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裕仁的不满
在外人看来，日本民族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民族。
日俄开战前，在御前会议上，面对吵成一团的臣僚，裕仁天皇丢下一张纸条，翩然而去。众人传开一看，却是一首俳句，诗云“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本来，从字面上解释，谁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阻止战争，但不少大臣体察到的圣意却是以战止战。既然四海之内亲同一家，为何却要纷纷扰扰，打打杀杀？还不如凭借一场决战来创造永久的和平。
于是，争议平息，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竟是下达开战命令。
这就是日本政客的战争逻辑。这样的想法，恐怕只有人格分裂者才能想得出来。然而，很不幸，东海之中的大和民族的政客们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从言论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
作为明治天皇睦仁的嫡传孙子，昭和天皇裕仁在这方面，虽说比他患有精神病的父皇嘉仁强上很多，但是在故弄玄虚方面却也和一个精神病人差不多。他借鉴了祖父的一套权术手段，言辞闪烁，出尔反尔，给臣下造成神威莫测的印象。
为了控制军队，加强天皇的权力，避免大权旁落，他在军中培置党羽，扶植冈村宁次等一批少壮军人，亲手缔造了臭名昭著的“昭和军阀”这个极端军国主义集团。
事情还得从1921年说起。当时，大正天皇病入膏肓，不能理政，裕仁皇太子正要准备摄政。
其实，大正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大概和中国历史上的晋惠帝司马衷的情况差不多。在检阅军队的时候，有时他会走到队伍之中，胡乱翻检士兵的背囊、口袋，吓得那些大兵们个个手脚瘫软。在那个时代，天皇就是下到人间的神灵，大正的这番举动，彻底把那些以忠诚著称的日本皇军们弄糊涂了。原来神灵就是这个样子啊！不仅如此，在御前会议上，大正天皇还闹出过把大臣的奏报卷起来当望远镜的笑话。时间一长，闲言碎语就在日本国内传开了。
说起来，这就是世袭制的坏处。明治天皇体弱多病，他的皇子受此影响，也一个接一个地夭折掉了，最后只有皇子嘉仁活到了成年。无奈之下，明治死后，元老们也只好把嘉仁扶上了宝座，成了大正天皇。
可问题是，日本并非只有这一家皇族。明治天皇这一系虽然人丁稀少，但其他的世袭宫家却人丁兴旺。比如伏见宫这一支，在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时代，伏见宫邦家亲王竟生出了几十个儿子。其中，第16子载仁承袭了绝嗣的闲院宫，就是后来做了10年参谋总长的大军阀载仁元帅。而其第四子朝彦亲王则别立宫家，开创了久迩宫，朝彦的两个儿子娶了明治天皇的女儿，他们就是有名的朝香宫鸠彦王和东久迩宫稔彦王。朝香宫鸠彦淞沪会战时曾做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东久迩宫稔彦在武汉会战时曾做过第2军司令官，后来又做了旧日本帝国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另外，他们还有两个兄弟也做到大将。
面对伏见宫的势力膨胀，裕仁无论如何也不能无动于衷，更何况一些元老似乎已经开始行动，对拥立御弟秩父宫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有鉴于此，1921年裕仁趁访问欧洲的机会，在闲院宫载仁亲王引见下，召见了巡回武官冈村宁次少佐，并授意他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同年10月27日，冈村就在德国与他的老同学——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俄国武官小畑敏四郎结成了“巴登巴登盟约”，立誓打倒军队中的长州阀元老山县有朋等陆军中坚势力，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三羽乌”之盟。当时，据说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东条英机也在场，只不过他只能负责看门放哨。这一天，就成了昭和军阀的诞生日。
两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加上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他们6个人经常聚谈，逐渐联络了陆军士官学校15期至18期同学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正式成员有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饭田贞固、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
几年之后，“二叶会”又吸纳新的会员，另外组成“一夕会”，新成员有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草场辰巳、横山勇、町尻量机、铃木率道、本多政材、北野宪造、牟田口廉也、村上启作、根本博、冈田资、清水规矩、沼田多稼藏、田中新一、富永恭次、下山琢磨等。
这些熟悉的名字，此时还不过是一些军部的佐级军官，但在发动侵华战争与世界大战的每一个步骤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而他们凭借阴谋和杀戮，扶摇直上，在十几年之后，当他们从大臣、总司令官、方面军与军司令官等要职上退下时，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了撑起日本军国主义大厦的核心支柱。
在后人的眼里，他们就是发动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骨干成员。而他们的幕后黑手，就是一贯标榜和平、仁爱的昭和天皇裕仁。有天皇作后盾，这些人自然有恃无恐。也可以说，正是在天皇的纵容下，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界，就接连爆发了一系列“以下克上”事件。一系列针对中国人的事件，如从河本大作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一系列针对日本国内重臣、财阀的暗杀事件，如“诺门坎事件”“印度支那进驻事件”，都和天皇的背后支持有关。
但是，这样也造成了“以下克上”的泛滥，最终导致了军队的失控，“二·二六”兵变也因此爆发。
这次，裕仁再怎么样也不会糊涂到支持兵变的地步，并且他还听说他的大弟雍仁亲王也和这次兵变有莫大的关系。为避免大权旁落，裕仁的态度变得极其强硬，对兵变实施了严厉镇压。
兵变平息后，裕仁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就支持亲信“统制派”军人刷新了陆军人事，“皇道派”军人以及长州藩势力被清除殆尽，甚至连同情“皇道派”的陆军名将山下奉文也差点被编入预备役。
至此，裕仁建立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然而，兴一利必有一弊，裕仁亲手培植起来的这个军阀集团，却只能靠不停地发动战争才能喂饱他们。
然而对于裕仁来说，可悲的现实是，他的周围聚集的都是一些浅妄愚笨之辈。他的头号亲信木户幸一就是一个出了名的纨绔子弟。木户幸一是明治元老木户孝允的孙子，年轻时声色犬马，贪图享乐，后来做了内阁大臣，他所勾连的也多是同道中人，如近卫文麿公爵。和木户一样，近卫也是一个酒色之徒。或许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缘故，近卫即便是做了内阁总理大臣，也是吊儿郎当，经常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洗漱。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愣是做了三任首相。
当然，在以军事立国的日本，军人素质的高低更能决定他的前途与命运。不过，日本军部的掌权者却大多平庸。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再次组阁之后，“剃刀将军”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出任陆军次官。不久之后，为了推卸签订三国盟约的责任，载仁亲王将参谋总长的位置交给了杉山元，而作战部长这一要职，也由战争狂人富永恭次那里转到了另一个狂人田中新一手中。如此一来，日本军部就完全成了战争贩子的天堂。
按理说，像杉山元、东条英机这样的人是不应该被放到掌管军队这样的位置的，可是裕仁偏偏将此二人安插在了陆军首脑的位置上。
看来，裕仁的识人用人能力确实有些问题。他的魄力、眼光非但比不上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恐怕就连他所蔑视的敌国领袖蒋介石，他也难以企及。
不过，对于亲信的无能，裕仁也确实看到了眼里，他要不时地敲打敲打他们，免得他们太过张狂。
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年初，为减少在华驻兵，日本天皇裕仁就和军部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
1940年12月1日下午，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听到皇宫传来的召见令，来不及整理衣冠，钻进汽车，就匆匆往皇宫赶去。
此时的东京，已是一派隆冬景象。沿路之上，风卷残叶，行人稀少，给人以凛寒萧瑟之感。
杉山元此刻的心境一如车窗外的景色，他知道，天皇此时紧急召见他，绝对没有什么好事。他从宫中得到传言，听说天皇已对他产生了不满。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军界，很多人都知道，杉山元一向是以愚笨著称，他招来天皇的斥责，乃是情理之中，并不出人意料。
在日本军界，杉山元由于头脑迟钝，便被人冠以两个有名的绰号。一个是“愚图元”（意为“傻瓜元”），另一个是“便所之扉”（卫生间的门）。第二个绰号是说杉山元没有主见，就像卫生间的门一样，可以从外面往里推，也可以从里面往外推。
当然，杉山元自己倒是不以为然，他不管别人对他如何说三道四，他有自己行为做事的准则：奋勇无畏，大胆前行。
来到裕仁面前，杉山元脚跟一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垂下头，肃立一旁，静待天皇的问询。
裕仁端坐在宝座之上，带着皇帝应有的那种威严问道：“我国既然承认了汪政权，现在要进行所谓的全面和平恐怕是困难的，既然这样，现在有没有彻底打败蒋介石的办法呢？”
杉山元诚惶诚恐，他心里十分清楚，天皇的话正是日本当前摆脱不掉的困境。两年前，正是他力主扩大中日战争，结果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之中，他也因此引咎辞职。
没想到，两年来，中日战争的结束还是遥遥无期。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日战争这只烫手的山芋，转来转去，最终还是落到了它的发动者手中。
如今，大家纷纷逃避责任，害怕承担发动世界战争的不测命运，便把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了杉山元、东条英机、阿南惟几这些战争贩子身上。
杉山元这些人虽然愚鲁，但也知道形势明显对他们不利，于是，面对天皇的责问，杉山元只得老实回答：“很难。”(https://www.daowen.com)
裕仁说：“既然如此，从我国的财政物资方面来看，现在是不是应当调整一下战线以适应国力呢？”
没等杉山元作出回答，裕仁把脸转向侍从武官长莲沼蕃问道：“在华兵力的调整是否按预定计划进行？”
莲沼蕃弯下身子，恭敬地答道：“预定的65万变成了72万。”
其实，这种调整是参谋本部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的意思。服部因在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的任上，和辻政信一起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而被免职。之后，他的上司植田司令官、矶谷参谋长都被罢免了兵权，转入了预备役。但是服部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后却扶摇直上，当上了军部十分重要的作战参谋一职。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陆相东条英机的鼎力支持。
服部卓四郎揣摩东条英机、杉山元等陆军首脑的意思，竟不顾天皇提出的缩减中国战场兵力的旨意，提出了维持现状、暂缓撤兵的主张。
此刻，向侍卫长询问内情，已经表现出了对杉山元的不信任，而听到莲沼蕃的回答，裕仁更是火冒三丈。他转回脸，盯着杉山元那张憨傻的面孔，厉声说道：“必须停止半途而废的事，下决心进行调整。后勤工作跟得上吗？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在支那（中国）的皇军是否感觉到不好对付了？”
这时，裕仁又谈到1939年秋将近卫混成旅团调到华南一事。当时的军部本来向天皇保证“三至四个月即返回”。可大半年过去了还不见动静，6月又说“近卫师团用于中支（华中），使之打败蒋介石”。对于这种不履行承诺而把皇家御林军延宕在外的行为，裕仁已是深恶痛绝，他甚至感觉到这是在挑战他的皇威。
杉山元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是机械地小声重复着他的理由：“使支那事变转向持久战态势还不是时候，也不应从汉口方面撤退，到秋季以前整个形势会变得有利。”
此时的杉山元，已经没有开战之初“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只能含含糊糊地指望欧洲形势出现变化，日本可以趁机压服中国。
不过，他也清楚，天皇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糊弄，最终他提出了更为直接的理由：“在用兵上，从汉口方面撤退，从主动作战变成被动作战，最终将不利于解决事变，将来召开和平会议时，会造成轴心国在东亚失败的印象。不管怎样，望慎重对待调整和缩短战线。”
裕仁对这种榆木疙瘩的顽固脑袋也无可奈何，只得说：“也许是像你说的那样，那么现在是不是必须下个决心，制定一个方案呢？”
其实，裕仁也并不完全支持减少在华驻军的意见，他所不满的是他的部下的无能。杉山元、东条英机之流，当断不断，毫无定见，弄不好就会坏了大事。
他对亲信木户幸一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以那样一点兵力（从70多万减到65万）不仅要维持现占领地区，而且要协助加强对沿海的封锁作战，能做到吗？令人心生疑问。”
这就是裕仁在故弄玄虚了。
杉山元不明就里，以他那特有的官僚做派搪塞道：“这要充分进行研究。”
事实上，杉山元哪里会做什么研究，现在他满脑子里都是对美、对苏开战的想法，中日战争又算得了什么。
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首脑齐聚一堂，审议并通过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会上，作战部长田中新一首先对未来趋势做了一番预测，其预言甚至可能同时对美、苏开战，不可谓不疯狂。
（一）日美战争能否爆发？其危险性是相当大的，但估计在1941年内不致发生正式战争。但必须尽早做好战争准备，一旦发生战争不致措手不及。
（二）进行南方作战，期待对南方要地的攻略作战，大致在5个月内基本完成。
因此，只要不出现值得忧虑的特殊情况，预料从开战时起五六个月后，即能向北方转调兵力。
（三）一旦苏联为准备对日开战而集中兵力、资材，从做出决定时起，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苏联虽已开始进行对日一国作战的准备，但尚未完成两面作战的准备。
根据以上情形考虑，即使在南方作战开始的情况下，如果初始阶段的作战指导得当，并且加强日、德关系等政治策略运用无误，则对北方苏联的动向或可应付。
（四）大东亚共荣圈的骨干，当然是日满支（日本、伪满洲国和中国），此外还应加上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和泰国。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当前须分阶段进行。其第一阶段即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纳入共荣圈内。
陆相东条英机听了，点头表示满意：“本大臣并非作为政府成员表示同意，而是作为军政长官表示同意。”
不过，东条英机也不是傻得一窍不通，他对欧洲的形势表示了忧虑：“1941年内，有无美、苏合作之虞？”
杉山元的回答非常干脆：“无此顾虑。”
东条英机又问：“1941年内，美国是否将参加欧战？”
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回答道：“判断不至于参加。”
东条英机：“准备对苏联开战，调动兵力需要多长时间？”
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大致需要4个月。”
就这样，在这次会议上，几个军部首脑，瞒过了他人，确立了必要时准备同时对中国和苏、美两大强国作战的疯狂决定。
到了此时，中国战场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在他们看来，日本对美、苏作战胜利之后，中国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但是，不久军部的态度又有了变化，为了尽快使重庆政府屈服，以方便其对美、苏同时开战，遂决定在1941年夏秋之交，开始积极的作战。这样一来，中国派遣军关于尽快转入持久战的要求就被否决了。
而中国派遣军这边，面对陆军军部的领导混乱，一时间显得无所适从。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试探着以较小规模兵力发动旨在破坏中国战争物资、削弱中国战争能力的所谓短促、截击作战。
一时间，从东南沿海，到第九、第五战区腹地，日军对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开始了一系列“扫荡”作战。
然而，对三心二意的日军来说，这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