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整个浙赣会战，日军的作战意图也是混乱而不明确。随着畑俊六、泽田茂的随意变更计划，作战目标从最初东京要求的破坏机场，很快转变到削弱第三战区中国军队战力，之后又转变为掠夺战略物资，甚至包括庞杂、笨重的铁路设备。这样一来，日军不但没能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而且大大延宕了部队回撤的时间。战略上日军又失了一着。
中国就像一个吸食日本国力的巨大无边的泥潭。日本国内但凡有些战略远见的人都知道，日本不可能在背负着中国战场的情况下，还能打赢同美国的战争。此前虽然每届内阁一上来都想进行中日和谈、解决让日本体面撤出中国的问题，但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既然和不了，那就只剩下“打”这一条路了。为此，大本营反复研究，企图进攻西安和重庆，一举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军部曾受命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研究，计划发动一场代号为“五号作战”的大规模会战。
1942年年初，当时日军的总兵力为218万人。为实施“五号作战”计划，大本营计划将兵力增至227万人。此外，还有航空兵10万人，船舶兵4万人，总计241万人。
日本军部考虑到作战目标的宏大，也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便计划向中国大陆增兵36万人，使中国派遣军的总兵力由目前的61万增至97万。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东南亚抽调6万人，从中国东北关东军和朝鲜军抽调18万人。
同时，日本军部对中国派遣军进行了重新编组。计划以北方面军为基干，编组成立第五方面军，司令官为北方面军的统帅冈村宁次。第五方面军下辖第1、第7、第28共3个军，包括第9、第16、第20、第29等4个甲种师团在内的10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第五方面军的第一期作战目标为西安、宝鸡，必要时还包括洛阳、延安，第一期目标达成之后，即由宝鸡、汉中攻入四川。
另外，在重庆正面，日军还部署了第11军的5个师团，意图在第五方面军发起攻势的同时，由常德、宜昌溯江进攻重庆。
同时，为了加强进攻部队的攻击力量，日军大本营还配属给进攻部队第3飞行师团，3个坦克联队、2个独立山炮联队、2个野战重炮联队、2个独立野战重炮联队、10个工兵联队、2个工兵司令部，这些特种部队被大致平均分配给第五方面军和第11军。
此次关于“五号作战”的战备，日军真是下了血本，投入的总兵力达到史无前例的40多万人。要知道，淞沪会战日军不过投入了28万人，并且还是逐次增兵的结果。而武汉会战达到历次会战的最大规模，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也不过是30万人。相比之下，它们的规模远远不能和“五号作战”相提并论。
可以看出日军对解决中日战争的焦虑心态。中日战争一拖再拖，日军显然已耗不起了，希望借此一战定出胜负。
为此，日本军部在人事安排上也作出重大调整。在浙赣会战的后期，他们把南方面军总参谋长冢田攻中将调到武汉，接替阿南惟几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同时，准备将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调离负责治安战的岗位，就任负责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第五方面军司令官。
冢田攻曾师从德国大军事家鲁登道夫上将，在南方面军总参谋长任上，辅佐寺内寿一取得辉煌战果，是日军内部有名的战术专家。而冈村宁次更不必多说，此人在中国转战南北，既在大规模机动作战中表现优异，又在华北成功地限制了中国军队的游击战，是日军中罕见的将才。
日本军部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对“五号作战”寄予了极大希望。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浙赣会战和中途岛海战的爆发却使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彻底成为泡影。
本来，浙赣会战并不应该拖这么久。日军参谋本部的意思只是为了对天皇和国内舆论有个交代，进行一下报复性攻击，摧毁浙江的机场设施，批准使用的兵力也被限制在45个大队。
但现场的指挥官畑俊六、泽田茂却不理会军部的这一套，他们为了摧毁第三战区的战力，擅自将参谋本部批准的45个大队的兵力扩大到87个大队，总兵力超过20万人，几乎扩大了一倍。
最初，日军进展十分顺利，短短20多天就攻占了金华、衢州等战略要地，而且不久就以2个混成旅团的兵力攻占丽水和温州。至此，东京要求的任务目标已经完成。
按理说，日军的进展如此顺利，并且还顺利地完成了掠夺资源和物资的附加任务，自然应当撤回原住地，全力准备“五号作战”。
但令人吃惊的是，直到8月29日，日军第13军的主力才撤到金华一带，并且一直拖到一个月后，第13军才调整好换防任务，大致恢复战前态势。
如此一来，浙赣会战就拖了4个月之久。而就是在这4个月之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所有的战略优势丢得一干二净。
而之所以拖了4个月之久，原因就在于将领们忙于扩大战果，下层官兵们忙于烧杀掳掠，他们借口要彻底破坏机场，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恣意地享受着他们的战果，早把他们的长远计划抛在了九霄云外。
自6月7日攻占衢州以来，第13军为了对衢州机场进行所谓的彻底破坏，直到8月25日才集结所部，撤出衢州。仅仅一座机场，对之进行破坏竟用了80天的时间，这实在是个笑话。
当然，在那个年代，衢州机场也确实是一流的，为了机场的建设，中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支持美国空军的作战，第三战区所辖的浙江省由于距日本本土最近，因而就成了建设空军基地的首选地带。
当时，下达给衢州机场的扩建标准，要求能够容纳50架美军重型轰炸机起降之用。在一次会议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规定，机场扩建要在6个月以内完成，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
抗战几年来，各省无不全力支援抗战，早已民疲财尽。作为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深知任务的艰难，却不得不含泪向浙省各专员、县长讲道：“我们负地方责任，固然有我们的苦难，但军队方面的困难，比我们还要厉害。长官的命令要怎么办？就得绝对服从去做，流血牺牲，就是我们最后的责任。”激于民族大义，各级官员纷纷立下军令状，表示要拼死以赴大命。
第三战区下达的征集任务十分巨大。经过计算，大概需要直径20厘米的原木360万株，毛竹90万根，其他石料、钢材无算。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以低价征集，并且百姓还要负责运输。
时值隆冬，大雪封山，各县都动用了全县丁壮，开山伐木，随伐随运。一段时期内，通往衢州的路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流，扛着木头，踏着坚冰，向衢州涌来。
有的县不通水路，远离衢州达200公里，也照样肩扛人抬，将木头、毛竹一根根运往衢州。
有的县长、县党部书记也在大雪纷飞的泥泞道路上与民众一道，背起木头，承担重负，寿昌县县长林希岳因此跌倒受伤，久治不愈。而沿途民众受伤、淹死的，时有发生。中华民族的坚韧、耐劳，不向困难低头的倔强，在这些普通民众的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比起机场的修建来，征集材料就算是不错的差事了。
在衢州机场，每天都有2万至4万青壮年紧张地劳作。他们自备干粮，自带炊具，抬石头，平壕堑，扩场基，修跑道，日夜赶工。苦累不说，每天为赶工而得不到足够的休息，还要经常遭受日机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炸死炸伤。一次，日机将炸弹投入一条壕沟之内，躲在里面的50多名民工当场就被炸死40多人。
然而，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劳动并没能收到成效。局势一天天变坏，机场尚未修好，日军就大举来犯，第三战区不得不变更任务，将建机场改为将机场彻底破坏。
此刻实在是人力不足，官方只得临时征用大批妇女，分段掘壕，拆毁建筑，并由工兵进行爆破及埋设地雷。
这种劳民伤财的事在抗战期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令人不胜唏嘘。中华民族为抗战大计，付出的牺牲又岂止在战场上。
事实上，在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的心里，破坏机场只是战役行动的一个结果，他更看重打通浙赣线后，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围而歼之。
从金华、兰溪到衢州、上饶，一路上泽田茂打得并不过瘾。他的13军所遇到的都是中国的二三流部队，真正与中国军队的精锐74军进行交锋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https://www.daowen.com)
对华中日军来说，中国军队的第74军向来是他们唯一看得起的对手。
从武汉会战开始，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日军精锐的野战攻击兵团第11军都曾败于74军之手。要知道，第11军集中了日本陆军的精华，是侵华日军中唯一的一支野战攻击军。第11军的历任司令官，从首任的冈村宁次到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阿南惟几都非泛泛之辈，但无一例外都吃过74军的大亏。
泽田茂十分自负，别看他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也是半盲，但眼见74军就在眼前晃荡，自然就产生了重创第74军以扬名天下的念头。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权力和财富还不足以满足时，便想到了留名后世。当然，小人物获取这种机会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而条件具备的人就野心大发，跃跃欲试了。
可惜，历史并未给泽田茂这样的机会。他在衢州一带兜了80来天，74军却若即若离，时远时近，无法捉摸，他衷心期盼的决战机会终究没有到来。
但这80天，却给他的部下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烧杀掳掠。
当时暴雨频发，日军补给困难，就在衢州城外到处掳掠物资，米盐牛畜、日常用品被其横扫一空。搜刮稍有不如意，就焚毁全村，到处杀人。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从参天树木到家什资财，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衢州人编有日军过后“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日军的残暴和军纪的废弛由此可见一斑。
日军占领期间，仅衢县一地，就死亡军民3万多人，被掳失踪3万多人，房屋被焚毁10余万间，被杀耕牛17000余头，被屠生猪11.9万余只，被劫粮食97000余石，其他损失也不可胜数。日军打劫过后的这些地区，几乎快要成为“无人区”。周围江山、龙游、常山、开化等县也大致如此。
可以想象得到，这3个月内，攻占浙西的十几万日军除了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外，大概就只干了杀人、放火、抢劫、吃喝这几件事。
要知道，造成如此毁灭性的破坏，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日军的凶残暴戾与贪得无厌再次暴露无遗。
这次会战不仅仅是日军下层官兵的公开烧杀掳掠，更是一场日军有组织的大规模抢劫。
几个月之中，日军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23辆，车厢185节，汽车129辆，民船1282艘，铜、铁、铝材1025吨，萤石5148吨，钼矿石196吨，石油15590桶，桐油94000桶，粮食7675吨，木材4000立方米……同时，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仅就劫掠物资这一项来说，日军就可谓满载而归。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疯狂却令他们失去了“五号作战”计划的时机，噩运开始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几乎与衢州战斗同时的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远征中途岛，妄图围歼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从而解除美军舰载机对日本本土的威胁。中途岛海战也同浙赣会战一样，是气量褊狭的日本人不堪杜立特中队的轰炸而实施的报复性攻击。
可惜，这次不同于珍珠港，上天或许会给卑劣者以侥幸成功的机会，但绝不会有第二次。日本人在此遭到了致命一击。
从6月4日拂晓时分开始，到6月7日13时，短短3天多的时间里，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就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30架飞机，还有几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3700名舰员，日军惨败。而美军仅仅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官兵307人。
从此，日本海军限于薄弱的国防工业能力，再也没有获得翻身的机会，就此一蹶不振，开始将太平战场的主动权交到美军手中。
但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赌徒心理注定了他们的悲剧色彩。军国主义者以他们特有的狂妄自大，认定美军还无力发动战略反攻，对美军的战略反攻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日军才力图抢在美军反攻之前尽量扩大战线，一举越过数百海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机场。
瓜达尔卡纳尔岛距离日本本土3000海里，无论是从舰艇部队和航空部队的作战能力，还是从后勤运输所需的船舶，都是日军力不从心的。更何况此时美军已逐渐掌握制海权，日军很难保障物资海运瓜岛。
美军看到了日军的弱点，在中途岛海战结束两个月之后，便发动了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攻击。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海岛攻防战。从1942年8月7日至1943年2月9日，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美、日两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一共进行了3次惨烈的陆上战役，30余次大小海战，其中较大规模的海战就有6次。此役，美军共阵亡约5000人，伤6700人，损失军舰24艘，运输船3艘，飞机约250架。日军共有约5万人丧生，损失军舰24艘，运输船16艘，飞机892架。
此战以美军的彻底胜利告终，此战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
在太平洋战争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盟军对日军一次非常成功的联合兵种作战。此前，日本人在太平洋已经达到了其征战的高峰，而瓜岛战役则结束了他们的巅峰时刻。由此开始，盟国正式从防御作战过渡至战略性进攻。
此战刚结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就在日记中哀叹：“我们最初的作战是何其辉煌！自中途岛以来我们的作战是多么糟糕！”
这句哀叹发出两个月后的1943年4月18日，在前往前线视察的途中，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被埋伏已久的美军飞机击落，山本大将也命丧太平洋。
山本五十六的战死，犹如流星郧落，日本海军的“辉煌”也就此终结。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日军大本营一片凄风苦雨。就这样，侵华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就只得被无限期推迟了。
本来，由于浙赣会战迟迟不能结束，日军已经暂缓了对“五号作战”的准备和实施。
而1942年年底，正当日军中国派遣军积极准备来年春天实施“五号作战”时，12月18日，在由南京飞往汉口的途中，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的座机被中国军队第48军138师412团3营9连的高炮直接命中，冢田攻当即丧命。
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日军大本营终于取消了“五号作战”计划，日军丧失了从中国战场抽身的最后机会，中国军民也幸免于一场大劫难。
一切胜败皆有因果关系。假如日军不发动浙赣会战，或者在攻占衢州后迅速撤回原驻地，那么侵华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也许会提前进行。果真如此，也许就不会有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战术精良，战略稀烂。他们可以在无数次战斗中取胜，但有些胜仗却使他们失去战场优势。浙赣会战后，日军还是在金华等地留驻部分兵力，并未完全撤回。这样，华中日军的兵力又被进一步分散了。
在中国，日本人就这样越陷越深，无力自拔。
“五号作战”计划，成了日本人结束中国战事的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抗战，此刻可以说已走出了最黑暗的时刻，虽然胜利还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