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的10万大军承认败了

◎冈村的10万大军承认败了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洋面……”

这字字带血、句句见尸的歌词,出自日本军歌《祈战死》。

“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会吧!”“九段坂见!”……你能想到吗?这些话竟都是日军官兵大战前分别时最常见的祝福语。日本人好像都活得不耐烦了,告别时竟以死相祝福,武士道就是如此的怪异而没有人性。西方各国军队在弹尽粮绝或负伤时多会投降。这不丢人,毕竟生命是最可贵的,即便同为法西斯且以顽强著称的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也有9万人投降。

而当年的日军作战却往往顽抗至最后一人,轻重伤兵绝大多数也宁死不降,这是日本军法体系武士道精神灌输以及严格监督的产物。但笔者曾在一段资料中看到:一个日军少佐因负伤昏迷,醒来后独自回到后方。住院期间,宪兵找上门来,要求其自杀。此少佐不想死,又是躲藏又是哀求,可最后还是被逼自杀。

可见,并非所有的日军官兵愿意找死,其实大多是不得已而放弃生命的。

然而,“宁死不降”并不是日军的专利,当年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一支由河南保安部队升编的弱旅,不仅仗打得漂亮,还引领整个第九战区的热血男儿,上演了一出出自觉自愿战斗至最后一人的悲壮史诗大剧。这支部队就是52军195师。

1938年底,岳阳失守,新墙河便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守备新墙河的第52军为增强军力,紧急增编了一个195师,军参谋长覃异之任该师中将师长。

覃异之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覃异之并未失去共产党员的本色。从军多年,又当过参谋长,带兵很有一套,整训部队也颇见章法。

195师的兵员多为原河南保安队、民团和一些临时补充的壮丁,鱼龙混杂,素质低下。覃异之上任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使这支部队变成真正的军队。可战争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时间,他只能边战边练,以战代练。鉴于时间紧迫,他首先从连、排长这些基层军官抓起,连、排长练好后,再由他们对班长、士兵进行训练。经过近一年的严格训练和战场检验,第195师脱胎换骨,由一支地方部队转变为作风硬朗的野战之师。

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195师迎来了第一次大战的考验。

9月19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13师团的奈良支队联手猛攻新墙河52军阵地,195师首当其冲,在詹佳桥至新墙一线抗击日军5000多人的猛烈攻击。要知道,第6师团、第13师团是日军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当日,宋家湾失守,195师防线受到考验。战至次日凌晨,精锐的日军见195师的抵抗十分顽强,为减少损失,便集中炮火进行猛轰。

防守杨林街对岸比家山的131团史思华的3营,在日军步、炮、战车与飞机的协同攻击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战至22日黄昏,全营已伤亡过半。师长覃异之洞悉战场情势,怕史营全军覆没,便给史思华打电话,命令他:“如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向东靠。”

史思华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覃异之听罢,知道史思华抱定必死之心,要与阵地共存亡,顿时被感动得神情凄怆,话也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拂晓,比家山炮声更密集了,作战科长跑来报告说有十几辆日军坦克也上来了。覃异之更加担心,操起电话找史思华,传令兵说营长在前沿,覃异之问还有多少兵力,传令兵竟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覃异之明白,史营早已完成任务,恐怕眼下剩不了几个兵了,于是命令传令兵跑步传达命令:火速撤回南岸,不得有误!

战斗并没有停止,可直到下午,仍然不见史营撤回。覃异之忍不住又往前线打去电话,这次是史思华接的。覃异之发了火,大喊着为什么不撤,史思华最后说了实话:“师长,不是不撤,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撤不下去了。”

覃异之沉默了,稍后命令他立即组织现有兵力突围,师部将调炮兵压制日军并派兵在南岸接应。史思华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覃师长听到的竟是诀别之语:“师长,我们来生再见吧!”

最后,一个营500多人,从营长到士兵,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战场。

似乎是被眼前这支中国军队折服,日军竟破例让附近的百姓上山收尸。附近村子老老少少去了上千人,都想看一眼这些打了4天4夜也没后退的中国兵。

到了山上,眼前的景象惊得村民们目瞪口呆。满山的焦土上,碎尸横陈,血肉模糊,空气中都充满了浓浓的血腥气,几乎没有几具完整的尸体。这些模糊的血肉可都是为保护他们而献出生命的子弟兵,上千村民齐刷刷地跪了下去,放声痛哭。

消息传到195师师部,覃异之不禁泪流满面。史思华,黄埔八期生,哥哥史思荣黄埔七期生,也曾是覃异之的部下,去年战死于台儿庄。兄弟二人黄埔出身,原本可以封侯拜将、光宗耀祖,如今却义无反顾地前后殉国于抗日战场上,可谓一门忠烈,悲哉壮哉。

同在22日这一天,比家山北面的草鞋岭上,195师的左邻赵公武第2师的一个营也上演了同样壮烈的一幕。

大半天的激战,战场上双方都打红了眼。当营长胡春华发现正面的一角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以为该处已被日军占领,便派了一个姓管的排长前去察看。

管排长匍匐前进,到了阵地上才发现,原来只有一个士兵在战斗,其他一个排的人横躺竖卧,断肢缺体,均已阵亡。

管排长极为震撼,他扒拉开阵亡袍泽的尸体,爬到那位士兵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哽咽着说道:“好小子,我一定陪你流最后一滴血。”

此时的管排长似乎已忘记了营长交代的任务。他与这位士兵一道,在阵地上小心摸索,收集散落的手榴弹与阵亡战友身上的子弹,单凭两人之力就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达三次之多。战斗的间歇,管排长得知这位英勇的士兵名叫任连子,刚刚入伍还不到一年。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边打边聊,忘记了处境的危险,只为一次次打退日军而欢欣不已。傍晚,凉风吹拂,林木飒飒,到处是死尸,到处是弹坑。被打断的树枝,被烧焦的草地,满山满谷,映在绛紫色的晚霞里,使整个天地都浸泡在血红之中,显出一派极其诡异的美。

管、任二人看到此情此景,甚感诧异,只觉是平生未见。一时间沉默不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离开人世,到了传说中的西天,要不然人间哪会有这般诡异的美景?

一个人影从薄暮中晃悠了过来,两人慢慢地回头张望,任连子迟钝的目光里突然闪出了几分喜悦,他大声喊道:“刘庆年!”

炊事兵刘庆年担着一挑饭走了上来。白天战斗激烈,饭送不上去,刘庆年只好趁着傍晚将饭送上阵地。

刘庆年走近几步,认出了任连子和管排长,正当他放下担子,要向排长报告时,却突然发现,自排长方昌桂以下,所有的弟兄都已气绝身亡,在这片死寂的阵地上,没人能回应他的呼喊。

刘庆年手脚瘫软,趴在地上,伏尸大哭。这些朝夕相处的弟兄,每个人都清楚上阵杀敌有可能牺牲,但一天之内都死在同一条战壕里,刘庆年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哭得死去活来。

得到刘庆年的报告,连长也大为惊骇。当时部队已接到放弃阵地、连夜突围的命令,没想到草鞋岭的一角,一个士兵独当一面,一个排长随后加入,抵挡日军的攻势竟达一天。

此战,胡春华营伤亡殆尽,营长胡春华身负重伤,只有少量残兵退到了后方。不久,胡春华阵亡在另一场阻击战中,而任连子、管排长这两位孤胆英雄,从此下落不明。

9月23日黎明,东方地平线上升腾起一抹青灰色的云雾,遮住了初现的曙光。看来又将是一天的恶战。

52军第2师的官兵刚刚起床洗漱,前线的侦察哨突然将电话打进了师部:“敌人在新墙镇北升起一个气球!”

师部的代参谋主任廖传枢顿时警觉起来。日军气球部队是他们在平坦地区作战用来观测瞭望的,天刚亮就有气球升起,显然日军在侦察。他立即通知各部队做好准备,提早开饭,同时向上峰进行通报。

将近7点,晨雾散尽之际,日军突然万炮齐鸣。没有经过试射,日军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打了过来。几十分钟后,日军步兵开始跑步前进,徒步涉过新墙河。此时秋旱少雨,河水水位下降,一般水深只能没过膝盖,日军渡河,几乎未受阻碍。

经过日军的饱和轰击,中国军队多处工事被摧毁,日军迅速涌进,突入到新墙河南岸。我两翼守军迅速反应过来,立即组织火力进行压制。日军一片片倒下,伤亡惨重,一时也不敢迅速南下,扩大突破口。双方陷入僵持。

此时,日军上村支队(支队长为上村干男少将)在营田登陆成功,此举改变了战场态势。侧后出现大股日军,眼前52军的新墙河阻击战也就失去了意义。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急令第52军连同身后的第37军、第79军以一部留在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占领中间阵地,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占领第二线阵地。

营田方面的战斗,最初也十分惨烈,只是一个意外改变了战场形势。

上村支队在洞庭湖东岸的营田附近登陆,当时守备江防阵地的为第37军第95师的一个营。该营见营田以北的尖沙嘴有一道湘江封锁线,而湘江西岸通往洞庭湖的新发沟和夹沟平时干涸,日军舰艇无法通过。他们以为水路万无一失,便失去了警惕。

哪知道,上村支队的作战课长乃是一向以胆大妄为著称的辻政信少佐。在辻政信的坚持下,上村支队利用暗夜的掩护,通过容易搁浅的新发沟浅水区,突然出现在中国守军的侧背,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

辻政信,此人虽然最终军阶不过是大佐,论能力与才略,在所谓的“昭和三大参谋”里,也远不如石原莞尔与濑岛龙三,但他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凶神恶煞,在个人的影响力上,远比那些所谓的大将、大臣要大得多。据说,此人的足迹到达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灾难。

在日本军界,辻政信参谋的名声很坏。辻政信出身贫寒,但从小便立下大志,曾对表弟煞有介事地说道:“将来我做参谋总长,你做陆军大臣。”为了这个目标,辻政信便开始了他穷凶极恶的人生追索。

辻政信崇拜石原莞尔,可惜他没有石原那种优秀的头脑,但在胆大妄为、不择手段这方面,石原莞尔恐怕得甘拜下风。

1934年11月,辻政信首次出手,便以卑劣手段制造了“士官学校阴谋事件”。从此,辻政信便开始得到“统制派”的中坚东条英机的赏识。一年多后的1936年春,受“士官学校阴谋事件”的刺激,“皇道派”军人终于发动了改变日本国运的“二·二六”兵变。(https://www.daowen.com)

本来,年轻的“皇道派”军人受到北一辉的告诫,“不可与支那(中国)进行战争,否则国家必亡……”“皇道派”的另一位头面人物小畑敏四郎也由于类似的主张,和盟友永田铁山决裂,加入了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一方。因此,若不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军就很难将“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当时的辻政信大尉以卑劣手段搞出的“士官学校阴谋事件”。

5年以后,已是少佐的这位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刚刚进入作战课,就和作战课长寺田大佐、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打成一片,把持住了这个关东军最为核心的部门。就像7年前他的前辈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所做的那样,在1939年6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辻政信少佐上蹿下跳,制造了另一场有名的“以下克上”战争——诺门坎事件。

这一次,辻政信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他把持关东军作战课,使作战课成为他的私人部门,擅自扩大作战规模与作战区域。除此之外,他还胆大包天,一个人竟代理起了关东军核心领导的职务。

事后查证,关东军拍发给陆军部以及下属作战单位的电文,关东军首脑竟然毫不知情。在电报批准表中,作战课长、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军司令官各栏内,赫然在目的竟全是辻政信少佐的印章和代理签字。也就是说,辻政信这个小小的作战参谋,以一个中下层军官的资格,竟代理起了整个关东军司令部。

诺门坎之战关东军被打得一败涂地,日军自此丧失了北进苏联的信心。军部为了惩治关东军,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均被免职,勒令退出现役,而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却免于问责。服部卓四郎不降反升,进入参谋本部,控制了最为重要的作战课。辻政信的境遇稍差,被平调进入了在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

9月15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的第二天,辻政信到达武汉,匆匆赶到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向声威甚隆的冈村宁次中将报到。

冈村宁次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参谋极为反感。在召见辻政信时,这位军司令官竟身着浴衣,懒洋洋地斜躺在沙发上,听取了他这个败军之将的报告。遭到这样的冷遇,以至于几十年后,辻政信还耿耿于怀。

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参谋长青木诚一捡到这个烫手山芋,心中大为不快。他们不敢将辻政信留在作战部门,生怕他再次做出在关东军时那样的蠢事,索性让他带领宪兵,抓起了武汉驻军的纪律

可没几天,冈村宁次就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了。辻政信生性就是个不安分的自大狂,他廉洁自律,善于邀买人心。行军途中,士兵饥渴难耐,他会把自己水壶里的水倒掉,以示同甘共苦。在武汉,他借助下层士兵对上层军官生活腐化的不满,经常在深夜把汽车停在街头,挨个检查茶馆酒楼。连汽车司机都为他的认真所感动,对他的行动积极配合,经常整夜整夜地检查军队干部的越轨行为,直到一位高级军官被逼自杀。

冈村宁次知道,这是碰到了刺头。无奈之下,他又把辻政信调到了上村干男的支队。不是喜欢指挥战斗吗?那就去第一线吧,省得在武汉惹事生非。

上村支队由第11军的主力第3师团的第5旅团加强组成,支队长为第5旅团长上村干男少将。该支队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1个工兵联队(缺2个中队),1个独立工兵(渡河)联队,2个辎重中队,担任由洞庭湖东岸突袭中国军队后路的任务。上村支队兵力雄厚,尤其作为日军第3师团这支王牌部队的一员,其战斗力十分强悍。更何况,此时又有一向以积极进攻著称的辻政信少佐的加入,上村支队的冒险精神更被激发了出来。

9月22日夜,在辻政信的坚持下,上村支队竟避开我军的正面封锁线,趁连日大雨水位暴涨,以数十艘橡皮艇经过新发沟和夹沟,向我营田守军发起突袭。当时,新发沟一带的水位仅仅一尺来深,如果我军在此驻有部队的话,日军必不至于在此冒险。

日军偷袭显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守军虽调整部署,顽强抵抗,但至次日清晨,守军一个营数百名官兵自营长以下悉数阵亡,阵地丢失。

营田失守,新墙河中国守军后方动摇,第15集团军为避免腹背受敌,下令第52军、第37军交替掩护,有序撤退至第二线阵地。这是战前就已制订的计划,在予日军以消耗后,将日军诱至捞刀河一带,再与伏击部队、侧击部队一道,将日军围歼在长沙近郊。

此时,长沙南面的70军也被紧急调来湘北。第70军李觉部多是湖南子弟兵,此次为保卫桑梓而战,官兵们士气极为高涨。

23日,70军的先头部队第55团的一个营率先赶到营田,支援95师罗奇部。中午时分,新墙河防线全线退却,日军尾随而至,午后日军前锋已抵达东塘、归义一线,与70军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24日拂晓,70军受到日军的全面猛攻,19师55团的东塘冲阵地失而复得达两次。56团右翼第3营的战斗也相当激烈,在日军的猛攻之下伤亡颇重。

此时,汨罗江以北的第15集团军主力已全部向东南撤退,日军的主攻方向转向占据归义的107师321团阵地。

归义为汨罗江中段要冲,日军如能占领,即可沿粤汉铁路迅速南下。因而日军对此十分重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重炮,立体式的狂轰滥炸将守军阵地悉数摧毁。同时唯恐没把握,日军还祭出了混用毒气的战法,炮弹、毒气弹一通狂轰,趁势攻占了归义。

李觉得知战况后大怒,严令107师组织反攻,夺回归义。

107师又把320团调上,协助321团反攻。下午1时,321团团长李标将两个营的部队摆成几路,向归义发起猛烈逆袭。但321团新败之际,兵力受损,士气不高,经过三次冲锋,仅仅夺得两个山头。更令人叹息的是部队缺乏实战经验,很多官兵进攻受挫后竟停留在日军的火力网下,以致伤亡惨重,团长李标也受伤而脱离了指挥。

仅有保卫家乡的决心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胜利。且不说指挥水平,70军的装备也十分落后,各师原有的步枪、机枪多是陈旧的汉阳造不说,就连这些陈旧的武器也不够充足。70军的每个步兵连只配备轻机枪6挺,每营只有重机枪4挺、“八二”迫击炮2门,军、师均无炮兵部队。更严重的是,所属107师系由湘西土著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低下,尤其缺乏对日作战经验。

反攻不成,面对精锐日军的强大攻势,70军抵挡不住,不得不于24日向株洲方向全线撤退。

湘北方向第一阶段的战斗告一段落,日军主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后,攻占了第九战区经营了一年的第一道防线,但他们一直虎视眈眈的中国精锐第15集团军却未受大的损伤,有序地退到了第二道防线,这令冈村宁次和第11军上下备受打击。

第15集团军不愧是中国军队中的精华,数万大军的撤退竟能做到井然有序。要知道,身后的11军可是日军中最为精锐的第6、第3、第13师团的主力,计划、指挥稍有不当,部队恐怕早被冲散在茫茫群山之间,长沙以北的汨罗江、捞刀河第二、第三道防线就会失去作用,会战的结局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地带,第九战区与日军第11军之间真正的决战似乎才刚刚开始。日军虽然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但损失巨大,后勤供应不继;我军虽退至第二道防线,但部队未受大的损失,以逸待劳。诱敌深入之后,薛岳决定再次给予日军一定的消耗,以确保能在长沙外围聚歼日军主力。

覃异之的第195师再次充当了先锋。

接到命令,覃异之匆匆赶往福临铺52军军部受领任务。当他们到达时,福临铺已是十室九空,枪炮声和空气中的血腥气传播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当地百姓早已扶老携幼,逃避一空。覃异之带着师部人员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觉得浑身上下直冒凉气。

一处青瓦高檐的大宅院里,52军军长张耀明中将和参谋长杨学房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顾不上寒暄,张耀明指着地图向覃异之介绍了当下的情势并下达命令:“现营田登陆之敌正与第95师激战中,湘阴方面第70军正派部队增援营田,迟滞敌人向湘江方面前进。第2师正向汨罗江以南转移,我集团军决心在长沙以北与敌决战。第4军归我集团军指挥。总司令的作战部署为:第4军、第37军及第25师在长沙东北郊占领出击阵地,准备把敌人压迫于湘江边而歼灭之。”

覃异之听到这里,路途劳顿一扫而光。来见军长前,他曾满心焦虑,照这样退下去,恐怕还要和太原、武汉会战一样,日军的攻击停在哪里,我军就退至哪里。作为一名有血性的中国军人,覃异之每每念及就痛心不已。可今日,长官部要在长沙城下与日军决战,草鞋岭、比家山阵亡的上千英灵,如果泉下有知,必会大呼痛快,不枉牺牲。

张耀明看着惊愕、激动的覃异之,嘱咐道:“你师的任务是在福临铺与上杉市之间迟滞敌人3天,以掩护我主力部队完成作战部署。之后,你部在敌之侧背,配合主力歼灭进犯之敌。”

覃异之生来便有一股掩不住的豪气,只要能让他奋勇杀敌,肝脑涂地又有何妨?正是他的浩然正气,第195师这支曾经涣散无力的河南保安部队,才被激发出只有那片厚重的土地才能养育出的昂扬斗志,成为一支无法摧毁的钢铁部队。当下,覃异之欣然领命,送走军长后,他立刻带人视察福临铺的地形,选择防御阵地。令他有些不安的是,福临铺四周都是些起伏不大的波状地,地势平缓,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村落及附近的丘陵。

25日,第70军一部在武昌庙一带伏击日军第6师团一部,予敌重创;26日、27日这两天,第73军柳际明77师在金井一带也对日军第6师团进行了伏击。说来也怪,第6师团开战以来,虽也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进展倒还顺利。可25日后却霉运当头,连遭两次伏击,伤亡惨重。重新集结补充后,直到28日才将攻击重点转向福临铺,可碰到的不再是前面碰到的弱旅,而是以逸待劳的覃异之的195师。

28日黄昏时分,第6师团的侦察部队与195师的搜索连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双方都没讨到便宜,国军搜索连连长阵亡,日军也因突遭伏击而伤亡惨重。

次日,第6师团1000多人赶到,迅即以步、炮、空立体战向195师发起全线猛攻。战至黄昏,福临铺外围两个村庄、一处高地先后为日军夺取,敌我阵地形成犬牙交错态势,195师伤亡持续增加。

平原作战,与第6师团这样的日军王牌拼火力,195师占不到便宜。覃异之显然清楚这一点,立刻调整部署,将部队撤至地形较好的上杉市,那里背靠幕阜山,进可攻退可守,坚守两天应该没问题。

9月30日上午,195师刚刚退至上杉市,第6师团的骑兵便尾随而来。但出乎覃异之意料的是,他憋足了劲准备的攻防大战并未到来。

原来,狡猾的冈村宁次已嗅到了捞刀河畔的危险气息。

自开战以来已有半月了,虽然他的10万大军一路奏凯,却没能聚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对手的撤退很有章法,全然不是溃败,倒更像是故意给他让出一条路。突破新墙河后,他猛然发现在汨罗江、捞刀河、湘江之间的狭窄区域内聚集了大量的中国军队,而这些对手均未受到重创,可称为有生力量。

“围而歼之”,可究竟谁是猎物呢?

此次作战,他深切地感受到与以往的不同。一路前进,道路被破坏得十分严重,部队补给困难,像第6师团这样的先锋部队有时甚至要靠空投解决。而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中国人坚壁清野更使部队补给雪上加霜。目前,各部队粮弹不足,士气不高,聚歼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已变得越来越远,而一个巨大的陷阱倒有可能在等着他。

冈村宁次倒吸一口凉气,不愿再往下想,但行事果断的他很快拿定了主意。出乎前线日军将士意料的是,各部队接到的命令是战略性撤退,退回战前原防地。

这就是冈村宁次的过人之处,凶残勇猛令人生畏,冷静果敢令人叹服。要知道在当时,得势的日军是没有人会主动撤退的。这不但会引来下级的不满,更要冒着遭人耻笑的风险,起码在他之前还没有日本高级军官这么干过。但冈村这么干了,也使薛岳在长沙外围聚歼日军的计划泡了汤。

别说薛岳,第九战区各部将士根本不敢相信:日军攻占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后,中国军队尚未付出重大牺牲,日军就自己开始败退。由于以前屡战屡败的经验,他们根本没有做好迎接胜利的心理准备。

但这次日军真的败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