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世界四强”的底气
历史有时候很会开玩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舆论都认为中国抵抗不了多久。而武汉会战以后，连有“中国通”之称、明显同情中国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都悲观地预言，中国顶多再能支持6个月。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欧战爆发。德国疯狂轰炸英伦诸岛，当时除英国人自己以外，也很少有人相信英国不被德国所侵占。一位名叫魏刚的法国将军根据法国败亡的经验，毫不客气地预言道：“不出三个星期，英国就会像一只小鸡一样被人拧断脖子。”
接着又一个时期，除了苏联自己以外，又是很少人认为俄国的抵抗能够持久，因为俄国开阔的东欧平原，极其有利于德国装甲部队的驰骋。一段时期内，欧美的报纸普遍认为，俄国的表现并不会比法国好上多少。
结果，他们的预言一个个都落空了。中国坚持了下来，而且时有惊人之作。英国坚持了下来，等来了诺曼底反攻。苏联坚持了下来，成为一个决定战争走向的强国。
更加冲击世人想象力的是，中国这个近代以来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东方大国，在惨遭西方列强蹂躏长达100年后，一夜之间竟然成了“世界四强”之一。
1942年1月1日晚上，美国白宫，以中、美、苏、英4国为首，其他22国随后，《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署发表。
签完字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叫住中国代表宋子文，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大家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希望贵部长转告贵国政府！”
华盛顿的祝福令重庆的蒋介石眼眶发热。为这一天，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今日终于得偿所愿。但激奋之余，蒋介石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力量薄弱，基础落后，恐怕还不能算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要真正让人看得起，必须自己奋斗不息。
没过几天，喜讯再次传来，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长沙会战的捷报来得太及时了，蒋介石顿时有了底气。在一次会议上，他不无骄傲地宣称：
“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
当然，这一切不仅源于长沙大捷的出现，也是对中国长达5年艰苦卓绝的独立抗战的认可。
1942年1月6日，在宣读年度国情咨文时，面对着众议院黑压压的国会议员，罗斯福赞颂：“英勇的中国人民 ……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经受了轰炸和饥饿，一再打击了侵略者。”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便爆发出热烈掌声。
1942年，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有80%到86%的人相信，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可以可靠地同美国合作。当年5月，当被问及丘吉尔、蒋介石、斯大林三人谁最得到美国人民支持时，结果有23%的人支持蒋介石，24%的人支持丘吉尔，30%的人支持斯大林。而在几年前，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屡遭欺凌的古老国家的领袖，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国内的舆论里，竟能和丘吉尔、斯大林这两个大人物平分秋色？
而更令人咋舌的是，两年以后，在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内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时，结果63%的受访民众将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相提并论。
蒋介石知道，中国的身价在飙涨，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在对日本人的认识上，他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而美、英的政治领袖则远不如他，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他毫无顾忌地说道：
“我早就讲过：以英、美在东方太平洋上的疏于防备，如果一旦日本向英、美进攻，必如秋风之扫落叶，无法抵御。因为日寇已经是20年来处心积虑要夺取英、美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和权利，而英、美还以为日本为黄色人种，区区小国，只能欺侮中国，而必不敢向他们进攻。因此，日本之与英、美，一个是处心积虑，有了20年侵略的准备；一个是虚张声势，疏忽懈怠，轻视敌人。如此，不待接战，胜负之势已定。这种危机，英、美自己反不知道，而德、意是早已知道的；我在7年前看到墨索里尼的演说，他早已认为日本必将进攻夏威夷，占领南洋各地，英、美必将遭受日本无情的攻击！而英、美近几年来还是夜郎自大，不加戒备，以为只要用恫吓的手段，就可使日本屈服或妥协。因此，就有这次作战的挫败！”
蒋介石之前的确多次警告过欧美，但却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想转嫁战祸。话锋一转，蒋介石总结道：“但就这初期的战争来看，对于英、美诚然不利，不过就我们中国的立场或是整个同盟国的形势而言，则不唯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英、美两国在太平洋上如果不打败仗，那他们就不知道日本的实力，更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坚强。他们经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才认识我们中华民族之不可轻侮。我们中国的声威与地位，就在于无形之中特别地提高起来了。”
当时西方有人有心无心地说，中国在成为“四强”之一后，就将替代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对此，蒋介石十分警惕，他否认了相关说法。并且，连“领导”这个词都非常忌讳，他拒绝使用“领导”这个词，而把对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帮助称为“扶持”。
蒋介石此时深知中国的实力，底气并不足。他害怕沾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嫌疑，从而招致世界强国的嫉恨。
但说归说，蒋介石对于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这个倡议，内心里当然还是很受用的。
2月9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出访印度，借调停英、印冲突之机，开始了中国进入“四强”之后，首次介入亚洲事务的尝试。
对此，英国人非常恼火。丘吉尔这个坚定的殖民主义者，一向看不起有色人种，本就对中国加入“四强”心怀不满，此次蒋介石竟公然管起英国的家务事来，令丘吉尔羞愤不已。
但蒋介石代表的是正义，英国人无法公开反对，只能暗中阻挠。
蒋介石夫妇到达印度后，开始了长达近20天的访问行程。其间，从印度殖民当局、各党派领袖一直到普通民众，对于蒋介石一行都是十分热情的，无论谈话或其他一切行动表现，都是真诚坦白的。尤其是一般社会民众，见了蒋介石等人，如同见了自己的同胞一样，表现格外的亲热。
在新德里停留的第三天，尼泊尔国王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他在印度的王子向蒋介石表达致敬欢迎之意，并将他自己亲自猎获的一张虎皮赠予中国政府。尔后，蒋介石从新德里再到印度与阿富汗交界之处视察国防要塞，当地的藏族同胞、尼泊尔人，尤其是不丹各族长老，许多年过80岁的老者，都来欢迎蒋介石一行，并显得格外亲热。
当蒋介石与印度朝野各党派、各宗教领袖、各王公会谈时，他们都把中国5年来的独立抗战，看成亚洲人最光荣的一件事，有形无形之中，无不流露出同情仰慕之情。
蒋介石明白，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欢迎，当然和两国的历史情结有关。中、印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同样是人口大国，同样饱受殖民主义之苦，并且两国有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其间从未发生过一次武力冲突，这种悠久的和平邦交，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
但除了这些天然因素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印度人在蒋介石身上寄予了某种期望。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周，蒋介石就拟定了一个电报，恳请美国人转告英国。电报说：“这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英国必须彻底了解现在局势，绝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限于欧洲战场可比！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有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然后才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个民族，群策群力，来挽救目前的危局！”
本来，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一方面固然在要求印度民众，放弃不合作主义，取消其非武力抵抗侵略的政策，而能与同盟国共同一致，武力参战；但另一方面也希望英国政府，尽早宣布印度自治，并保证将来到了战后，可以完全独立，这样一定能鼓舞印度的民心，发挥印度人力物力的伟大作用。
中国政府要帮助印度实现独立，印度人自然是心领神会。
在这种默契中，蒋介石会见了印度的各界领袖。(https://www.daowen.com)
当然，他第一个想要见到的，便是“圣雄”甘地。
本来，英国政府已被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弄得焦头烂额，对蒋介石调停英印关系抱有一定的期望，因而当蒋介石提出要拜访甘地时，英国政府也满口应允。
但到了印度之后，印度总督却节外生枝，他不让蒋介石去访问甘地，而要甘地到新德里来拜访蒋介石。
蒋介石很不高兴，当时就对一位英国朋友说：“我们东方人的习惯和西方人不同，照我们中国的道理，只有行客拜坐客，不能叫坐客来拜行客，而且东方人对敬老尊长的礼节是很注重的。今年甘地70余岁，要约他远道来访行客，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必须先去拜访甘地，这一点我早已向贵国政府说明，且已获得了同意。”
蒋介石又说：“如果我作为英国当局，在太平洋战争发生的一周之内，我立即要宣布印度自治；现在战争爆发已经两月，而英国政府对于改善印度政局毫无表示，此乃失策！”
此言一出，英国人惊恐不已，他们本就怕中、印串通一气，合力对付英国。听了这话，对蒋介石的要求，更是坚决拒绝。
蒋介石认为，既然同盟国有求于甘地，希望甘地能够领导印度民众加入同盟国作战，而不是甘地有求于同盟国，希望同盟国给印度带来什么利益，那么于情于理，蒋介石都应该先去访问甘地，才便于商讨一切问题。
但按照殖民政府的意思，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印度人当作二等公民。假如蒋介石到甘地家去拜访甘地，就会把甘地的地位提得太高，使英国将来难以应付。
事情僵持了下来。后来甘地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上说，他是一个不自由的国民，但除了不能离开印度之外，他愿意和蒋介石在任何地点相见。
蒋介石立即答复他，访问团在回国的时候，会取道加尔各答去看泰戈尔的故居，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在加尔各答相见。
几天后蒋介石到了加尔各答，甘地如期来会。两人的历史性谈话，长达5小时。
蒋介石问他，他所提倡的不合作主义，是目的还是方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甘地回答说：“我的不合作主义，乃是一种方法，若讲到实际目的，我不仅要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合作，而且要与英国人合作。”
蒋介石明白，甘地的不合作政策，不是消极地仇英，而是要积极地与英国合作。英国人平时宣传甘地不愿与他们合作，实在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偏见。
得到甘地这种保证，蒋介石感到对英国人已有了交待，便把努力的方向转到了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上。
美国人有“门罗主义”，日本人为了控制亚洲，也有样学样，搞了一个“亚细亚主义”，他们的第一步骤便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看到了英国和印度的矛盾，便想借机分化印度，以许诺印度独立为条件，使印度成为它在南亚的盟友。
如果日本的图谋实现，中国被三面包围，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劣。到了那时，不仅得不到任何外援，而且日本还可以从各个方向攻入中国。所以，蒋介石必须要弄清印度人对日本的态度。
两下交流，印度人的态度非常明确，一个政治领袖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我们绝不是反对抗战，亦不是要反对英国人，而是反对英国对印度现在的政策。但是印度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帮助中国抗战，不仅不会反对，而且是尽力赞助。然而现在我们所能赞助的，只限于精神上和情感方面的同情而已。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操控在英国人手中，所以我们无能为力。不过对于凡与中国抗战有不利或有妨碍的事情，我们是不做的。”
蒋介石还不放心，又接着问道：“目前太平洋战争，如果日本战胜，那日本和德国也许要会师印度，你们印度将怎样应对呢？”
甘地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印度这块肥肉，不仅日本想要来吞噬，而且德国更是垂涎已久！”
蒋介石又问：“你们还是要等到德国或日本侵略进来之后，希图由德、日侵略者手中求得解放自由还是愿意直接从英国手里解放出来呢？”
甘地明确地说：“我们当然愿意从英国手里直接地解放出来。我们印度绝对不容许第二个统治者再来统治我们。如果我们印度一旦为德、日所统治，那我们解放的日期就更渺茫了！”
他怕蒋介石不放心，又坦白地告诉蒋介石：“在日本没有侵略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前，我们印度民族对于日本有过一番热烈的希望，希望他能做亚洲弱小民族的救星，担负起解放亚洲的使命；但自从他们侵略你们的东北三省之后，我们从前这种幻想完全消失了！我们印度国民现在对日本的厌恶心理像对德国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人种之别。日本人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这些骗人的话，在我们印度是绝对不会产生影响的。这10年以来，我们一贯地同情中国，尤其是自从中国抗战之后，我们全印人民，无论何党何派，无不希望中国早日获得胜利，早日得到独立！无论何人，绝不致有妨碍中国抗战的行动，所以凡是违反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印度人不但不肯做，而且是不忍做的。”
蒋介石看到他的反日态度这么坚决，心中大喜，顺势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你们既然看清了这一层，就应该与我们中、英、美、苏四国联合起来，共同一致，来抵御德、日的侵略，以期将来在反侵略阵线上取得确实的地位，这才是印度民族求得解放的光明大道。”
但这位印度的政治领袖却不以为然，他不相信英国人的道德水准。他说：“我们印度民族无论在主义与民族精神以及各种环境上来说，当然是要积极地参加反侵略方面的。但由于过去历史的教训，使我们不能不有所踌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印度对德国抗战并不是不努力，对于打倒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实在是有很大的贡献！而且英国在当时，曾经允许在战后给予我们自由，但是战事结束之后，英国竟不履行诺言。而当时世界强国，也没有哪一国肯替我们印度说一句话！这未免使我们印度人太寒心了！”
蒋介石拿出了中国老大哥的气派，对他保证说：“现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与上一次世界大战，形势完全不相同了！这一次大战，有为你们印度最切近的兄弟之邦的中国参加；我们中国向来是济弱扶倾、重信尚义的。何况中、印两国到今天不仅是利害一致，而且是命运相同的，有我们中国的自由，绝不会没有印度的自由，这一点你们应该不必再有顾虑！”
蒋介石知道印度人容易说服，问题只是出在英国人身上。于是，在离开印度之前的2月2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敦促英国允许印度自治：
“余对盟邦英国政府特致诚挚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国将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俾能发挥精神与物质无限之伟力。印度此次参战，因为求取反侵略民主阵线之胜利，实亦为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关系，余以客观地位，认为此乃于大英帝国有益无损最贤明之政策也。”
对于蒋介石的言行，英国人恨之入骨。他们预感到，中国这个昔日的泥足巨人，竟然要在英国元气大伤、日本走向衰弱时，乘虚而入领导亚洲。
但愤恨归愤恨，英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印度问题的解决别无办法。最终，英国人只好顺水推舟，承认了既成事实。
能为印度求平等，那中国就更不必说了。几经努力，1942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双十节，蒋介石自豪地向全国军民宣布：美、英自动废除在华之不平等条约。
此时，距1842年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恰好是100年。一个世纪的苦难历程，100年的翘首企盼，几代人的不屈抗争，中国的殖民枷锁终于打破。中国“世界四强”的名头这才多少有些实际内容。
当年的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届十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动情地说：
“各位同志也许觉得这是本党责任之所在，虽然有了这种成就，也不足为奇。但本人常常想到：一件事要成功是很困难的，而失败却是很容易，尤其是我们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得以成功，各位现在也许不觉得如何难能可贵，但是我们后一代的国民和同志，回想本党现在领导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经过的痛苦和艰难，其认识一定比我们现在深刻得多！”
时间流逝了近80个多个年头，今天的中国早已崛起。当我们再去回味这段话时，无不为当初的苦难和艰难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