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绰号“尖刻的乔”
“珍珠港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黄山官邸的蒋委员长激动不已。
走出居室，眼前是肃穆的青山，大雾不住地在苍松翠柏间翻来滚去。他知道，中国的抗战已走出危局，胜利已指日可待。
4年多来，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就像是黑夜中的行脚人，不知路在哪，有多远，何时才能天明。无助、无望是最令人痛苦的。
作为一个弱国的领袖，蒋介石算是真正体味到了坚持抵抗的不易。
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海军、空军精华毁灭殆尽。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几支飞行大队虽然战绩辉煌，但敌我实力悬殊，几经消耗，已经所剩无几。而海军，本来就实力弱小，几经战阵已早早夭折。海军广大官兵不是被编入其他军种，就是作为游击部队，深入敌后去布置水雷，以最后的技能杀伤侵略者。
中国所能依靠的，最终还是对装备依赖较小的陆军。大仗小仗几年打下来，陆军的士气不降反升，各级官兵的战术素养也有所提高，广大官兵不负众望，多次予日军以重创。其中，像冬季攻势、上高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都迫使日军改变了战略走向，丧失了解决中日战争的信心。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折戟沉沙，大败而归。11军这支所谓的“常胜军”从此一蹶不振，连日军高层都不得不哀叹：“一部分官兵动摇了必胜的信念。”
比起开战之初，中国陆军的战斗力着实提升了不少。开战之初，日军骄狂至极，他们的参谋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动辄以一个大队对付中国的一个师，并且屡屡奏效。但到了1940年前后，即便是日军最为精锐的11军，也不得不以两个大队来对付中国的一个师。尽管如此，在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1军还是遭到了惨败。尤其是上高会战，中国军队几乎就是以1：1的兵力对比，给日军的两个半师团以重创。
但是，蒋介石清楚，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局限于西南、西北一隅，民生艰难，国力枯竭。更为可恨的是，苍天不佑，继1937年西南各省粮食连年增产以来，1940年以后，却是灾害相继，连年减产。一些不良商贩，囤积居奇，再加上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走私横行，国统区的物价竟然飞涨了数百倍之多。一时间，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
不仅如此，伴随着中国军队的巨大消耗，国民政府的征兵工作不仅越来越困难，而且兵员素质也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由于国统区物资的匮乏，大部分民众都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以至于被征来的兵员，大多是骨瘦如柴，病弱不堪，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相持阶段，中国和日本都在咬牙熬着，比着最后的耐力。
蒋介石何尝不知道这些，中国人民为了保种卫国，为了夺回失去的尊严，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
终于，日本人利令智昏，逼得美国不得不正式参战，蒋介石终于有了熬出头的感觉。
熬出头，盼来了美国人的援手，可也给蒋介石带来了新的麻烦。
事情出在史迪威身上。
美国援助中国，实在有厚此薄彼之嫌。战争期间，中国从美国仅得到8.45亿美元的援助，而同期给予英国的援助却是300亿美元，给予苏联的援助也接近100亿美元，这本身就显示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轻视。但艰难困苦中的中国有求于人，蒋介石对这份嗟来之食也不好表示不满。
可是这份嗟来之食也并非那么容易下咽，作为美援的附加条件，美国政府却把史迪威塞给了中国。
史迪威早年长期生活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算是个“中国通”。史迪威看惯了中国社会的百态，认为中国乱象横生，官贪吏虐，民不聊生，远没有到达民主阶段。他常说：“3.999亿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10万是贪官污吏。”不可否认，史迪威是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并非是站在与中国人同等的水平线上。他对中国的帮助，同很多美国人一样，带着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那种优越感。而他的耿直、不善交际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3月初，史迪威来到陪都重庆，一下飞机，就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驱车赶到德安里官邸，觐见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刚见到蒋介石，他就不合时宜地宣布了自己的一大堆头衔：（1）美国总统的代表；（2）驻华美军司令官；（3）驻华空军司令官；（4）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5）滇缅路监理官；（6）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一再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有意忽略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职务。
蒋介石听后，十分不悦，之后就成了礼节性的客气寒暄。史迪威走后，他一个人坐在会客室里，面色阴沉，久默不语。看来初次与史迪威见面并没给蒋介石留下什么好印象。
不久，史迪威又来拜谒。蒋介石问史迪威中国战区全部情况应如何估计？又问今后应如何拟订作战计划？再问联合参谋处应如何组织？史迪威均含糊其词，未作正面答复。蒋介石不禁诧异，对这样的参谋长他该如何使用呢？他能用得动吗？
更令人不安的是，蒋介石很快便发现了两人之间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史迪威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崇尚进攻。但蒋介石深知今天的中国形势，仅凭自己的力量能守住阵线、拖住日军就是胜利，怎可能主动发起进攻，去打那些无把握之仗？所以，当史迪威不顾中国的实际，没过几天就提出中国军队可东进夺取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
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当着史迪威的面，就中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让史迪威这个参谋长目瞪口呆。按蒋的说法，在战术上，要用3个中国师对付1个日本师团。如果日本人发起进攻，则要用5个中国师去对付1个日本师团。蒋要求史迪威稳妥行事，让日本人采取主动。只有当日本人的攻势停顿，开始后撤时，中国军队才能发起反击。蒋甚至警告史迪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集结部队，否则中国军队有被歼灭的危险。
道不同不相为谋，古圣先贤的至理名言此时应验了。没多久，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日趋恶化，直到水火不能相容。“什么命令！”史迪威在日记中骂道，“一头蠢驴！”史迪威在美国军界，素以尖刻著名，1929年6月他回到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时，在此曾获得“醋性子乔”的绰号。他尤其喜欢给他瞧不起的人取绰号。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精心挑选的绰号是“花生”。“花生”一词在美国口语中指“无聊的人”。并且，他还捎带上何应钦、陈诚等人，轻蔑地称他们为“一篮子花生”。(https://www.daowen.com)
3月8日，日军攻陷缅甸仰光，滇缅路局势危急。英国政府和殖民当局不得不舍下脸面，请求中国火速派兵支援。
英国人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早在几十天前，中国军队为了挽救这条唯一的生命线，已经将大批精锐部队集结在中缅边境，准备随时开进缅甸。但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维护他们仅存的颜面，竟拒绝中国军队越境。
在他们看来，100年前，作为第一个打进中国国门的殖民帝国，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落到靠中国人来拯救的地步。
这就是典型的殖民者的心态。
而在美国人看来，把精力放在远东事务上，本是迫不得已，他们心目中的真正敌人乃是德国的希特勒。但由于英国人对他们东方利益的强调，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也不得不进行一番敷衍。他把老部下史迪威提升为中将，去协调盟军在远东的作战。而史迪威不管这些，当然他也不知这里面如此复杂的恩怨，还是决定立刻进军缅甸。
但蒋介石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要保存实力，用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上。
3月10日，史迪威向他辞行时，他正告这位来自美国的参谋长：
“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盖第5、第6两军为我国军队之精锐，苟遭败挫，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故此项出师之成就，绝不能视为两三个军战争之效果，其胜败之机，不独足以决定全部军心之振颓，且足以影响全国人民之心理……”
同时，他又怕史迪威独断专行，太过跋扈，就告诫他：“今愿掬诚奉告，恕我率直：第一，国军对外人最初印象，辄以外人不了解中国人之心理，故应切戒有任何举动足以证实彼等之判断，然后逐渐使彼等感觉将军与一般外人不同，确能了解彼等，则此后措施事半功倍矣。第二，应深知国军对英军之态度，此点尤宜特别注意，深信将军入缅之初，我方军官慎于发言，必不愿尽情吐露其对英军之感想。然坦白奉告，彼等稔知英军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亚、仰光等处之行动，实已丧失其对英军之信任。”
事实上，蒋介石不但对英国人没信心，没好感，也已对缅甸战局失去信心。他打算命令远征军且战且退，保存战力，以期保卫云南，阻击日军由云南攻入四川。因此，他强烈主张，远征军的主要任务为保卫曼德勒。曼德勒距仰光较远，约为500公里，而距云南国境则较近，中国军队的增援与给养比较便利。
史迪威满口答应，但一到缅甸就变了卦，把中国远征军一字排开，要与日军决一死战。哪知道英军只顾自己逃跑，他们的本意只是要保住印度，根本无心在缅甸再战，结果中国远征军侧翼暴露，差点被日军围歼。
远征军仓皇败退。等到退出缅甸，清点人数，10万远征军损失大半。史迪威不仅不引咎自责，反而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将领的身上。
同时，他开始有计划地夺取对中国军队的领导权。
廖耀湘等人退至印度边境时，前来迎接的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诺上校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Stiwell’s boys（史迪威的孩子），不再与杜聿明有任何隶属关系，也不能再听他的任何话与任何命令。
针对退到印度的两个师，他决心清除营以上的中国军官，改由美国人担任。他甚至当着廖耀湘等人的面，盛赞中国下级官兵勇敢善战、能吃苦耐劳，斥责中国营以上军官腐朽无能，弄得廖耀湘等人个个怒火中烧。
史迪威的这番举动，惹得重庆的蒋介石火冒三丈。谁都知道，军队是他的命根子，史迪威不过是一个外来的参谋长，竟然要夺他的军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这样，蒋介石开始收拾史迪威了。
平心而论，史迪威作为一个一线的指挥官大概还能胜任，但作为一个统帅却是绝对不够格的。
蒋介石再怎么不行，他在战术水平、指挥能力上，也许真如史迪威所说，只是一个连长的水准，但他毕竟具有驾驭全局的权威。
在日本军界，日本兵家石原莞尔动辄嘲笑东条英机为“上等兵”，讥讽他只有保管12挺机枪的能力。不用多说，这话说得惟妙惟肖。不过，史迪威对蒋介石的那些羞辱，却是言过其实了。
同为美国人，陈纳德对史迪威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史迪威的中国使命无疑是把难度最大的外交工作放到了一位战时职业军人的肩上。他是一名陆军战士，性格粗犷，勇猛无比。在敌人的炮火下指挥军队作战，他有如闲庭信步。”
接着，陈纳德又指出了史迪威缺乏战略眼光的一面：“我与史迪威的全部交往让我相信，他总是把自己完全看成一名陆军军人，而根本不明白他作为外交官的基本职责，他也没有那份耐心去弄明白这一切。”
对蒋介石来说，1942年的上半年就在和史迪威的扯皮中浪费掉了。毫无疑问，这给正在进行中的浙赣会战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