于政府文官系统，军部碍于体面不能直接免去其职务，所以只能眼睁睁地受东条英机胁迫，答应了他与参谋次长多田骏共进退的无理要求。
多田骏谨言慎行、恪尽职守，曾站出来指责那些“以下克上”、擅自扩大战线的行为，因而成了东条英机的眼中钉。他虽为参谋次长，却在参谋本部负实际指挥之责，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更多地是挂个虚名。这种共进退无疑是陆军省得利，参谋本部吃了大亏。
东条英机近乎无赖的要求，使多田骏感到“像被疯狗咬了一口”，参谋本部上上下下也为他鸣不平。可事已至此，他不得不离开东京，前往中国战场任职。
离开陆军省，东条英机一度心情灰暗，但是他对未来抱有信心。他知道，军部的那些大小头子，哪个不是战争狂人？他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已。一旦局势无法收拾，不用他自我推销，他们就会找上门来。
事实上，处于两难之中的日本军政高层也十分清楚，身为陆相的板垣征四郎和其副手东条英机也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水火不容。板垣在秉性上，其实和东条并无太大差别。东条一意孤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打落牙和血吞，能够忍辱负重。板垣也是如此，当时华北驻屯军的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就曾说他是“直刺战术”，讥讽他一味蛮干，不知变通。
好在有一点，板垣征四郎有容人之量，手下也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关键还在于，在培育昭和军阀的核心组织“一夕会”内部，在永田铁山的“统制派”和小畑敏四郎的“皇道派”之间，他和冈村宁次、矶谷廉介是少数的中间派之一。所以，在人事方面，他是团结陆军中上层的理想人物。
但是，好战的秉性还是让他时不时地露出獠牙，令人大吃一惊。
抛开支持“对苏、中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提议不说，现在他竟要对苏联动武，并且倡议和德、意结盟。这下，就引起了日本高层的极大恐慌。
要知道，板垣征四郎中将可是“以下克上”的代表人物。“满洲事变”他是导演，“一·二八”事变也由他而起，“中国事变”造成全面战争的事实，他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当他刚刚就任陆军大臣，在他的纵容下，7月底就爆发了“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不过是中、苏边境上靠近朝鲜的一个小丘陵，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战略价值。苏军为了进行试探，从1938年开始，就在那里构筑起阵地来。
苏军的这个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应。作为“皇军之花”，关东军上下哪能坐视不理？他们当即上报东京，要求实施武力行动。
板垣征四郎起家于关东军，自然是护犊心切，当即下令关东军进行武力侦察，同时又联络新任的日军驻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命其所部在7月16日举行声援外交谈判的示威，并将所部集结于朝、苏边境，以应万一。
为了谨慎起见，东京下达的大陆令中，对前线部队还是做了严格限制：使用兵力最大限度为一个师团（第19师团），为使事态不致扩大，禁止使用空军等。
不过，照日军的说法，这仅仅是实行武力搜索的准备行动。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进行武力侦察哪能用得了一个师团，这不过是进行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7月20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匆匆赶往皇宫，在奏请日皇批准使用武力之前，从日皇近臣的谈话中，听出了日皇避战求和的口风。于是，闲院宫总长为避免自讨无趣，主动取消了上奏。
要命的是，参谋本部并未将此事通报给板垣征四郎。不仅如此，外务大臣宇垣一成大将在上奏时，也奏请日皇不宜使用武力。
如此一来，蒙在鼓里的就只剩下板垣征四郎。在上奏时，当被问及参谋本部和外相的意见时，他信誓旦旦地说意见一致，坚持进行武力动员。
天皇当即勃然大怒，以为板垣征四郎又要以维护士气为由对苏动武，不由得严加斥责道：“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准动用！”
“满洲事变”以来，日皇的统帅权动辄被侵犯。尤其“二·二六”兵变时，叛乱军官甚至要拥戴御弟秩父宫雍仁为帝，因此，他才异乎寻常地下令镇压。所以，对他来说，其他都可容忍，唯独统帅权不可僭越。板垣征四郎不明就里，轻易犯下大错。受到斥责之后，便慌慌张张地退了出来。
接下来一连几天，板垣征四郎神情恍惚，有些大祸临头的感觉，甚至提出了辞呈。
天皇并没有让坂垣征四郎辞职的打算，当时痛斥板垣，一是反感军中好战分子不顾国家大局一味逞强；二来也担心统帅大权旁落，板垣征四郎不过是恰好撞在了枪口上。毕竟，对付陆军中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只有起用板垣这样的中间派才能左右平衡，控制住局面。辞了板垣，弄不好军中还会闹出新的乱子来。因而，他又通过首相近卫再三劝解，说明他的本意是“大臣和总长都要继续留任”，板垣这才平静下来。
板垣征四郎明白，这是天皇对他的敲打，借机发挥而已，事情还可以补救。26日，他连夜发出指令：没有什么非打不可的战争，赶快采取新办法，控制住局面；同时，要不发生任何差错地将集结于国境地区的部队撤回原驻地。
然而，一切都晚了。正如板垣征四郎在1931年所做的那样，“以下克上”的闹剧再一次在前线上演了。(https://www.daowen.com)
29日午前，几名苏军士兵越过张鼓峰以北沙草峰西南高地，开始修筑阵地。关东军认为苏军越境来犯，当即下令反击，并将已撤走的部队调了回来。
“张鼓峰事件”就此爆发。
天皇闻讯，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说道：“既然已经干了，也没办法，要及时停下来。第一线将士一定辛苦了，要坚决确保国境线安全，但不许再出现超越国境的行动。就这样告诉他们！”
然而，战争是一台可以毁灭一切的机器，一旦轻率地发动起来，就不是发动者想停就能停得下来的。
8月2日，苏军携带大量重武器投入战斗。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凭苏军的钢铁洪流肆意逞威。
骄横的日军军官们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纷纷聚在一起，商讨如何结束眼下的这个残局。
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一反常态，第一个跳出来要求加紧撤兵。参谋本部的作战科长稻田正纯大佐则强烈反对：“这种情况难道不是一开始就下决心做好思想准备的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下令后退，不仅死伤者的收容工作无法进行，而且会使精锐的19师团产生战败感。该师团还有未受损伤的4个大队，仅仅依靠这个力量还能坚持一个星期。在外交谈判看不到一线希望的今天，没有什么可惊慌的。”
一席话说得东条英机哑口无言。板垣征四郎则正襟危坐，从开始到结束都没表态。
参谋次长多田骏知道这是将皮球踢给他看的，他也不好表态。只是在散会后，对自己的手下稻田狠狠叱责道：“已经达到最初的目的，不要再说逞强的话，马马虎虎不行吗？”
于是，在军部的暧昧态度中，日、苏达成了停战协议。
由于这次失败的挑衅行动，日军大失颜面，军中上下充斥着报仇雪耻的呼声。身处少壮派军人包围之中的板垣征四郎，一时头脑发热，竟真打算对苏联备战。
事实上，板垣征四郎等“一夕会”成员有着十分浓厚的“北进”情结。这一方面是受石原莞尔构想的影响，认为最终还得解决日、苏在远东的控制权问题；另一方面，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对日本具有潜在的巨大威胁，“北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此。
当然，板垣征四郎的想法在文官系统内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抵制。其中，最为激烈的发难者就是青年首相近卫文麿。近卫世袭公爵，是藤原氏的正脉嫡子，地位之尊崇，一时无二，但却有轻率轻信、优柔寡断的毛病。一开始，石原莞尔向近卫大力举荐板垣，这位年轻的首相惑于石原莞尔的如簧巧舌，加上板垣的赫赫声威，就轻率地下了断言：“现在，除板垣外，不想用任何人。”
哪承想，板垣征四郎上任不久，两人就闹出了矛盾。由行政能力到大政方针，近卫文麿对他都十分不满。板垣上任之后，军人干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内阁的行动处处受到掣肘，近卫后悔自己的鲁莽任命是引狼入室。
当满铁理事十河信二前来拜访时，近卫文麿就连连抱怨道：“板垣当了陆相，简直是不能胜任啊！”
十河信二是板垣征四郎的举荐者之一。他对板垣十分欣赏，他便利用自己和近卫文麿的好友关系举荐了板垣。听近卫这位公子哥一遇不快，就把人全盘否定。十河信二便反驳道：“你还不知道板垣的伟大之处。他是栋梁之才，需要好帮手，例如需要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有识之士。像东条那样的次官，水火不相容的人事关系是用人不当啊！”
最终，近卫文麿也没有弥合他和板垣征四郎的分歧。1939年1月24日，近卫内阁倒台。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板垣在接下来的平沼内阁中又被留了下来，继续进行着结束“中国事变”的使命。
但是，结束“中国事变”谈何容易。战争打到这种地步，日军朝野上下都已丧失了再战的信心。但在如何解决的策略问题上，日本朝野大致分成了两派。
一派计划以战促和，以蒋介石为对手，诱使蒋介石与日本和谈。这一派以相信实力的军人居多，而且熟知中国实情，其中的代表就是陆相板垣征四郎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们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抛开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时也不放弃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拉拢诱降工作，并且辅助以军事打击，以瓦解和孤立蒋介石，迫使其进行和谈。
另一派却要抛开蒋介石，扶植各地伪政权，以达到肢解中国、取代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效果。这一派人数居多，以精通外交和政治的文官为主，也有不少少壮军官。
一时间，日本军政各界纷纷出动，奔着各自的目标行动。
土肥原贤二跑到天津，极力要扶植吴佩孚。
冈村宁次对手下情报部门和各师团下达任务，分别对桂系、川军、原西北军、原东北军等抗日武装展开诱降活动。
民间人士如犬养毅之子犬养健也不甘示弱，联合朝野人士开展对汪精卫的诱降活动。
华中地区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大佐也和李宗仁等暗通款曲。尤其是和知鹰二，为了早日解决“中国事变”，北进苏联，竟多次把前线日军的作战计划通过间谍交到李宗仁手中。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日本人心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大东亚情结。孙中山首先倡导大亚细亚主义，倡议东亚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西方文明的侵略。但孙中山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提醒日本人要王道不要霸道。后来，亚细亚主义又被北一辉、石原莞尔等人发扬光大。但不幸的是，亚细亚主义进入真正实行的阶段，日本还是选择了“霸道”，“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就变成了侵略亚洲的借口。
在对中国的认识问题上，偏见蒙蔽了多数日本人的双眼。他们不知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虽然乱象丛生，国不成国，但是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蒋介石掌权以后，在杨永泰、贺衷寒等一批干才的辅佐下，削平群雄，整训军队，收拢人心，虽然不太尽如人意，但是也形成了比较强势的中央政权。况且，在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一批黄埔少壮派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队政训系统和特务系统，在军中和社会上大力宣扬民族主义，树立蒋介石的绝对领袖形象。经过几年努力，虽然难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建立起强大的军政系统和党国统治，一时风头无二。
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部。
冈村宁次面对着一份参谋本部发来的电报，惊讶的表情布满了他那张愁云密布的脸。
据参谋本部的情报显示，中国方面于1939年4月28日在重庆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邀请了周恩来、李济深、陈诚、何应钦、蒋鼎文、阎锡山等，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如下意见：
（一）在抗战第二阶段，要排除万难，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而努力。
（二）派党政人员去战地，加强各县游击队及正规军的政治工作。目前，各县在训练方面虽不十分彻底，但应该承认对现在日军后方的扰乱已收到了60%的成效。
（三）打算把将来的反攻目标置于广州及江西。这个计划需要30万兵力，但万一陷入危机，战局出现不利怎么办？或者改变抗战计划，这些大家可以讨论。
（四）为配合广州及江西的反攻，拟以60架飞机的牺牲为代价，轰炸日本国内及散发传单，使日本国内发生动摇。
近来接连获得的几份情报大大出乎冈村宁次的意料。先前的3月22日夜，正在南昌作战的第11军就收到华中派遣军的相关情报。情报称：蒋介石企图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决心自4月上旬转入反攻，做最后一战。特别是在选拔兵团上，要使用一贯倾向最高统帅意志的党军。调第31集团军（司令官汤恩伯）两个军六个师从江南向江北移动，自18日起正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据判断在监督第一、第五战区各兵团反攻的同时，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随州）附近采取攻势。
对于反攻，冈村宁次倒也不怕，他相信自己部队的实力。只是他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反击意识现在已变得如此强烈。此刻他坐镇武汉，外围遭到中国军队环伺，战略上没有什么主动权。
解决中国问题看来真是遥遥无期。所以，他每每听到国内扶植汪精卫政权的呼声，就十分反感。他深知，中国的事情一向是军队说了算的，扶植汪精卫只会更加激怒蒋介石，使蒋介石越发坚定抗日的决心。就这一点来说，他和“一夕会”的同仁板垣征四郎都是主张对蒋介石做工作的。但是，他也明白，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只会相信实力，在他的黄埔系精华尚存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进行和谈的。因而，冈村宁次极力主张摧毁中国军队黄埔系的精华，以击垮蒋介石的心理防线，迫使蒋介石主动寻求和谈。为此，他以各种借口撤换了几名进攻精神不强的旅团长和联队长。
国内乱局他已不愿多想，他眼下关心的是如何对付北面李宗仁第五战区的几十万部队，以攻为守是他早已制定好的策略。作战室里，冈村宁次对第11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佐说道：“支那（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团结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是蒋介石嫡系黄埔系的部队，即使是东北系、四川系、西北系、广西系、广东系等地方部队都联合起来——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敌不过蒋的嫡系部队。共产军虽然勇猛，团结巩固，其政策也博得青年人的好感，但其主要活动在皇军占领区，不是我们当面的威胁。”
将中国军队各实力派点评一番后，冈村宁次又对宫崎周一说道：“吃掉汤恩伯，才能真正打痛重庆，宫崎君，有信心吗？”
宫崎周一深知冈村宁次司令官的个性，胆大心细，富于进攻精神。急于建功立业的宫崎自然是心领神会，急忙答道：“汤恩伯不过是白生了一副好皮囊，名声虽大，却是莽夫一个。司令官阁下可以放心，此次襄东攻略，汤恩伯部一定是我11军囊中之物。”
“好，借你吉言，歼灭汤恩伯所部，在黄鹤楼上一起庆功！”冈村宁次露出难得的笑容，对宫崎周一朗声说道。
此时，身在鄂北的汤恩伯哪里能够想到，日军布置的进攻大网竟是为他而设。
大战的阴影开始弥漫在鄂北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