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失败，冈村欲战湘北
1939年，伴随着欧洲局势的急转直下，战争走向渐趋明朗。
仅仅在一年前，德国兵不血刃就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这个昔日一文不名的流浪汉在日耳曼的声望如日中天，他狂妄地宣称“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一年后，他命令所属部队攻入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全面爆发。
波兰是个弱国，夹在两大强国之间真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自建国以来，波兰就经常受到入侵，当时只是靠世界平衡的力量勉强独立。眼下，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波兰基本没有还手之力，仅仅留下了“马刀砍坦克”这个人类战争史上的笑话。一个月不到，波兰便宣告亡国。
此刻的东方，日本虽不及德国凶悍，却也依仗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占领了中国的广大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地球的东、西两端，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极端猖獗，到处都在上演着背信弃义、掠地屠城的悲剧。
作为波兰的盟国，英、法两国除了对德宣战已再无选择。但这种宣战实为被迫之举，行动上，他们对盟国的灭亡束手无策。德、法边境马其诺防线的战壕与阵地上，身材臃肿的英、法士兵一面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面抽着雪茄、品着红酒，憧憬着与女人约会的美妙时刻，千里之外的亡国惨剧又与他们何干？
大洋彼岸的北美大地上，美国人刚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中透过气来，凯恩斯主义正让他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富足。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正在试镜，大大小小的军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着各类军火。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足够的金钱赚，美国的军火商就会竭诚为他们提供服务。几年来，落在中国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长沙百姓头上的重磅炸弹，摧毁中国军队和他们的阵地的钢铁利器，大量出自美国人之手。卓别林的讽刺也好，被侵略国的哀鸣也罢，怎么可能抵得住美国经济复苏的诱惑？
这一切恐怕连上帝都感到恐惧，人类的正义和同情都跑到哪儿去了？
这一年，苏联虽刚经历了大清洗的劫难，东、西两面又受到德、日的威胁，但一切看起来还过得去。远东，强悍的苏联红军在诺门坎痛击日军，几乎将日军的一个精锐师团歼灭殆尽。这一仗彻底把日本人打老实了，苏联暂时解除了来自远东的后顾之忧。
诺门坎战事一了结，苏军便立刻挥师西进，趁火打劫同德国一道瓜分了波兰。
1939年的下半年，“二战”的爆发只是人类挑战文明极限的开始，正义还远未到来。
但在远东那个苦难的国度，只有4万万炎黄子孙还在坚持，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沉沉暗夜何时会迎来曙光。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受新形势的刺激，从东京到中国战场，日军上上下下又似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自拿下武汉后，一晃一年过去了，除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外，东京在中国问题上几乎是一无所获，而战争所带来的消耗，却似脱了缰的野马一般让日本的经济直线崩溃。更令日本人泄气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仍遥遥无期。战场上，中日双方互有攻守，僵持不下。压抑中的平衡是蒋介石乐见的，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但对日本政府、军方和民众来说，这种没有宣战的战争却不啻一种无情的折磨。
日本大本营为统一指挥在华作战部队，对侵华日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于9月12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卸任陆军大臣，改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统一指挥除关东军之外的所有在华日军。日军此番调整，既有重视南方作战的意思，也在为汪精卫即将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做准备。
年初，随着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二号政治人物汪精卫的到来，日本人着实欢喜了好一阵子。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汪精卫不过是个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他的到来并未引起国内各地方派系和政治势力的倒戈浪潮。相反，反对汪投降的声势倒是一浪高过一浪。不少日本人这才发现，投日的汪精卫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鸡肋。
作为侵华日军的核心将领，驻扎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了强烈不满。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和他多年的经验，冈村深知，中国的事情向来是掌握军队的人说了算的。东京内阁和军部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无疑会更加刺激蒋介石，增强其抵抗意志，使早日结束“中国事变”变得更加艰难。
很久以来，冈村宁次一直认为，中国军队中在兵力、素质、装备、战力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仍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致命打击，中日战争才有结束的机会。
但以日军现有的军力，仅靠他的11军，太难了！
同日军大多数将领不同，冈村宁次并非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能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并驾齐驱，成为昭和军阀的始作俑者，除了他本身的军事才华外，原因还在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战略眼光和冷静的头脑。
中日开战伊始，冈村宁次就同石原莞尔一样，对弹丸小国日本能否征服庞大的中国持悲观态度，他也多次表态支持不扩大中国战事的观点。可一旦他无力改变形势，他也会坚决按大本营的计划行事，在战场上体现出果敢、凶悍的一面。他时刻按照一个军人的标准履行自己的使命，虽然他对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前途充满焦虑。
眼下的局势虽然令人沮丧，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与其勉强求和而不得不示人弱点，倒不如穷追猛打，直至对方屈服。此外，诱降中国的杂牌军，削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羽翼，也许是摧毁蒋介石抵抗意志的一条捷径。
这样，1939年的整个夏天，冈村宁次窝在武汉，网罗了一批自诩“中国通”的参谋人员，搞出了一份《吕集团谋略计划》（第11军的代号为“吕”），阴谋诱降与之对阵的中国军队第五、第九两战区的杂牌部队。计划中，冈村宁次对各部郑重其事地做了任务区分。
（一）军参谋部除负责谋略工作的领导之外，应直接分担一部分工作。汉口、九江宪兵队要辅助军参谋部进行谋略工作。
（二）师团（混成第14旅团在内）对其作战地区内的敌正规军（中央军、中央旁系军、地方军）可进行怀柔工作。另外，对非正规军（赤匪、土匪、游击队）加强劝降工作。
第3师团担任对刘汝明军、第13师团担任对张自忠及冯治安军、第6师团担任对杨森军、第33师团担任对王陵基军的策反工作。
第34师团及九江特务机关对廖磊军（军部除外）的各师进行工作，协助和知机关对廖磊军部进行工作。
第101师团担任对熊式辉的谋略工作，第106师团担任对云南军（第60、第58、新第3各军）进行怀柔工作，不得已时也可促使敌士兵逃亡、投降。
各师团对军参谋部、和知机关、汉口特务部（九江特务机关）进行的谋略，要给予积极支援与协助。
（三）和知机关担任对敌第五战区的广西军进行工作，必要时可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师团根据情况，可对广西军进行工作。有眉目时，可迅速交给和知机关。(https://www.daowen.com)
（四）军特务部担任对第五战区的四川军的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以陈中孚为主任的收拢杂牌军工作由军特务部担任指导。中央直接领导的谋略工作，实施前须将计划（企图）向军司令官报告。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外希望能有所收获。冈村宁次在这一点上，倒是与东京军部步调一致。事实上，一年前的6月17日，日本陆军省就曾向侵华日军下达过分化瓦解中国政权的具体指示：
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第一流人物，酿成建立强有力政权的趋势（“鸟工作”）。
（1）加强临时政权、维新政权及其他蒋政权的合并（“鸠工作”）。
（2）在蒋政权内部及民众中，掀起反蒋运动（“鹰工作”）。
（3）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及政客（“鹭工作”）。
（4）酿成在蒋政权内部反攻和平的空气（“鹫工作”）。
（5）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鸢工作”）。
以上工作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负责，但关于利用唐、吴等要人，以及纠合这些要人加强新政权上层机构的决定等，由日本中央直辖机关负责，华中、华北日军应给予援助。
除了这些以“猛禽”命名的阴谋，日军还同时展开了对中国杂牌军进行诱降的“兽工作”：宋哲元军，命名“狐工作”；旧韩复榘军，为“栗鼠工作”；旧东北军，为“狗工作”；阎锡山军，为“狸工作”；石友三军，为“猫工作”；刘建绪军，为“鹿工作”；徐源泉军，为“牛工作”；其他不太重要的杂牌部队，统一命名为“兔工作”。
此外，日军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十分看重。他们认为，中国所有的地方部队中，唯有桂军具有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为显示对桂系的重视，日本陆军省特地将对桂系的诱降工作命名为“山工作”。
一切就绪，日本军部特地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召回东京，面授机宜，让他全面负责对华的政治谋略工作。自此，土肥原卸去第14师团师团长的职务，再次专心开始了他的特务营生。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抗战已深入人心。同以往的频频得手不同，土肥原贤二的特务生涯在1938年以后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徐世昌、曹锟、吴佩孚、靳云鹏、袁克定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北洋军阀头面人物，为保晚节，竟无一人被策反落水；而在军队的策反方面，也只有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表示出了兴趣。
日本军部的失败，冈村宁次不可能不知道，可如今他却越俎代庖，干起了只有土肥原贤二那样的阴谋家擅长的特务勾当。说起来，这也是冈村无奈的选择，同时寄希望于形势的变化会给他带来机会。
但他等来的是更大的失望。几个月过去了，中国军队方面竟无人响应，对华谋略毫无进展。冈村宁次内心苦涩，充满挫败感，他更是感觉到了今日中国的深刻变化。
征服，看来还是得回到战场上去。
冈村宁次在武汉11军军部召开作战会议，商讨具体对策。这次，他将作战目光投向了湖南，那儿有蒋介石最为倚重的第九战区。
“对于湖南，诸位知道些什么？”冈村宁次开口问道。这是他一贯的风格，看似闲聊，却在考查参谋们对天时、地利的了解，仅此一点便透出他与其他日军将领的不同。
军参谋长青木诚一了解长官，事先早有研究，开口道：“湖南人才很多。据说，湖南长沙有个岳麓书院，书院门前有一副对联，号称‘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人物周朝有屈原，宋朝有周茂叔，明朝有李东阳，清朝有曾国藩、胡林翼，民国有黄兴、蔡锷、谭延闿，据说中共的毛泽东也是湖南湘潭人。”
“嗯，青木君对湖南了解不少。我听说，几千年前，秦王扫平天下之际，楚国遗民楚南公曾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结果，倾覆秦朝天下的正是三个楚国人，陈涉、项羽、刘邦……”
冈村宁次扫视部下，转向作战课长宫崎周一道：“攻略湘北，围歼重庆军第15集团军，宫崎君以为怎样？”
宫崎周一闻听，略略有些吃惊。
“第15集团军，关麟征的部队？关麟征是重庆军中少有的战将，在长城、台儿庄、瑞昌都曾给皇军制造麻烦，不易对付。而第九战区的实际长官是支那（中国）名将薛岳，他统帅下的第九战区集中了重庆军的大部分精锐，总兵力达52个师，是重庆军的作战主力。而我11军，第9、第16两个精锐师团接连调回国内，兵力受到削弱，请长官考虑。”
“宫崎君，岂不闻皇军以一当十的道理？士气不可泄！要达成战略目的，必须歼灭重庆军的嫡系，这也是我们进行此次会战的目的。制订计划吧。”
幕僚们清楚冈村宁次的脾气，有时虽表现得器量宽宏，可一旦打定主意，便是独断专行。
9月，第11军拟订的湘赣会战计划得到了派遣军司令部的批准。冈村宁次调兵遣将，集结了10万大军，目标直指湖南省会长沙。其实此时的冈村并不了解三湘大地这片神秘的土地，也并未真正了解他曾经关注过的湖南人。
湖南怪杰杨度曾被认为是晚清、民国时期精神最为分裂的名士，但他的那首《湖南歌》却清晰明了、豪迈悲壮：“中国如果是希腊，湖南就是斯巴达。中国如果是意大利，湖南就是西西里。中国如果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中华国若亡，除非湖南人死光。”
湖南、长沙，注定成为冈村宁次的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