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和谈，不了了之的结局
大和民族是一个精明的民族，但有时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尤其当一些野心家把持了这个民族的命运，由于他们的自负多来自战术上的精准，而战略上的失误有时令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救药的是，这些日本人一旦犯下战略性错误，往往就是一连串的。道理很简单，随着错误的加重，他们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只能制造另一个错误来掩盖前面的错误。
对于诱降汪精卫，本来很多日本将领都是竭力反对的，如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兰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大佐……
面对质疑，中国派遣军参谋次长铃木宗作少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常清楚蒋介石是中国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最多也只能找到像他这样的人。”
而在日本国内，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松本宗吉也声称：“重庆政府仍旧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拥护，大多数中国人是反日的，因此日本和汪必须进行一场长期宣传战，能争取多少中国人就争取多少。”
最有代表性的质疑发生在日本国会的一场辩论中。民政党领袖斋藤隆夫就中国问题，向这个虚设的立法机构发表了一篇极具震撼力的讲话。面对那些被他的话吓得瞠目结舌的国会议员，他痛斥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达两个多小时之久，他宣称：“政府使用诸如‘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同繁荣’以及‘世界和平’这一类词句，但是要了解这些词句的意思，那就好比水中捞月那样。”
斋藤隆夫尤其对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感到恼火，他害怕这种错误的合作会使日本与重庆和解的大门彻底关上。在表示对汪精卫尊敬的同时，斋藤向国会上了一堂关于国际法和国家力量的课：“当我退一步考察局势时，我简直不能理解那个（汪）政府将从哪儿获得力量。根据国际法，一国之所以成其为国家，它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部并且履行其对世界各国的责任。从哪里去取得实力来做这些事呢？取自军事力量。不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没有军事力量就没有一切。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新的政权总是拥有优势力量……蒋介石拥有那种力量，所以他能统一中国……但是这个新政府有那种力量吗？”
斋藤隆夫自问自答说：“汪政权从上到下全是匪徒和被打败了的散兵游勇，根本毫无能力去建立国内和平。如果日本政府想要把这个政权扶植起来，不可避免地要在人力和财力上做出重大牺牲。”
斋藤隆夫为这次演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由于“诋毁圣战”而被众议院纪律委员会传讯，随后被开除出国会。他的演讲，成为日本大正民主的最后绝响。
其实，不用斋藤隆夫提醒，日本军政高层也明白，支持汪精卫就意味着毁掉了通往重庆的最后桥梁。但是，谁会愿意为之前的错误埋单呢？谁又愿丢掉已经到嘴的肥肉呢？对既得利益的贪恋是利益集团的本性，除非有伟大的政治家出现，敢于顶住压力，壮士断腕，才能获得长久的机会。自然，日本军国主义出不了这样的人物，也就根本无法解决深陷中国的问题，从而获得自救的机会。
就这样，他们在认识到扶植汪精卫的错误后，只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又接着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刚刚由陆相调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宣称：“新的汪精卫中央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努力同重庆和好。”
意图很明显，他们想的是蒋、汪合流。几年来，由“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到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和谈，再到蒋、汪合流，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开始要有所改变。但这种想法实在幼稚，单独一个蒋介石都搞不定，现在要让蒋介石与身败名裂的汪精卫合流，只能说明他们对蒋介石和中国政治的无知，事情还没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1940年3月，日本军方正式派出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赴香港主持和谈。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也加入其中。
中国方面则派出了陈超霖、章友三、张汉年等人。其中，陈超霖的身份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章友三的身份是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张汉年则为侍从室副主任。
其实，日本人对这些安排兴趣不大，陈超霖等人不过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真正让他们对这次和谈产生兴趣的则是宋子良的参与。
宋子良，宋子文的胞弟，长期从事国民政府的参政金融事务，是宋氏家族的一个重要人物。几个月前，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居中透露，重庆方面有意派出宋子良参与对日和谈。
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振奋。他们知道，宋氏家族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宋子良的背后，就是中国最为核心的政治力量。由此，日本人相信了蒋介石和谈的诚意。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和谈期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几度飞临香港，香港媒体予以大量报道，给今井武夫等人造成了宋美龄前来亲自指导和谈的印象。并且，日本人还了解到，中国方面除了通过无线电和重庆进行联络外，还专门派出联络人员，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以便在次日的谈判之前，接到蒋介石的亲自指示。中国代表夸耀说，这和在重庆谈判并无两样。经过中国方面的这番折腾，今井等人消除了疑虑，开始了正式谈判。
3月7日晚9点，双方谈判代表齐聚在东肥洋行，开始接触性会谈。
东肥洋行由日本超级间谍宗方小太郎创立，说起来也是很有些历史了。1893年，他先后拜访了诸多日本政要，在他们的支持下，他在汉口乐善堂旧址设立了一家名为“东肥洋行”的商行，并于熊本设分店。但该商行并未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一开始就以创设报刊为掩护，积极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借报刊混淆视听，开展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直以来，东肥洋行都是日本间谍活动的大本营。
中国方面对这些历史瓜葛不甚了解，只是觉察到东肥洋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那时的香港，远没有像今日这样寸土寸金，人满为患，城市郊外还是大片的荒地。东肥洋行在香港设立的“商行”地处偏僻，夜间几乎无人通行。黑黢黢的夜幕下，日本人在洋行周围布下了大量的便衣警卫。他们三三两两，不住地探头缩脑，给中方代表平添了几分压力。看到这种情况，中方也不示弱，让军人出身的张汉年负责警备，在前往洋行的山道上也布置了相当的力量，隐伏在路旁的密林之中。
就这样，谈判还没开始，双方的角力便提前登场。几点灯光之中，诡异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暗夜。
洋行二楼的会客厅里，今井武夫粗壮的身影晃动在众人面前。他一身西服打扮，白白胖胖的圆脸，双眼瞪得溜圆，活脱脱一个精明强干的商人模样。其实，为了掩人耳目，他正是以日本商人的身份进入香港的。
今井武夫打量了一下中方代表。宋子良之前已经有过接触，此人面孔白皙，身材不高，在1.6米左右，年龄在40岁上下。他英语说得很流畅，举止优雅，态度谦逊，常常把雪茄夹在指间，给人的印象很好。而陈超霖等人也中规中矩，并不缺乏高级官员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今井武夫对开场的气氛很是满意。双方寒暄过后，他站起身来，第一个开了口：“此次会谈，旨在探讨召开日华和平会议可能性的问题。所以，关于和平条件只能就其大纲加以研究，即使遇到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希望相互谅解彼此的主张，避免决裂，经过再次研究后重新调整意见，我方务求设法促成正式会议的召开。”
本来，东京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已经下达指示，不可表现出日本对谈判的积极态度。但今井武夫一开始就流露出对和谈寄予重大希望的意思，他觉得应该先给足了中国人面子，中国人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
但中国方面并不买账，只是由陈超霖率先亮明中方的意见：“由重庆启程前，蒋委员长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一）必须得到日本撤兵的承诺。（二）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三）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以上三项，务希日方委员予以协助。”
今井武夫见中方已将要求和盘托出，也就不客气地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抗日。”
中国方面，章友三曾做过驻德大使馆参赞，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中国方面由他来作为谈判的主讲人。面对今井的咄咄逼人，章友三微微一笑道：“那是自然啰。”
今井武夫得寸进尺，又要求道：“应当承认‘满洲国’。”
章友三试探着提出了一个折中案：“愿使它作为中、日两国的保护国。”
东北地区是日本的禁脔，绝对不容中国对它有任何想法，今井武夫开始信口雌黄：“‘满洲国’现在是很好的‘独立国’，没有作为保护国的必要。”
其实谁都知道，“满洲国”就是日本的殖民地，今井武夫如此颠倒是非，章友三当然表示反对：“希望保留本问题。”
今井武夫见此要求受阻，就转向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希望缔结日华双方的防共协定。”
这话对于身为国民党的代表来说倒是没多大异议。两年来，面对中共日益壮大的局面，蒋介石忧心忡忡，逐渐放弃国共合作的既定国策，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国共摩擦。章友三深知蒋介石的意图，就颇为爽快地说：“那倒是可以的。”
接着，今井武夫就提出了最为关键的要求：“日本撤兵后，有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的必要。”
章友三加重口气反驳道：“这会使全国舆论沸腾，是不能答应的。还是等达成和平协议后，另行谈判吧！”
一时间，中、日双方面面相觑，房间内的气氛开始僵持下来。陈超霖是中方的最高代表，这时打圆场说：“在不得已和必要的地方，可以使日军撤兵推迟嘛！”
今井武夫是个聪明人，他和中国人打了多年交道，“七七”事变前后就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深知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于是，他又把共产党当作挡箭牌，为驻军找借口，以攻为守地说：“为了防共，内蒙古有作为特殊地区的必要。”
章友三不再坚持，答应道：“这倒是可以的。”
今井武夫又提出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有必要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
章友三虽强调了中国的主权，实际上还是做了让步：“如以中国为主，日本为从，是可以的。”
陈超霖听了心有不甘，就插了一句：“长江一带有各国的权利，希加考虑。”
会谈至此，中、日双方的意图都已有所表露。双方都认为已经初步了解了对方的意图，散会时，双方都比较满意。
次日，风云突变。重庆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兰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大佐将把香港密谈的内幕透露给上海的报刊。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中方代表向今井武夫等人交涉。
上午，中、日之间的联络员张治平会见铃木卓尔中佐，面交了备忘录，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泄密者。
下午，自称宋子良的人又来到今井武夫的住处，对日本方面的背信行为，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
一时间，今井武夫等日方谈判代表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惊慌。为了消除中方代表的疑虑，今井急忙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拍去电报，指名道姓要求惩治和知鹰二。同时，向中方道歉，保证今后严加管束，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这完全是中国方面的谋略。
在“桐工作”进行的同时，另一条隐秘的战线的工作也在进行中。这就是报界领袖张季鸾与和知鹰二的秘密接触。
张季鸾是民国报界的灵魂人物，他坚持独立、中立与自由的办报理念，创立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大公报》。一直以来，《大公报》因敢说真话而与国民党的关系闹得很僵。1927年蒋介石上台之后，张季鸾曾多次撰文指斥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甚至连蒋介石的人生观都在批评之列。就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曾骂蒋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不学无术，为人之祸”。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之后，《大公报》还派出记者范长江前往西北进行采访，给参加长征的工农红军做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结果，全国舆论对中共的认识大大改观，中共的处境也因此稍稍得到改善。
蒋介石看到了张季鸾的巨大能量，于是不计前嫌，通过陈布雷的关系，极力笼络张季鸾。一次宴会上，国民党政府众多的高官显宦惊奇地发现，紧靠蒋介石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席间，两人谈笑风生，蒋介石还频频给客人斟酒布菜。此番动作，让张季鸾大为感动。深受传统影响的他，感戴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开始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做了蒋介石的谋臣。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几乎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他害怕中国因此分裂，日军趁虚而入，国家就此灭亡。于是，他满含深情，写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一文，加印40万份，由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
此文一出，西安军界立刻风向大变。很多军人看了这篇社评，一面是感动，一面是泄气，他们就拿着传单去见张学良。进了房间，只见张学良也在阅读那篇文章，他看完之后，神色大变，立刻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后来事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虽然主要是受到中共和苏联的影响，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半个多世纪以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见到张季鸾之子，亲和有加，并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出了这篇社论。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分量之重。
经此一劫，蒋介石对张季鸾更是青睐有加。抗战爆发后，张季鸾以布衣之身，频频出入蒋介石的官邸，与陈布雷一道，参与了蒋介石最为机密的谋略工作。
“宋子良工作”展开之际，为探察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并且挑起日本军阀的内讧，张季鸾就受命和日军兰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进行接触。
日军知道张季鸾的分量，和他会谈就和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场一样，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事实上，早在1938年，蒋介石就曾命萧振瀛和日方进行接触，日方的负责人正是和知鹰二大佐。和知虽然算不上什么反战人士，但他从整个日本的战略全局出发，极力反对汪精卫组阁，主张立即停战，实现和解，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英美。
蒋介石及其智囊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就想趁此机会收复失地，与日本实现和平。但日本主流意见与和知鹰二等人的主张大相径庭，双方的分歧太大，蒋介石感到受骗，于是命令停止一切谈判。
但是，和知鹰二以日本人特有的那种死硬精神继续向中方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命双面间谍何以之向第五战区泄露日军的作战计划，同时多次提出重开和谈的意向。
对此，蒋介石未作任何表态。
和知鹰二已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1939年9月，他通过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力争在汪组立伪政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
同时，孔祥熙也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此语一出，大家噤若寒蝉，在蒋介石周围，再也无人敢提和谈之事。
其实，蒋介石并非不想和谈，只是时机不对。他深知，此时正是国力最为虚弱的时候，外援断绝，汪精卫叛逃，如果此时公开进行谈判，就会造成人心涣散，甚至是全局崩溃。
这段时间里，蒋介石真是如履薄冰，内心焦虑，如其日记所言，“进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直到一年后，他见日本人仍在寻求谈判，感到时机已成熟，才打算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一番。即便谈判不能成功，也要对日本人的谋略进行一番破坏。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 “桐工作”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就命张季鸾亲自与和知鹰二进行接触。和知得知后，大喜过望，便图谋公布“桐工作”真相，给中方送上投名状，从而将中方彻底拉回到谈判桌上来。
他压根就不知道，他的投名状对中国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成了中国谈判代表手中的筹码。一时间，和知鹰二大佐两头不落好，不但招来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军部也对其严厉斥责。
香港这边，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报道部部长今井武夫等人向中方赔了不是之后，又将中方代表请回到谈判桌前。
日本人丝毫没有觉察到谈判内外的疑点，只是一贯地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思考。一开始，今井武夫就忘了先前的不快，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中方说道：“为了日华提携，中国应给予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及营业权。”当然，要求过后也没忘给个甜枣，“日方可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和撤销租界。”
中方还是由章汉三来发言应对。他见今井武夫一开始就向中方示好，心中暗喜，就爽快地说道：“这是当然的。”
今井武夫使的是投石问路的一招。日本如取得在中国内地的居住及营业权，则可以自由向中国移民，同时大规模地进行文化、经济侵略，从长期来看显然对日本是有利的。
今井武夫见中方答应得爽快，就进一步要求道：“中国应当从日本招聘财政、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顾问。”
这实际上就是当年“二十一条”的翻版，招聘这些顾问无异于把中国的内政大权交给日本人。没想到章汉三不加考虑，当即答道：“可以考虑。”
今井武夫大受鼓舞，得寸进尺地说道：“中国应承认‘满洲国’。”
难解的老话题，章汉三知道主权问题是不容妥协的，但为了谈判不致破裂，就采取了拖字诀：“希望再保留一天。”
接着，今井武夫就再次抛出了那个关键的驻兵权问题。他怕中方再有说辞，就狡辩道：“中国须承认日军的防共驻兵，这与撤兵问题有必要区别开来。”
章汉三这次一点也不含糊，一口回绝道：“中国可以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由中国自己解决好了。”
今井武夫见中方没上钩，就再次辩称：“不仅是国内‘共匪’问题，还有对外的军备。”
这就奇怪了，你们防备苏联，哪里用得着在别人的土地上驻兵，这分明是拿反共做借口，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
这时，神秘的宋子良终于开口说话了。两天来，他一直沉默寡言，时不时地夹起一支雪茄烟，整个人缩进沙发里，任由烟雾在他面前缠绕，给人的印象十分神秘，似乎在参与会谈，似乎又置身事外。
他放下烟，开口打起了圆场：“‘驻兵’这样的名词是不适当的，延长撤兵期限也可以嘛！”
今天刚刚到达香港的臼井茂树大佐也插了一句：“驻兵的细节考虑后，可以搞秘密协定吧！”
章友三似乎不愿谈崩，就立即顺着臼井的意思说道：“‘驻兵’二字对国民政府是有危害的，秘密协定可以考虑。”
今井武夫见中方代表在此问题上松了口，心里一阵轻松，望着在座的谈判代表总结道：“把防共协定对外发表，将驻兵问题搞秘密协定怎么样？”
章汉三答道：“原则上是可以的。”
日本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们又冒险提出了蒋、汪合流之事。
今井武夫说：“对汪兆铭问题，你们的意见如何？”
章汉三表示：“因为这是我方掌管以外的事情，愿意知道日方的意见。”
今井径直说道：“日本对汪是出于道义的关系，所以希望重庆方面与汪派协议，进而合并起来。”(https://www.daowen.com)
至此，今井武夫总算是暴露了日军的真实想法。章汉三知道，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条，便立即拒绝了今井的无理要求：“反汪兆铭既是全国的民意，那么，在汪兆铭政府成立之前，建立日华和平是必要的。”
臼井茂树不知好歹，仍然坚持蒋、汪合流。他说：“日华首先停战，然后举行重庆与汪派合并会议，可以吧？”
中方代表见日本人如此不知趣，知道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于是转了话题，很快便结束了会谈。
接下来的两天，经过讨价还价，日本方面提出内含8条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在恢复和平后）。”第三条要求：“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在内蒙古和华北若干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驻扎所需军队的要求，将以秘密条约缔结之（本条款在恢复和平后协议之）。”第六条要求：“为求日华提携合作，中国从日本招聘军事及经济顾问。”第七条要求：“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协力合作。”
另外，作为军部的强硬派，臼井茂树又要求中国开放海南岛，建设海军基地，日、华两国共同使用。
中方代表嘴上表示无异议，却拒绝在备忘录上签字，最终以默认的形式结束了此次谈判。
今井武夫对会谈的结果非常满意。回到南京后，他决定趁热打铁，便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递交了关于成立“东亚联盟”的草案。草案称：
为了指明我国国民战后的目标，宣布结成“东亚联盟”，尤为必要。我大多数国民至今对圣战的真正意义仍未能理解，在道义的伪装下，所希望者在于获取权益，从当前议会的行动表现上亦可一目了然。
如追溯日支（中国）事变的起因，实缘起于日清战役（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我当政者缺乏洞察东亚百年大计的远见，以及引导我国人民走向日支结合的明确判断。徒然为战胜所陶醉，使国民对支那抱有优越感，一面崇拜欧美，一面对中国人极端轻蔑，从而招致了两民族在精神上的疏远和隔阂。
圣战三年，以旷古未有的牺牲所取得的战果，远远不能和日清战役相比。
看来，今井武夫等人也并非没有“远见”。可惜的是，日本军政高层也没多少人会支持他，而东京的大本营更不会照此办理。
其实，早在谈判前，参谋次长泽田茂就告诫今井武夫说：“在和平下商谈是第一招。那种不管怎样只要停战就行的想法是不妥当的。不要认为只要能实现停战，在条件方面降低一些也可以。建立汪精卫政府的工作务必使之实现。”
泽田茂的想法代表了一批日本军人，他们既想保住侵略胜果，又想让中国屈服投降，这怎么可能？
更可笑的是，就是积极支持对蒋和谈的板垣征四郎也是一个从言论到行动都充满了矛盾的典型。
他听说中国拒绝正式承认“满洲国”，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对今井武夫说：“所谓‘承认满洲国’，只不过是五个字的问题，像这点事就不能让重庆方面让步吗？”
今井武夫解释道：“自交涉开始以来，对方一贯主张的最大问题，总的说来是承认‘满洲国’，今后会谈收回这个问题如何？”
在今井武夫看来，板垣征四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只管自己痛快。双方谈判角力，公开承认“满洲国”与否不重要，只要中国在事实上放弃对“满洲国”的主权就行了。
可板垣征四郎却不这么想，“满洲国”是他一生功名所在，他今日能够坐到这个位置，全靠“九一八”事变的阴谋所致。他把“满洲国”看成了他的面子，反而觉得中国人不够爽快。既然早已不是中国的领土了，索性承认了又能如何？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蒋介石曾在国民大会上向全国人民说过把满洲委托给日本。现在又吞吞吐吐地提出这一问题，只能是下面的人干的。是不是张群之流干的？中国方面如果对此始终反对，那么这一工作可以停止。”
板垣征四郎身居要职，嘴上却没个把门的。说归说，但他也清楚与蒋介石和谈的必要性。为了表示“诚意”，中国派遣军决定暂缓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并且，暂缓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他还是不希望关上与蒋介石对话的大门。
但臼井茂树等一批少壮派军官却与板垣征四郎有不同的主张，他们认为为了配合谈判，打击蒋介石的信心，有必要发动一场大的攻势。几番较量，主战派竟占了上风。1940年5月，日军在武汉的第11军就趁机发动了枣宜会战。此战，第五战区受到重创，宜昌失陷，重庆危急。
蒋介石此时也确实感到了危机。桂南日军未退，宜昌迅速沦陷，日军随时可能两面夹击，攻入贵州，压迫四川和重庆。并且，祸不单行，由越南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已被切断，英国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也即将切断滇缅公路。蒋介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急窘境。
是战是和？蒋介石相信日本人不会有让他满意的和谈诚意，但在这不绝如缕的危急时期，除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求得短暂的喘息之机外，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谈，接着谈。中、日双方各怀心事，谈判再次开始。
第二轮会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举行。
其间，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到海面的小艇上进行了一次密谈。
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海风清爽，海浪轻摇，海面上漆黑一片。透过船舱，岸上灯火数点，居民们大多已经就寝，傍晚时分的喧闹此时已经散去，城市也像是进入了梦乡。
船舱里，煤油灯的火光不住地跳动，宋子良那张白皙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依然是手拿雪茄的做派，不无神秘地对今井武夫说：“委员长表面上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故而，在香港首次秘密会谈的备忘录上载有，日方倘对第一条和第三条承认中国方面的意见时，协议必然能达成。”
“目前在重庆，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
今井武夫此刻正发着高烧，一听这话，立即打了一个激灵，一改萎靡不振的样子，挺直身子，专心去听。来之前，他就听周佛海说，重庆酝酿和平的气氛很浓，蒋介石有抑制抗战派并导向和平的能力。周佛海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甚至还坦承戴笠、陈立夫兄弟都主动和他联系过，讨论和平问题。
似乎是在进一步印证周佛海的说法，日军情报机关也判断，重庆的多数人都支持和谈。
日军情报机构也确实没闲着，从他们的情报网得知，支持和谈的有：元老派林森、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李石曾等；亲日派何应钦、张群、徐世英、何成睿、吴鼎昌等；亲德派陈立夫的CC系；欧美派孔祥熙、王宠惠等；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薛岳、李汉魂、陈仪、黄绍竑等；国家社会党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
反对和平的有：孙科、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亲苏派）；李宗仁、白崇禧（广西派）；黄琪翔、章伯钧（第三党）。
亦战亦和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叶楚怆、刘峙、朱绍良、卫立煌，以及其他嫡系将领和蓝衣社（复兴社）。
日军情报机构指名道姓，煞有介事。可今井武夫听宋子良这样说，就认定他们的判断有几分真了。
宋子良接着说：“对共产党，如果秘密协议一旦达成，当然要进行讨伐。”
说到这，宋子良故意欠了欠身，抖落烟灰，凑近今井武夫说：“而且，讨共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7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开始磋商。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等的援助。”
这话说得有鼻子有眼，正挠到日本人痒处。今井武夫眉开眼笑，高烧当时就退了一半，不住地点头称是。
事实上，这时宜昌方面战局吃紧，而国民党军大量部队被牵制在广西，哪里还有余力“讨伐”共产党。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罢了。但日本人求和心切，重庆方面做得又非常巧妙，日本人居然没能看出破绽来。
不过，日方对宋子良却不得不多留个心眼，此人毕竟非一般人可比。
当时，日军得到可靠消息称，有一个名叫王新衡的人，是军统香港区的负责人。此人生于浙江奉化，与蒋介石是同乡，深得戴笠的信任。据说他年龄36岁，面色白皙，身高约1.6米，与眼前这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很像。
趁着会谈，铃木卓尔抽身而出，暗中从门锁洞孔，拍下了会谈中的宋子良的照片。
照片拿回南京，汉奸们纷纷前来辨认。周佛海说像宋子良，但更像他的弟弟宋子安。陈公博说不像。其他人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日本人一时不能肯定真假。
其实，自日军驻香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从1939年底和这个宋子良会谈以来，已有大半年的光景，日本人在心理上已经把他当作宋子良了。
况且，从陈超霖等人的表现来看，此人确定无疑和重庆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每次会谈期间，宋美龄就会飞临香港，似乎是在面授机宜。因此，今井武夫等人最终还是打消了疑虑，和宋子良继续会谈。
进入6月，日军攻占宜昌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重庆的抵抗意志已经日渐削弱，此时的蒋介石，只有和谈才是唯一的出路。
带着这种由骄横而生的自信，今井武夫等人迅速与中国代表达成了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的意向协议。
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时间大为惶恐。他们想到蒋介石那张阴晴不定的脸，想到自己暗淡的未来，灰心至极。
这场谈判看来注定难成正果。这边谈判刚有进展，那边平地再起风波。在日本，近卫文麿再次组阁上台。中方对近卫素无好感，便借口近卫没有正式声明，拒绝高层谈判。
而此时，欧洲局势剧烈动荡。5月，纳粹德国席卷北欧、西欧。6月11日，意大利参战，攻入法国南部。次日，德军遵照施里芬计划，绕过马其诺防线，一举攻陷巴黎，作为陆军强国的法国就此亡国。
德军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军的欲望。他们没有想到，凡尔赛体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英、法看来再也顾不上亚洲了，东南亚那些原先的英、法殖民地，像是突然丢弃在路边的珍宝。错过它，那简直就是傻瓜。于是，日本陆海军上下空前一致地纷纷叫嚣：“不要错过了公共汽车！”
他们要迅速结束中日战争，腾出手来，趁火打劫，抢占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安抚日本，将祸水留在中国，英、美等国再次祭出绥靖政策，居然要求中国向日本妥协。
为此，英国甚至关闭了滇缅公路，断绝了中国的外援，想要迫使中国就范。
面对列强纷纷落井下石的局面，蒋介石愤恨之余，只好一面派出宋子文、胡适等人，施展外交手腕，促使美国改变东亚政策，一面又借“桐工作”拖延时日，和日本人周旋。
无果的谈判就这样继续着，时间的逝去显然对蒋介石是有利的。
日本人为深陷中国战场，不能在东南亚趁火打劫而苦恼，有些人真坐不住了。
8月，和知鹰二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请求直接谈判，甚至传话说即使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也在所不惜。而这恰恰是蒋介石和谈的底线。
蒋介石动心了，他对陈布雷说：“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他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
但是他也担心，日本人器小易盈，缺乏气度，加之国内政出多门，缺乏强有力的人物，想要和平也非易事。
他对陈布雷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敌寇时时以日、‘满’、支（中国）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可轻易言和？”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媾和消息。
蒋介石决定继续虚与委蛇，与之周旋，静待时局的变化。
张季鸾利用和知鹰二，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征四郎，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并拒不与和知见面，只是委托中间人代为传话。
就这样又拖到了月底，和知鹰二仍然没有得到东京确切的答复，他渐渐陷入绝望。而重庆，蒋介石很快也失去耐心。他知道日军企图在侵入越南后再开启和谈，对中国加以要挟，再提高筹码，逼中国就范。
蒋介石对日本人彻底死了心，见时间拖得也差不多了，蒋即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结束在港活动，立即返回重庆。
“桐工作”，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谈判，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至1940年年底，经过一年的拖延、反复的争吵，东京最终无奈地确定了对华持久战方针。而早在两年前，中国就确立了持久战战略。日军晚了两年，战略上已失去了先机。
并且，为了支持“桐工作”，日军一再推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直到1940年11月30日，日军在确认“桐工作”失败后，才正式与汪伪签订条约，承认汪伪政权的存在。
同一天，美国政府公布了对华1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已看出了日本人的险恶，遂改变了绥靖政策，中国抗战也在一步步进入世界的视野。
南京中山陵。初冬的寒风阵阵掠过，天空阴沉沉的，带着几分灰暗。触景生情，汪精卫心中感慨万千。此刻，他正等候日本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的到来。当时有人看到，“他站在那儿似乎心中感到十分茫然。两眼凝视着紫金山顶，由于痛苦和烦恼而把脸拉得长长的，泪流满面。”
站在汪精卫身边的周佛海能理解此刻汪的复杂心情，这一步走出去就再也无法回头了。多年后，身为汪精卫得力干将的周佛海承认了他们的失败，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些主张抗战的人的观点则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每个人都将为其选择的道路承担后果，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
故事还没有完结。
5年后的1945年6月，日军宪兵队在上海无意间捕获了一个名叫曾广的军统高官。
曾广不愧是一条好汉，他在狱中受审时对着日本人正义凛然道：“日本到今年9月一定要惨败。中国军队为了在日军败退后马上接收上海，眼下正在准备中。因此，蓝衣社干部已经在中国第三战区集合待命。”
日本人早已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骄狂，此刻他们深知自己已是穷途末路，战败是早晚的事，所有也没敢对他轻举妄动。
事有凑巧，当曾广穿着囚服在室外活动时，当年在“桐工作”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不知怎么来到狱中，他一眼就认出了曾广，此人就是当年的“宋子良”。
此时，已升任中国派遣军参谋次长的今井武夫少将恰巧出差来到上海。听到坂田诚盛的报告，他立即客客气气地把曾广请到他的旅社。
不久前，在河南沙颍河畔的一座农家里，国民革命军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上将一口回绝了今井武夫的和谈请求。
他心里清楚，日本国的国运正像即将熄灭的蜡烛，摇曳不定，无法挽回了。这时，曾广的出现却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想借此打开和重庆和谈的最后渠道，即便不成也能留条后路。
曾广双脚刚刚踏进房间，今井武夫就满脸堆笑迎了上去，他握住曾广的双手，说道：“可以既往不咎嘛！作为过去曾是日支（中国）和平工作的同志，为了东亚和平，现在对日支两军间的联络，是否还有当年那股倾注热情的勇气？”
当然，今井武夫的这番话只能是叙叙旧情，一个军统特工又怎么可能促成两军间的和谈，更何况是在日军战败之际。
只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能搞清曾广此人的真实面目。这位曾经为那场民族圣战做出贡献的高级特工，从为数不多的有关他的资料中，我们只知道他的本名可能是“曾政忠”，以后还曾活跃在香港特工圈里。
至于蒋介石对“桐工作”的参与程度，有人说蒋介石参与甚少，只是戴笠领导下的一项谋略工作，意图阻止汪伪政权的成立，破坏日军的政治谋略。
但1953年，定居香港的张治平，曾在日本造访今井武夫，对他讲出了真相。
他说：“这次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露了秘密，受到行政院副院长和驻美大使的追究责问，致使进行中势必受到很大的挫折。”
为了证明蒋介石本人对和谈的倾向，张治平又说：“最后，近卫文麿首相和板垣征四郎总参谋长的亲笔信由铃木转交给重庆时，在重庆政府内部，有人强烈主张将此信披露，公之于世，以打击和平派的投降活动，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和谈渠道。但蒋介石却予以制止，大概他亲自写了答复近卫的信。”
这些话似乎在证明，在1940年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他也曾经动摇过。
不过，这些念头，在他的头脑中，很可能也是一闪而过。最终，他还是顶住压力，断绝了与日本和谈的任何渠道，坚持抗战到底并最终迎来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