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混乱，浙赣会战的大败笔
1942年上半年，蒋介石是在和史迪威的扯皮中度过的。
随着缅甸和滇西的沦陷，他既为10万国军精华在缅甸的失败而痛心不已，又为日军可能从云南威胁重庆而寝食难安。他明白，美国人口惠而实不至，一切从重欧轻亚的立场出发，根本不可能给中国以实际需求的援助。如今，牺牲了数万国军精锐，换来的仍旧是外援断绝，四面受困。危急时刻，蒋介石得自己替自己打算了。
中国抗战还得靠自己。最初，蒋介石也曾想在衢州再次上演长沙会战的辉煌，但滇缅战场的失败更令他焦虑。尤其当他听说日军第11军、第13军东、西两线的兵力超过20万人时，衢州决战的雄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放弃与日军决战，除了保存实力的考虑外，还有一层不能言的原因：第三战区军纪废弛，战斗力低下，根本无法与日寇决战。虽然早在几十天前，蒋介石已将第九战区的主力第74军与第26军调了过去，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显然比不得薛岳，此人缺乏指挥大兵团进行野战的能力。
作为蒋介石中央军“八大金刚”的核心人物之一，顾祝同一向以治兵无方、指挥无能著称，不过，他却善于笼络部下，有一套控制部队的办法。
在第2师师长任上，他平时不要求军纪，不禁官兵嫖赌，只要部下能冲锋陷阵就行。在具体的手段上，他每月都会以开会为名，召集营以上军官，在师部大吃大喝一顿。对团以上军官，每月都有额外的补助，具体金额不等。对营一级的军官，虽没有明文补助，但允许每人每月透支100元以下。而连长们每月吃几个空饷，则更是不公开的秘密。
军官如有触犯军法，顾祝同总是告诉军法处从轻处理。被撤职的军官，离开一段时间后，回来照样予以任用。某连长李志超统驭无方，一个晚上竟跑了两个排的兵员，营长把他抓起来，亲自押着去见顾祝同。顾责问李志超，当时到哪里去了，李说赌钱去了。接下来顾祝同也不生气，只是问李干了多长时间连长，平时打仗怎样。旅长黄杰当时也在座，便打起了圆场：“李连长干了3年多连长了，打仗很内行。”顾祝同二话不说，当即命李回去，并对他说：“到军械处去领两排人的枪，自己把兵补充起来，赶快训练好。”当即把这个营长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顾祝同之所以如此纵容部下，除了权谋之术外，也算宅心仁厚。他对违纪官兵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阵亡、伤残、退伍人员也同样厚道。
对于那些阵亡和受伤的军官，顾祝同总是超发许多安家抚恤金。而那些退伍的老兵，或被安置于部队所办的农场，或借给资本经营小生意。他还办有军人子弟学校，吸纳退伍军官的子女入学。并且，退伍的官兵前去“打秋风”，他也总是让人满意而归。
就这样，他以废弛军纪为代价，获得所部官兵的一致拥戴。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看到他这方面的长处，再加上他事事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在“西安事变”时又曾拒绝何应钦的笼络，在关键时刻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因而经过综合权衡，蒋介石就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重任交给了顾祝同。
抗战的前期，第三战区的地位并没有第九、第五、第六战区的地位重要，蒋介石也是量才使用，顾祝同不善于行军打仗，就把大后方的游击任务交给了他。
第三战区的辖区十分广阔，它包括浙江、江苏全境，福建一部及皖南、赣东等地区，主要对手为日军的治安军第13军。第三战区所部成分复杂，既有中央军的王敬久、上官云相部，也有川军唐式遵、湘军刘建绪、地方武装韩德勤、东北军刘多荃（后为王铁汉）部，并且第三战区参谋长黄百韬、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也算嫡系，深得蒋介石的信赖。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江西省主席曹浩森、福建省主席陈仪也各有自己的山头。这其中，王敬久、韩德勤均为顾祝同的同乡，上官云相为顾祝同保定军校的同学，其他人则很少与之打交道。
处于如此复杂的关系中间，换了别人或许早已焦头烂额，但顾祝同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当然，他的法宝不外乎他早年的那套。这回，由他亲自带头，第三战区的大小官长竞相比赛，做起了走私的勾当。各个集团军总司令部都设有前进司令部，名为指挥作战，实则进行走私。而顾祝同本人，往往通过战区军需处，在沦陷区购进物资，利用军统的别动队，进行武装护送。
对此，重庆军委会多有指责，但顾祝同辩称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军心。蒋介石深知，第三战区的那些杂牌军如果不加以好好笼络，就很可能倒向日本人去做汉奸，华北的石友三、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因此，只要能控制住部队不投敌，蒋介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自行其是。
其实，顾祝同之所以地位稳固，能和以战功名扬天下的薛岳较一日长短，关键是他没有野心，不搞个人的小圈子。在这一点上，汤恩伯、陈诚、胡宗南也得甘拜下风。
顾祝同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处处模仿蒋介石的做派，连钱大钧都称他有道学，“令人敬佩”。他对蒋介石绝对服从，安排任务从不讨价还价，连何应钦都说：“顾默三（顾祝同字）百依百顺。”
他深知蒋介石最忌恨下面人搞小组织，所以他一生既不抓军队，也不成立组织。他常常训示部下说：“我们是军人，不要参加复兴社，不要把自己搞复杂了，只要一心一意学打仗就行。”
政训主任邓文仪是复兴社的核心人物，这话当然是说给邓文仪听的。“西安事变”时，由于贺衷寒、邓文仪这班人曾支持过何应钦，所以蒋介石一被释放，这班人就被迅速打入冷宫。但邓文仪在第三战区并不甘寂寞，他见陈诚组成干城社，便利用顾祝同对陈诚的忌恨心理，鼓动顾祝同也组织一个团体与陈诚相对抗。话刚出口，顾祝同就一口回绝：“陈诚搞小组织我很不同意，何部长也不同意，但是委员长支持。不过，我们自己不能搞，搞了委员长一定不答应的。我一生的态度是委员长要我干一天就干一天，不要我干就不干。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糊涂的想法，你们如果这样搞，就是害我而不是爱我了。”邓文仪见他不为所动，便只好作罢。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正是考虑到了顾祝同以及第三战区的实际情况，才痛下决心，放弃决战，让开正面，退避两厢，等待日军退却时再进行追击作战。
6月3日深夜，日军第13军的15个联队逼近衢州之际，最高统帅部经过综合判断，命令第三战区终止衢州决战的既定计划，所部退居衢州外围，采取机动打击日军的战法。
顾祝同得到命令后，当即令第86军所属第16、第67师固守衢州，掩护第三战区主力向后方转进。
大军朝令夕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
本来，在5月22日前后，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奉命自衢州东北的淳安、寿昌一带驰援衢州，准备接替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衢州会战。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去年年初，曾率部围歼了新四军军部，制造了“皖南事变”这一惨案。为了给老同学提供扬名后世的机会，顾祝同答应把衢州决战的指挥权交给上官云相，上官知道这是顾祝同的一番美意，自然满心欢喜。
不料，指挥所刚刚布置就绪，顾祝同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照原定作战计划，衢州会战仍由王敬久担任指挥，如仍不能阻止日军西窜，司令长官部将移驻福建建阳、崇安一线。那时，所有浙赣线两端作战指挥将统由纪青（上官云相的字）兄接替担任。”
扔下电话，上官云相显得十分恼火。他没料到顾祝同竟出尔反尔，把他当作小儿一样戏弄。上官云相在中国军界资历甚深，早年曾是孙传芳手下的一员干将，但自从加入国民革命军后，一直不受重用，大战恶战几乎都与他无缘。
但他自认指挥能力很强，本想在衢州会战中一显身手，也减轻些“皖南事变”带给他的压力。接到指挥衢州会战的命令后，也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不料现在却要等到衢州会战失败之后，所遗浙赣线两端的烂摊子，由他来收拾。上官云相自然是满腔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领命退去。
然而，没过几天，随着衢州会战计划的取消，连王敬久的指挥权都不存在了。王敬久能征惯战，也是黄埔系中的一员悍将。接到撤退的命令，王敬久也无奈，只好率部撤往福建。
此时，暴雨突降，浙西一带平地几尺水，山洪时有暴发，公路、桥梁不是被破坏便是被冲垮。第三战区各部艰难跋涉，陆续退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而匆匆赶回徽州总部的上官云相就更不顺了。他先是碰到桥断路堵，只能改变路线，可之后的道路又被26军破坏。在路过一处桥梁时，正值山洪暴发，上官乘坐的小汽车车内进水，车身进入水中几乎熄火，汽车随时都有翻入水中被山洪冲走的危险。在此万分危急的状态中，汽车勉强涉水冲过桥面，上官这才躲过一劫。
事实上，不光是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就连进攻的日军也饱受暴雨之苦。
5月18日，日军第13军正向金华、兰溪挺进时，参谋本部新上任的参谋次长田边盛武（此人曾任攻略南京的第10军参谋长，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战后作为乙级战犯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伏法）来到第13军前线指挥所，亲自传达了新的作战指示：
“（一）此次作战结束后，金华以东地区将永久确保，即将通过总司令部下达指示。（二）此次作战中，大本营最为期待的物资是萤石和铁路器材。”
萤石能在暗处发光，传说中的夜明珠就是萤石材质的，这种矿物在武义、金华一带储量极为丰富，并且还是举世罕见的优质矿。日本人要夺取萤石矿，当然不是为了得到那些所谓的夜明珠，而因为萤石是炼铝、钢铁工业极为重要的催化剂。
日军为了保持持续战力，保证重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掠夺战略物资竟然也成了前线指挥官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更加便利地夺取中国浙赣线上的铁路器材，关东军还受命增援13军大量的铁道部队。这些部队包括第一铁道监部、铁道第2联队的两个大队以及联队材料厂之一部、铁道第4联队的一个大队以及联队材料厂之一部、第二铁道材料厂、独立汽车第64大队，以上部队统由高崎少将指挥。令人惊讶的是，该部队竟含有大量的铁路员工。
在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日军竟派出如此众多的铁路部队以及铁路职工，这在中国的历次会战中都是罕见的。毫无疑问，太平洋战争开战半年来，日军的战争能力已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挑起和美国人的这场战争，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小商贩和超级富豪之间的斗富。本钱不多，就只能靠四处掠夺物资，以便在面子上将这场战争维持下去。
当然，泽田茂是不会顾及这些的。他是军人，战争的胜负决定着他的兴衰荣辱，他只想争胜。接到命令后，他认真反思了日军长沙会战失败的教训，决定改变战术，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将部队区分为一、二两线兵团，交替前进，相互掩护。在进攻金华、兰溪的同时，以第二线兵团越过汤溪，直趋衢州。
而连日来的暴雨，却将日军的进攻势头阻挡在了衢州城外。
日军步兵第60联队在渡衢州城外的乌溪江时，联队长仓桥大佐差点被大水冲走。当时，其第3大队已有一部渡过江面，仓桥大佐跃马入江，随第2中队进入江中。该中队日军排成4列侧面纵队，左右4人手挽着手，顶着水势徐徐前进。但还未到江心，突然泄下的水流将日军的队伍冲垮。仓桥大佐骑在马上，水深直达马腹，激流之中，马身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在水中。仓桥极力控制，旁边的士兵一起用力扶住战马，仓桥才勉强到达对岸。上岸时，仓桥大佐仍是惊魂未定。
此时，聚集在衢州城外的日军已达数万，衢州城危在旦夕。
历史上，衢州城一直是浙、赣、皖、闽4省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而直到抗战时期，衢州城还保留着完整坚厚的城墙。
1942年年初，第三战区预料到随着衢州机场的完工，衢州必定会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确保衢州的安全，第三战区就把战斗力较强的第86军调了过来，担任衢州的城防。
担任衢州城防的虽然只有第86军的第16、第67师，但官兵们士气旺盛，准备在衢州城下与日军决一死战。
此刻，他们并不知道，最高统帅部和战区已经改变了作战计划，衢州城不久将成为一座孤城。
5月30日，日军第13军侦知第三战区军队在衢州外围集结，判断第三战区“企图进行顽强抵抗”，这正是泽田茂所期望的。他决定集中兵力，全力围歼衢州守军。
6月1日，日军各部队均已到达规定的进攻出发位置，第13军战斗指挥所也由金华推进至龙游。6月2日，第13军令小芫江旅团派出1个支队进至灵山镇附近，对南方警戒，掩护军的左翼侧；令第70师团以一部兵力担任龙游警备，并确保至金华的后方交通线。与此同时，其他第一线各部队均派出一部兵力驱逐守军的警戒部队及攻击守军的前进阵地，以扫清外围。至当日晚，日军相继进至守军前沿阵地前。
一切顺利！第13军司令部里，泽田茂中将踌躇满志，他的4个半师团已完成了对衢州的包围。
6月3日拂晓，日军第32师团、第116师团在衢江以北，河野旅团、第15师团、第22师团在衢江以南对衢州发起全线攻击。
衢州古城瞬时间陷入炮火硝烟中。当时，中国守军第86军的兵力部署为：
第67师附第16师的第64团主力及1个独立炮兵团、1个高射炮连，防守衢州城东南樟树潭、西伯陇、飞机场、衢州城既设阵地，担当固守衢州的主要任务；第16师（欠第64步兵团）附1个野战炮兵营，防守衢州城西北和信安江西岸以杜泽为核心的各个既设据点，阻止日军沿信安江向衢州城左侧背迂回；第16师第64团第2营防守衢州城核心阵地；第86军军部及直属队位于衢州城内。
这是一场兵力、火力对比悬殊的战斗，胜负悬念不大。当日下午，由于日军兵力强大，攻势迅猛，衢江以北守军第16师茂坞、孔家山等处阵地尽被日军第32师团攻占，守军大部溃退或伤亡。日军第32师团一部进抵距衢州城北门仅2公里、衢江北岸龚家埠一带；其主力继续进攻石梁市附近阵地。
我16师师长曹振铎、副师长顾宏扬、参谋长朱恺仁仅带少量随从人员，于黄昏后渡过信安江，逃入衢州城内，请求副军长兼67师师长陈颐鼎收容。
危急时刻，第86军军长莫与硕打来电话，告知陈颐鼎：“第16师各个阵地已被敌突破，我去船埠方面收容他们。”军长莫与硕一走，军部直属部队也跟着出城而去。(https://www.daowen.com)
大战关头，军长弃城而去，影响实在恶劣。一时间，86军官兵都感到衢州即将弃守。部队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城内的炮兵部队挽上车马准备出城，各种机动车辆也争相挤入城门，夺路而逃。
而擅自脱离战场的莫与硕也未曾前去收容残兵，只是带着几个部下逃到江山去了，衢州的防守战斗只好由副军长陈颐鼎接替指挥。
战后，莫与硕和其参谋长胡炎被判有期徒刑5年，曹振铎也以作战不力而被撤职。但这并不足以弥补他们给86军守城官兵造成的伤害。
城内，副军长陈颐鼎重新布防，稳定军心。此时，衢州惨烈的城防战也正式展开。日军第22师团主力在衢州外围向我樟树潭、西伯陇（亦称“徐八垅”）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进攻开始前，日军按照老套路先进行一番立体轰炸。稍后，则以大批步兵进行波浪式冲锋。一天之内，西伯陇阵地得而复失达3次之多。
日军见进攻受挫，便改变战术。以一部兵力继续进攻西伯陇等处阵地，同时其主力由石室街、上叶渡过乌溪江，迂回到衢州以南，与双江口之敌会合，对衢州形成四面包围态势。尔后逐步缩小包围圈，企图围歼城内的86军。
连日来，86军官兵虽身陷重围，仍斗志不减。激战中，第67师的团长石补天、副团长汪忠民、营长戴锐、徐隆铁、阎思柱、朱正秋等先后战死殉国。
战至正午，日军再次发起全面进攻，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我军进行不间歇轰炸，第86军的阵地、野战工事多被日机炸毁。就连军部掌握的3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也被悉数炸毁，致使第86军完全失去了对外联系。
下午2时许，第86军的防线开始松动，两股日军各100余人在空、炮火力的掩护下，自衢州南门突入城内。其中一股冲到第16师64团的阵地，经过团长谢士炎组织官兵几次反击，才将敌人打了出去。另一股冲到代军长陈颐鼎的指挥所附近，经第67师特务连与敌拼死肉搏，才将日军赶出城外。战斗中，连长高远举带头反击，全身多处负伤，不幸阵亡。
6月3日的战斗，是整个衢州保卫战中最激烈的一天。第86军官兵斗志昂扬，冒着暴雨，在积水没膝的战壕里，奋勇抗击日军。一天之内，日军攻进城内又被打出去竟达三次之多。
城池虽然保住了，但第86军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第86军在5昼夜之内，已伤亡官兵2200多人。
当然，日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衢州南门主阵地不到1000米的战场上，日军遗尸累累，血流成河。
以后几天，日军的攻势仍是毫无进展。
一周以来，日军第13军接连受挫于衢州城下，南、北两翼又受到中国军队精锐第26、第74军的夹击，后方联络线也频频告急。综合战况，泽田茂心中开始不安，他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事件一旦拖长，就有可能导致敌人反抗，我军将重蹈长沙作战之覆辙。”
于是，他在6月7日上午9时，招来他的参谋长，命他在当天让炮兵渡江，并同爆破队协同，不惜采取焦土战术，对衢州城施以最猛烈的攻击，无论如何也要在7日将衢州城拿下。
但泽田茂做梦也未想到，此时的衢州城几乎已是一座空城。
原来早在6月4日，第三战区已正式下达停止衢州决战的命令。
老实说，此时这个命令的下达实在是糟糕透顶。
重庆的最高统帅部于6月1日凌晨下达终止衢州会战的命令，而第三战区长官部直到3天后的6月4日才传达给各军、师。到了这时，深陷重围的第86军不仅难以脱身，并且由于电台被炸毁，连接受命令的机会都没有。
而此时衢州城外的各军接到战区指示后，交替掩护，逐渐与日军脱离接触，向指定的位置转移。衢州城已是一座孤岛，第86军将士命悬一线。
看来，顾祝同缺的不单是指挥作战的能力，而且行动力也差得惊人。国军用人之糟，于此可见一斑。
但命令总得想办法传达下去。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不愿看到第86军这支劲旅全军覆没，于是他出钱请当地的一个青帮头子出面，找到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船主，自信安江上游顺流而下，乘夜摸到了衢州南门，见到了第16师64团团长谢士炎。
当时，第86军代理军长陈颐鼎正在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听到谢团长报告，当即命64团将此人护送到军部。
通过自我介绍，陈颐鼎得知此人姓齐名大年，26岁，从事船运行业，经常往来于信安江、新安江、富春江各码头，对当地的水道十分熟悉，算得一个“浪里白条”式的人物，今晚他就是由后溪街游来衢州送信。
说着，齐大年从裤袋里取出一张用蜡纸写的纸条。由于被河水浸泡过，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通过辨认，陈颐鼎认出上面写的是：“又新，速设法前来，我在枫林街等候你。平。”
“又新”是陈颐鼎的字，而王敬久字又平，日常私人电函通常只署一个“平”字。
陈颐鼎明白，这是王敬久在通知他向外突围。
此时外面大雨滂沱，陈军长的心中也是动荡不安。
他想到，敌人已被拖住，正是围歼的大好时机，为何要向外突围？最高统帅部既已决策在前，要同日军在衢州地区决战，为何刚刚交战，就要撤走？
此刻，他并不知道外围国军已先后撤走。但他清楚，现在数万日军已将衢州城团团围住，就是突围，成功的希望也不大。更何况城中尚有数百名重伤员，如果丢下他们不管，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为此，陈颐鼎苦恼不已，他只好转求眼前的几个高级军官。各位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认为，敌强我弱，既然让突围，就一定有突围的道理。再说，如不按指示办理，也将是抗命之举。
陈颐鼎见大家都倾向于突围，便默默地点头同意了。
6月5日午夜1时，他命第64团第2营担任掩护，不得已放弃了重伤员及一切重武器、骡马车辆等，从北门外沿着狭窄的泥路，利用夜暗雨天突围西撤。
撤退人马分两路，每路都组织懂日语的几人走在队伍前面，以备不时之需。陈颐鼎的这一路走到乌溪江南安时，一出飞机场就遭到日军岗哨盘问。第16师副师长顾宏扬用日语说明他们是皇协军，奉命由胡村调去上叶。当时大雨如注，天黑如漆，中国军队官兵都身着雨衣雨帽，日军分辨不清，信以为真，放他们通过。到凌晨4时许，走了30多华里路，他们顺利到达第74军第57师的前沿阵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接下来的两天，日军始终以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尚在城中，再加上暴雨山洪，日军未敢轻举妄动。
同时，在第64团第2营官兵英勇顽强的抗击下，已经占领了城门及城墙的日军始终未能进入城内。
激战至7日拂晓，第2营营长宋汉武殉国，第64 团团长谢士炎率领第2营残部100余人从东门突围，绕道向清明镇转进。
上午10时，日军进占衢州。
上官云相得信后，立即按照先前顾祝同的电话指示，匆匆由皖南赶到上饶，接替浙赣线两端的指挥任务，全力收拾残局。
然而，兵败如山倒。中国军队各部队或退到闽北，或退到浙赣山区，上官云相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没几天，眼见得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所在地上饶也即将不保。
其实上官云相还是挺拼的。他一到上饶附近的铅山，就首先命令浙赣铁路局长张经吾炸毁仅存的一切铁路设备，同时命第100军军长刘广济以两个师的兵力固守鹰潭，再命26军军长丁治磐以三个师的兵力与进占上饶的日军展开对峙，命25军军长张文清率部由衢州一带转进至铅山，担任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刚刚部署完毕，不待上官云相喘口气，不争气的下属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6月16日，第100军不战而走，南昌日军第34师团轻取鹰潭。至此，日军第11军、第13军从东、西两面遥相呼应，铅山、横峰危在旦夕。
消息传到铅山，上官云相极为震怒。刘广济曾是他32集团军的参谋长，深得他的信赖，在他的保举下，刘广济先任26师师长，再升任100军军长。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刘广济竟如此不长脸面，不顾军纪国法、个人荣辱，擅自弃城逃跑。于是，他不顾情面，立即电请顾祝同将刘广济撤职查办，所遗军长职务由副军长韩文英代理。不久，刘广济被押送至福建建阳的第三战区长官部，与第86军军长莫与硕一道转押重庆以军法处置。
日军侵占鹰潭后，第11军、第13军分别由鹰潭、上饶东、西两端同时进犯，企图一鼓作气打通浙赣铁路全线。
此时，第32集团军在江西只保有横峰、弋阳、资溪与铅山这一小块地区，并且随时都有遭到日军攻击的可能。上官云相面对这样的残局，想到自己既劳而无功，又要分担过失，心中十分不满。再加上他的母亲留在皖南，衢州失守后皖南遭到日军包围，他派人送母亲到上海避居，不幸在途中病发而亡。由于这种种原因，上官云相牢骚满腹，一腔悲愤，精神低落到了极点。
当时第16军根据蒋介石关于非经中央任命，不准擅自假借抗日名义成立武装组织的命令，将驻地某村的一个“抗日游击队司令部”，从司令以下43人全部逮捕，押解到32集团军总部。这时正好赶上上官云相有气没处撒，看到该军送来的呈文，就怒气冲冲地在上面批示道：“当今乱世，该杀不杀的贪官盈朝盈廷，该杀不杀的乱民满坑满谷，长此下去，何堪设想。全案所有人犯，不分主从，一律枪决。”真正是“为将一怒杀百里”，亏得部下及时相劝，这个命令才没有执行。
6月底，日军在受挫后，再次由鹰潭、上饶东、西两端同时进犯，妄图最终打通浙赣线。到了此时，上官云相再也无心抵抗。他在口头上仍表示要固守铅山，粉碎日军从东、西两线打通浙赣线会师的企图，但同时又派出参谋李欣斋到铅山以南的紫溪勘察地形，做了随时后撤的准备。
7月1日，中国军队阻击失利，赣东日军岩永支队与浙西日军谷津支队会师，实现了打通浙赣线的企图。至此，日军基本完成其作战意图，开始准备撤兵。
从5月15日开战到7月初，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三战区就丧师失地达500余公里，这在抗战史上是极不光彩的。究其原因，除了最高统帅部消极避战、指挥混乱，以及第三战区自身的问题外，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不予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5月中旬，日军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派出第3、第34两个师团及三个支队，从南昌向西攻击前进，配合日军第13军的浙赣会战。
军事委员会得知后立刻电令第九战区将第79军及第4军从湖南调到赣东地区，划归第三战区指挥。顾祝同曾考虑将这两个军与第100军一并交付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赣江以东地区的战斗。但薛岳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以致以抚河为界，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仍各自为战，坐待战机丧失。
直至5月31日战局吃紧，军事委员会直接电令第79军驰赴临川，该军才开始东进。但仓促应战，在南城一带遭到日军24个大队的围歼。激战中，第79军第194师师长郭伯礼丢下部队只身逃跑，部队指挥陷入混乱。6月7日南城陷敌。陷落时间几乎与衢州同时。
此役第194师伤亡极重，几乎受到毁灭性打击。其582团突出重围后，只剩下官兵200多人，该团阵亡者竟达1500多人。
当第79军一再败退、南城也为日军攻占后，第4军才于6月13日调至赣江东岸投入战斗。当时命令是让第4军与第58军共同进攻临川，但实际上只有第4军进行了攻击作战，第58军仅以一部兵力佯动，主力仍防守赣江之线，防止日军西渡赣江。结果第4军又遭日军包围，经苦战方得以突围后撤。日军击溃第79军和第4军后，7月初再集中兵力围攻第58军，该军也经苦战才脱离战场。
各自为战，指挥混乱，以致3个军被日军各个击破，实为浙赣会战一大败笔。假如在开战之时，薛岳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以赴支持第三战区的作战，使中国军队能够形成统一的指挥，三个军的兵力集中使用，则浙赣会战的局面将远不是后来那个惨状。
通观整个抗战，像浙赣会战这样由于指挥混乱、人心不齐而导致重大失利，并不多见。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好一仗坏一仗，真有些像云雾里的过山车，让人惊魂不定、神鬼难测，没人能猜到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