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并无道：大规模的细菌战
“731部队”这个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名词，其实出现得很晚。
自1933年日军在中国的东北建立这支细菌战部队开始，直到1938年，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名字一直是以部队长石井四郎家乡的名称来命名。石井家是千叶县加茂村的大地主，细菌部队的雇员也多来自加茂村，因而早期这支细菌部队便被叫作“加茂部队”。1938年9月，“加茂部队”正式迁移到平房，它的名字也被随之改为“东乡部队”。这是因为，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崇拜对象便是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到了1941年8月，为加强隐蔽性，“东乡部队”才被更名为“满洲第731部队”，下辖满洲第643部队、满洲第162部队、满洲第673部队、满洲第543部队4个支队，分驻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4个地区，人员编制超过3000人。“731部队”这个建制在历史上虽然仅仅存在了4年，但却成了人类文明永远涂抹不去的耻辱。此外，由于这支部队差不多成了恶魔石井四郎的私人部队，因而又被许多人称为“石井部队。”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像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应该也和那些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一样，蔑视肉体崇尚死亡，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与敢于实施各种泯灭人性的活体实验、无视他人生命相反，此人爱惜自己，却贪生怕死到了极点。吃香瓜时，石井四郎会掏出一块消毒棉，用5个手指捏着，小心翼翼地在瓜皮上擦了又擦。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乘客见他总是先用消毒棉擦净手指，然后再拿起苹果吃，就把他当成了苏联间谍而加以告发。而好色成性的他，在玩弄那些年轻漂亮的艺妓时，总是先要用消毒棉擦净她们的身子，或者泼上一杯清酒，对那些艺妓进行消毒。
洁癖让他有些变态。不仅如此，石井四郎还是个日军中罕见的贪官。一直以来，像东条英机、辻政信这些昭和军阀的代表人物，虽然都是些嗜杀好战之徒，但还能做到清廉不贪。而石井则不然。当时，日本陆军中央每年拨给731部队的款项都要超过1000万日元，但每年结余的二三百万日元的巨款都会不翼而飞。石井掌管细菌部队将近10年，聚敛之巨可想而知。要知道，当时的日元远不像今天这么毛，当时日军每年的军费开支不过100亿日元，而摊到每个野战师团身上的年度预算也不过是几百万日元。也就是说，他一年贪占的钱可以达到二三万人的一个师团一年的军费，这是何等庞大的一笔费用。在日本，石井可算是空前绝后的大贪。1942年8月，日本军部在查实石井的贪污事实后，立即将他由浙赣会战的前线召回，免去了其731部队部队长的职务。
可笑的是，石井四郎冒险贪来大把的钞票，便疯狂地外出嫖妓。石井常常白天睡大觉，晚上连副官也不知会一声就溜到长春去眠花宿柳，有时甚至还跑到沈阳，一去就是好几天。如果恰在此时关东军司令官发来了紧急通知，他的副官就会派出亲信到长春的大街小巷，盯着酒馆的招牌逐家查访石井的踪迹。每进入一家酒馆，副官们就会问上一句：“石井部队长在这里吗？”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头脑却出奇的优秀。如果他能把才华用在和平事业上，也许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但他却偏偏把才华都用在了人类最邪恶、最卑劣的行动上，就必然蜕变成了一朵恶之花。
石井四郎在鼠疫菌寄生跳蚤的体内，发现了存在保护膜保护这一科学现象，发现了跳蚤继续繁殖的理想周期。毫无疑问，这是医学史上的重要发现。这个成果如果能在医学上得到和平开发，那么鼠疫这个人类防疫的顽疾就会很快被克服。
但结果却恰恰相反，石井四郎把它开发成了杀人利器。
在高倍显微镜下，鼠疫杆菌呈长条状，霍乱菌呈蝌蚪状，而伤寒菌则像浑身长毛的毒虫一样。在实验室里，它们即便不被人看作什么可爱的小玩意，但至少不会把它和杀人的武器联系起来。
历史上，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曾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鼠疫。那场灾难，造成了几千万欧洲人丧生，使欧洲锐减了超过1/3的人口，在欧洲人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惨痛的记忆。欧洲人提起那场灾难，都会情不自禁地把它叫作“上帝的惩罚”。
基于这个惨痛的记忆，欧洲各国都严禁鼠疫武器的研发利用。
但在这个星球上，日本人似乎总是一个例外。他们无所顾忌，为了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既然部队长石井四郎对鼠疫菌情有独钟，制造鼠疫武器就成了731部队的首选。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病菌的杀伤力，石井部队穷极各种不可告人的卑劣手段，最终发现跳蚤是最佳的传播物。
跳蚤的活动能力自不必言。它生命力强，繁殖速度快，活动范围广，移动速度快，只要能让跳蚤感染上鼠疫杆菌，加以培育，再投放到作战地带，细菌战就能收到不可估量的效果。
为此，日军的细菌部队在东北发了疯一般到处征集老鼠，以尽快生产出成百上千公斤的鼠疫跳蚤。
他们先把通过人体试验得到的高毒性鼠疫杆菌注射到老鼠的身上，然后捉出一两只放到一只铁罐里并牢牢捆住，接着往里面投放跳蚤。这些饥饿的跳蚤一旦进入铁罐，就会凭着直觉吸附在老鼠身上，不断地吸血，不断地繁殖。在731部队里，这样的培养铁罐竟有4500多个，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能生产出几十公斤的带菌跳蚤。
几十公斤是个什么概念？今天的人居室华美而又卫生，很难见到那些让我们的祖辈烦恼的跳蚤。根据笔者的模糊记忆，它的个头大概要比鼠标箭头（光标）还要小上几圈，而且在饥饿状态下，分量也会很轻。几十公斤的跳蚤，总该有几千万只吧。把这些鼠疫跳蚤一次性投放到人口密集的城市街区，其结果想来也令人恐惧。
但这却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
从1939年开始，为取得不战而胜的战果，日军在中国大地上前后进行了几十次细菌战。
1939年夏秋之交，为阻滞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石井四郎亲率一支200人的细菌战部队，在诺门坎一带投放了大量的细菌武器，但对于地广人稀的草原地带，细菌战的效果并不理想。
次年，从9月18日到10月7日，又是石井四郎带着100人对中国的浙江省进行了6次细菌战。此战的恶果，致使宁波市内最为繁华的一条大街成为死亡之街。在此后的二三十年内，宁波市内这条名为“开明街”的大街，因为无人居住，而被宁波人称为“鼠疫大街”。而邻近的义乌市，一年之后疫情开始爆发，直到1943年，疫情仍在周边地区流行。
可以说，在原子弹还未用于实战之前，细菌武器便是最为恐怖的杀人武器。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常德。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畔的湘西北重镇，地处湘、鄂、黔、川四省交界。在宜昌失陷后，常德就成为第九战区与第六、第五战区的后方联络线。更进一步说，它还是陪都重庆与整个南方战线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通过这里，湖南的大米可以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湖北和重庆，而来自重庆的补给，也由此运往第九战区。
对于中国来说，常德是如此重要，日本人早已看在眼里。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日军便把打击的目标锁定住了常德。
同长沙一样，常德注定要成为一座英雄的城市。不过，就像长沙经历了一场“文夕大火”一样，常德一开始先是一场飞来的横祸。
为阻断常德这个交通枢纽，731部队派出以第二部细菌试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为首的100多人，其中包括30多名日本的医学专家，在1941年对常德进行了两次细菌战。
11月4日，趁着湖南秋冬、季节晴朗少雨的天气，731部队的远征队由南昌出发，再次飞到了常德上空。
关于这天731远征队的行动，日军参谋本部派往中国派遣军的联络参谋井本熊男在其日记中写道：
接到目的地方向天气良好的报告，增田美保少佐驾驶97式轻型轰炸机于5∶30出发，6∶50抵达目的地。因浓雾，所以降低飞行高度进行搜索。800米高空出现云层，于是决定在1000米以下实施投撒。投撒过程中盛装投撒物的箱子展开不充分，最后将其投入洞庭湖内。投撒物为鼠疫菌跳蚤36公斤和一些准备一同投撒的谷物。
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事件（日军一飞机在常德附近进行投撒，接触了投撒物的人都有强烈的中毒反应）。
11月20日，爆发大规模鼠疫，各战区均全面收集卫生防疫材料。
执行投弹任务的增田美保，同大多数日本陆军官兵狰狞的形象大不一样，至少从外表来看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相反还有几分英俊，并且增田美保拥有医学博士的头衔，但身为细菌战的执行者，当他把罪恶的种子撒向人间时，他就变成了丑陋阴险的恶魔。
几千万只跳蚤以及有毒谷物投撒到了常德市区，日本人就像农民播撒种子那样自然，尔后狞笑着飞离了常德上空。不久之后，一切确如井本熊男所说，常德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群群穿白大褂的防疫人员频频出现在常德街头。在大街两旁密密麻麻的小巷里，他们紧张地进进出出。街上的市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人一手紧握一根细长的金属管，一手攥紧一个便携式的手压泵，不住地用手挤压着。水压泵喷出的水柱很急，大街小巷像下了雨一般，到处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儿。市民们明白，这是医疗救护队在喷撒灭菌药水。
自从11月4日日军飞机光顾常德8天之后，城内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死人。
11月4日那天，是农历的九月十六。早晨破晓时分，大雾弥漫，睡眼惺忪的市民突然听到了尖利的空袭警报。
他们匆匆穿上衣服，一个个翻身下床，寻找躲避空袭的安全处所。
他们透过遮蔽物的缝隙看到，一架日军的巨型飞机由东向西低空飞来，在市区上空盘旋三周后，迅速由西门外折返回市中心的上空。
很奇怪，日军的这架97式轰炸机并没有投下炸弹，而是自飞机的两翼急速坠下一股股烟气。
很快，市民们就知道了那些烟气是些什么东西。空袭警报解除后，市民们战战兢兢地跑了出来，看到满地的谷子、麦粒、大豆、高粱以及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这些东西，从市内的鸡鹅巷、关庙街、高山巷、法院街一直到东门外的五铺街、水府庙一带，布满了大部分城区。
市民们虽然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但也清楚日本人绝对不会安什么好心，要给中国人送来什么救济物资。
人们凭着直觉，把这些破烂扫集归拢，除警察局提走一点以备检验外，其余均就地焚毁。随后，常德地方政府立即将情况通报给湖南省政府，并派专人将两瓶毒物送往长沙化验。与此同时，常德警察局又将日机投下的一包谷麦，就近送往东门外的广德医院进行了化验。(https://www.daowen.com)
次日，广德医院的化验结果显示，日机空投物中有类似鼠疫杆菌存在。于是，急电省卫生处报告详情，请他们即派专家前来检验，并指导防治工作。
接下来的几天，没有发生人员感染的情况，常德方面没有进行消毒防疫，长沙方面也并未太在意。
但常德的老鼠却一只只都病了，它们最先成了日本人投放病菌的受害者。
老鼠是一种极其机敏的动物，它们之所以能在人类眼皮底下建立一个地下王国，靠的就是它们超强的生存能力。然而很奇怪，今天它们竟然也和人类一样，流行起了瘟疫。
死去的老鼠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有的病鼠步履蹒跚，见到行人也不躲避，以致不少被行人践踏而死。显然，它们死前非常痛苦，身体极度虚弱。不过，它们在垂死之际爬来爬去，到底在寻找什么呢？市民们街谈巷议，惊疑布满了每个人的面孔。但由于还未有人出事，并且日机投放的东西几乎都已被焚烧一空，所以大家也只是表示奇怪而已，并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现在的我们都清楚，得了病的老鼠燥热难耐，它们爬来爬去，是在满城找水。就在它们找水解渴的这段时间内，常德城的水源遭到了病菌污染，常德的大街小巷爬满了有毒的跳蚤。
老鼠死得差不多了，接着就是人类了。
第一个染病的常德市民叫蔡桃儿。
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名字的主人刚刚12岁，豆蔻年华，她是关庙街一个铁匠的女儿。12日早晨，母亲背着她来到广德医院急诊。
昨天晚上9时，蔡桃儿刚刚爬上床铺休息，忽然浑身寒战，发起高烧，在周身疼痛中哭闹了一夜。一大早，身为铁匠的父亲或许由于活计太多而脱不开身，更可能的是他以为女儿得的仅仅是普通的感冒，父亲还是把责任都推给了妻子，让妻子一个人把女儿背进了广德医院。
毕竟是十几岁的少女，体重少说也有六七十斤。当母亲把蔡桃儿背进医院的病房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了。母亲一边操起袖子为女儿擦汗，一边喘着粗气向医生解释着昨晚所发生的一切。
医生感到事情蹊跷，当即取出针管，在蔡桃儿身上抽取了少许血液以及腹股间的淋巴结液。在提取物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染色检查后，医生惊恐地发现，玻璃片上竟有少许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与日机空投物中所发现的杆菌极其相似。联系到蔡桃儿所在的关庙街一带正是日机投下谷物最多的地方，而连日来大量出现死鼠，医生据此判断，蔡桃儿得的正是鼠疫。
医生所担忧的最坏的状况出现了。他们知道，只要有第一例人类患者，紧接着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出现大范围的感染者。
他们不敢怠慢，当即就把蔡桃儿送进了隔离病房。
那个年代，鼠疫几乎就是绝症。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只有通过活人而进行实验的日军第731部队才拥有相应的疫苗与血清，普通的受害者一旦得了这种怪病，即便是进了医院，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
12日夜，蔡桃儿病情恶化，辗转到13日上午9时，蔡桃儿在她的人生花季还未到来之前，就过早地凋谢了。此时，距离蔡桃儿发病仅仅不过36个小时。
蔡桃儿死后，鼠疫如洪水决堤一般，在人群中蔓延了起来。
先是在关庙街、鸡鹅巷一带，连续有多人发病猝死。其中，蔡桃儿的母亲和女儿接触最多，没有几天就紧随女儿而去。
紧接着，疫情在整个市区爆发了。染病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都在10人以上。发病后，往往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
事态严重到这种地步，湖南的卫生部门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其实早在11日，在常德方面的一再请求下，湖南省卫生处就派出了一个50多人的医疗防疫队。到达常德后，他们立即召集市区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开会，宣布成立常德联合防疫处。会上，他们制定了七项措施对可能爆发的疫情进行控制：
（一）迅速设立隔离医院，收治发热和可疑的病人。同时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
（二）敌机空投物类最多的鸡鹅巷、关庙街、高山巷划为疫区，派兵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直至疫情消灭时为止。在封锁期间，居民日用生活物资，指定购买地点，分别供应。
（三）在常德全市开展灭鼠灭蚤工作，动员市民捉老鼠，并规定死鼠应烧埋，活鼠应上缴。
（四）在常德西门外郊区建造火葬炉，专门焚烧疫病尸体，以免鼠疫蔓延。
（五）加强疫情报告管理。除公私医院、诊所一律登记病号，以便随时查核发现鼠疫外，并规定居民、旅社，凡有染病发热者，必须报告防疫处派员调查，以便鉴定是否鼠疫患者。
（六）为防止疫病外传，在船舶码头、汽车站及通往乡村的交通线上设立检查站，凭预防注射证方准外出。
（七）开展防疫卫生宣传工作，并组织防疫卫生检查。
计划虽好，但落实起来却非常困难。
首要的问题是，省政府不愿拨款。一开始，当听说需要的款项超过10万元时，湖南省政府便推脱疫情尚未核实，经费预算无所凭借。随后，蔡桃儿等疫病患者相继出现，省政府借口是地方性事件，应由常德地方当局拨款办理，又说事属战争性质，应由中央政府统筹拨款。到后来实在推脱不下，便只答应拨付2万元来搪塞责任。
这样一来，就耽误了防疫与救治。在四周都被水沟围起来的临时医院里，收治的120多名病人，由于缺乏药物和护理，大部分不治身亡。熬到最后，只有少数体质健壮的人才幸免于难。
而对于火葬、注射疫苗等防控措施，一般民众都出现了抵制情绪。
中国人一向是死者为大，政府权限再大，也不敢对死人有丝毫的不敬。旧时官府若要开棺验尸，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闪失，负责官员就会乌纱不保。如今，常德的联合防疫处竟然要对死人进行火化，普通民众无论如何也是想不通的。父母之身竟然被化为了灰烬，魂魄还能在哪里安居？很多民众对火葬怕得要死，他们宁愿隐瞒疫情，宁愿被感染上鼠疫，也不愿按照防疫处的指示，对死去的亲属进行火化。更有人趁着夜色掩护，偷偷溜出城去，将死去的亲人埋入土中。有的见风声太紧，索性就把死者埋在了自家的菜园里。
情急之下，防疫处只得强制执行火化。他们到处掘坟，将已经掩埋的尸体挖出来火化，360多具染病尸体得到了有效处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多少有些挽回。
那年月，防疫注射也是个新鲜事，民众顾虑很大，不少人甚至拒绝注射。有人为逃避注射而偷偷爬过城墙出城，有人则花钱去买别人的注射证以证明自己健康。结果，一个买了注射证的布商，将疫情传到了邻近的桃源县。几天之内，桃源就有十四五人染病身亡。防疫人员急忙由常德前往防治，历时半月，才将疫情控制住。
此后，历经5个月炼狱般的煎熬，直到1942年的3月，常德的疫情才缓和下来。在此期间，常德无辜丧生者竟达1000多人。
然而，这只是细菌战的开始。
在使常德成为半死亡地带后，日军又企图大规模攻击中国腹地的战略要地，这些城市包括濠州、丽水、玉山、衢县、桂林、昆明、南宁等南方重镇。
1942年的浙赣会战，日军开展了一次战略层级的细菌战。此战，不仅使浙江的许多战略要地成为死亡地带，致使中国军队无法开展有效的抵抗活动，而且细菌战的危害还持续到数十年后。
1941年夏，冈村宁次就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在开展毁灭一切的“尽灭作战”“包围歼灭战”的同时，也对中国军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当时，日军在华北有一支防疫给水部队，即甲1855部队，大量地采用战俘和平民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并在中国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绥远、宁夏、陕西等地散布霍乱、伤寒、鼠疫、炭疽等病菌，引发瘟疫，以此来打击抗日根据地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1943年，日军的细菌战达到了新高。为毁灭八路军在晋冀鲁豫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在鲁西将霍乱菌撒入卫河，随后决堤引发洪水，结果洪水所到之处，瘟疫就迅速流行起来，227500名中国军民因此丧生。
但天道悠悠，日军毫无道德底线的倒行逆施并不能动摇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相反，逼上绝境的中国军民只能是有进无退，抵抗到底。
就在常德的鼠疫肆虐最烈的那半个月，常德附近的一支军队已经悄然开到了长沙城下。在那里，他们和兄弟部队一道，给进攻长沙的日军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创。
我们不应忘记，长沙的大捷，其实开始于常德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