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整肃，蒋介石一石二鸟
2月22日，蒋介石飞临柳州。此时，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敷，补给困难，已经撤出宾阳、昆仑关一线，在南宁以北二塘、三塘一带构筑工事，桂北的威胁暂时得到解除。
走下舷梯，望着阴云覆盖下的柳州城，蒋介石心情灰暗。面对前来迎接的白崇禧、陈诚等军政大员，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略挥了挥手臂，就在众人的簇拥下钻进轿车，往城区赶去。
一路上，军政大员们明显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个个神情紧张，相互之间很少搭话。尤其是白崇禧、张发奎，想起一周前军委会发来的那封电报，不免心中忐忑，那电报称：“敌元夜（正月十五夜）广播称，华南派遣军鉴于此次历史性歼灭战之战果，元日对我高级将领发出长篇通告，指谪我作战拙劣等意，显有轻蔑之意。查此次战役，真夜（深夜）敌即广播放弃宾阳，而当日我前方部队似未发觉，几日后方有我军进入宾阳之报告，足证该地区部队未能确实与敌保持接触，战场搜索亦极忽略，殊属非是。”
从语气和行文来看，该电显然出自蒋介石之手，全文措辞之强硬，讥讽之强烈，之前少有。他们感觉到蒋介石要动真格的了。
桂林行营防空地下室是今天的会场。会上，蒋介石表情僵硬地开口说道：“现在我可以先概括地说一句，就是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慢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致遭此失败的耻辱！我这个话，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老实说，我们如果没有精神，没有决心，不能发扬我们战斗的意志，那么，日汪密约，就要实行了。我们有了军队保有实力，也没有用处，虽未至亡国，也无异于已做了亡国奴！这样，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我们的祖先和后代子孙！所以，如照这次的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真有失败亡国的危险！大家不可不痛切反省，深自警惕！及时力求补过图功！”
接着，他拿起一本小册子，语气稍见缓和：“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我们所拿到的敌大本营陆军部编发的《士兵须知》。这篇东西，大家都要拿来研究。要知道，平时我们得不到敌人的东西，无法去考察他；既拿到了敌人的文件，无论片纸只字，我们一定要注意研究！
“它当众所说‘战斗的胜败，并非决于当时损害的大小，而系于战斗意志的强弱’，这三句话，可谓至理名言。
“即如我们此次桂南作战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将领战斗意志不坚强！我们切不可说我们此次失败并没有受什么多大损失，因为没有多大损失，就以为不要紧。要知道：如果我们的战斗意志从此丧失，那就无异于精神上已打了败仗，虽然物质上没有什么损失，而精神上已等于全军覆没了。我们军人打败仗有时无法避免，但如精神上战斗意志丧失，给敌人看轻欺侮，则生不如死……”
此语一出，夏威、叶肇、徐庭瑶这些集团军司令个个心中一惊，感到大事不妙，心中有鬼之人常会感到这些话就是针对他们的。
夏威心中最为紧张。此次作战期间，他常对人说：“抗战是长期的，莫把本钱一下赌光。”因而，16集团军各部军心不稳，纷纷虚应战事，遇敌也不认真抵抗，结果日军长驱直入，从我军背后突入宾阳，致使我军全线崩溃。16集团军未能起到阻滞、袭扰日军的作用，因而对整个战局造成严重影响，身为总司令，夏威原就难辞其咎。更可气的是，会战正酣之际，夏威母亲亡故，他竟抛下军队回家守丧。这还不算，当白崇禧命蔡廷锴接替其指挥权时，他却拒不交接，战机就此贻误。
而徐庭瑶，开战伊始就在军事会议上，当着满屋的军、师长说道：“我先给大家透个底，万一支持不住的时候，可以自行撤退。”
预2师师长陈明仁当即站起来大声反对：“不行！现在是紧要关头，提都不能这样提。”
徐庭瑶看了一眼陈明仁，见他虎目圆睁，怒气冲冲，知道陈明仁脾气暴躁，敢于犯上，但又是一员难得的悍将，连委员长也非常看重，所以，也不跟他计较，只是说：“退下来，还可以在广西境内打游击嘛！还是可以守卫桂南嘛！”
陈明仁不依不饶：“我们预2师退不下来。”
徐庭瑶出身北洋军，几十年的官宦生涯，早已将他的锐气消磨殆尽，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也只好不耐烦地说道：“大家看着办吧！”
因此，说到“无战斗意志”，徐庭瑶无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至于叶肇，更是以善于逃跑而闻名。
淞沪会战后，叶肇的66军负责保卫南京，他一面信誓旦旦说“誓死保卫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但刚和日寇交锋就全军溃散。他混在难民群中只身逃亡。
后来，在逃跑的路上被日军俘虏，他冒充伙夫，身份才没被识破。途中，日军让他负背行李，跟随行军。晚上驻宿，他见没有守卫，才趁机逃脱。
南京失守后，66军在湖南茶陵整补，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竟也取得了一些战绩。薛岳揣摸蒋介石的意旨，给予66军“钢军”称号，用以挽回叶肇在南京丢失的声誉。之后，叶肇回到广东，就任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他在对部下训话时，竟大言不惭地说：“我叶肇在外边打了好几场大胜仗，你们在广东为什么屡吃败仗？”
此次反攻南宁，叶肇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无视军令，消极避战，造成全线崩溃，自知罪责难逃。
就在这些将领心怀鬼胎、忧惧不安的时候，蒋介石提高了调门继续说道：“大家骄傲轻忽，不研究，不准备，这是我们过去失败的主因，也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应力改切记的教训。外国人常对我说，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但不重研究；因不研究，所以无论大小事情多半失败！你们看我前年在南岳会议对于第一期抗战的总评，和对第二期抗战各项要则，以及我最近所颁发的抗战手本，已将我们过去抗战所发现的缺点和应改进的事项，与一切典范条令当中的精要事项，费了许多心血摘要给你们，但你们是否精心研究过，随时实行？我请问一下，抗战手本，出版已有二三个月，不知道你们全部看过的有几人？”
台下黑压压坐着上百人，统计后只有22人举手。蒋介石大为失望。
“你们做主将的都不曾研究力行，那么你们部下一般官长都不去认真研究实行，就更可想而知了！如此懈怠疏忽，不努力，不前进，打仗当然要失败！而受敌人如此的轻视侮辱情何以堪？以后大家要刻骨铭心，拿此次失败作教训，来洗刷我们的耻辱。”
蒋介石清楚，国民党军人的一大弱点就是马虎潦草，凡事很少认真对待。就拿此次会战来说，军委会三令五申，严厉督促，前线将领仍是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但他也知道，在座的不少地方将领，不但有私心，而且暮气沉沉，痼疾已深，可以指望的还是那些黄埔门生。
蒋介石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众将领在台下听，大气也不敢喘。可这种训诫说了多少回了，又有多大的作用呢？作为曾经的留日军官，蒋介石非常清楚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而在30年之内，一跃成为东方霸主。两相比较，中国和日本差距甚大，要在几年内抹平是不可能的，只能激励斗志，提升士气，或可有些弥补。
会议的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在总结经验教训。
会议总结出日军的四大优势：快、硬、锐、密。
当然，也总结出日军的四大弱点：（部队）小、（时间）短、（纵深）浅、（后方）虚，也就是说，日军兵力有限，没有纵深作战的能力。
蒋介石在会议最后的总结中说道：“现在总结起来，重新对各位说一遍，就是大家要确认今后敌人只有小部队作战，而我们可用大部队进攻；敌人只能做短时间的侵犯，而我们却可以长时间来周旋；敌人只能做近距离的进攻，而我们可用纵深配备来击破他；敌人后方一定空虚，而我们更可断行全力攻击以制胜！就敌人的长处来说：以我之‘稳定’，足制敌之‘快’；以我之‘坚韧’，足克敌之‘强硬’；以我之纵深‘伏兵’，可挫敌之‘锐利’；以我之谍报‘严明’，可破敌之‘秘密’伎俩。”
会议进行到此，最后一项该进入正题了：赏功罚过。(https://www.daowen.com)
来柳州之前，蒋介石就已做好了整肃的准备。会议闭幕之前，军委会还是公布了奖惩名单。虽是例行公事，但此次整肃处罚的将领之多、职位之高，却是之前任何一次会战所没有的。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指导无方，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押，交军事法庭会审；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36军军长姚纯、第66军军长陈骥、第99军军长傅仲芳、第36军参谋长郭肃、第49师师长李精一、第160师师长宋士台撤职查办；
第9师师长郑作民已阵亡免究，该师番号取消；第135师师长苏祖馨撤职留任；第135师405团团长伍宗骏扣押，交军事法庭会审；
另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被记大过一次。
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记功一次。
同时，取消叶肇、徐庭瑶、蔡廷锴3个集团军番号；桂林行营不再指挥各部队，其所属部队，按战斗序列划归第四战区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部由韶关迁移到柳州。
越是表面平静往往风浪越大。一次整肃就包括2名军委会负责人、1名战区司令长官、2名集团军总司令、3名军长、4名师长被处分，可谓是空前绝后。它既显示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提升了全国军民的信心，也为蒋介石最终解决两广问题打开了局面。
对蒋介石来说，两广一直是心腹大患，久除不去。这次战败，恰好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得以顺利地剪除那些两广实力派。
当然，他要区别对待。对白崇禧，由于根基实力尚在，加之其人才可用，因而只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回重庆专任副总参谋长。为了安抚桂系，又对作战不力的夏威等人网开一面，留有余地。
而对张发奎来说，这处分背的就有些不讲理了。说来，张发奎和蒋介石结怨甚深。自北伐起，张发奎一直作为汪精卫的主要支持者，曾给蒋介石制造了不少麻烦。据说半年前，汪精卫一到广州，就派出人去招降张发奎，张发奎当即予以拒绝。这件事虽然隐秘，但多多少少还是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众所周知，张发奎和汪精卫渊源极深，倘若一时迷误，利令智昏，真的和汪精卫搞到了一起，华南就非重庆所能控制了。
基于种种考虑，蒋介石战前就向张发奎发难，先是剥夺他对广东的控制权，转而让他指挥桂南、粤南一隅。
张发奎一气之下，撂挑子跑回始兴老家，并大发牢骚说：“我这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和责任上虽然指挥两广地区对日作战，实际上蒋赋予我指挥的始终只是两广地区之一隅。我身任这样一个名不符实的职务，面对着如此凶猛狡黠的敌人，任何人都不难想到，如何运用本战区之全部力量对付当前的敌人，实乃极伤脑筋而又极觉难堪之事。”
张发奎的牢骚话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其遭排挤之苦，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张发奎撂挑子，第四战区的事可就不好办了。不久，陈诚、白崇禧以及侍从室主任张治中等接连打来电报、电话加以规劝，催促他到迁江赴任。
张发奎目睹国家的危难，再加上众人相劝，感到个人的进退荣辱，不能萦挂于怀。
想起抗战爆发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他也曾激愤告天下曰：“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结果，淞沪会战打响，他被任命为右路军总司令，率部奋勇抗击。3个月后，国军大溃退，日军从侧背攻入，在战略上对我成包围之势，张发奎临危不惧，慷慨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份力，死守下去。”在他的努力维持下，局面才没有变得更坏。
眼下，就是有再多委屈，也得压在心里。他离开老家，和陈诚、李济深一道，赶到桂林行营的前线指挥部迁江。
孰料，此时局势已无法挽救，桂林行营早已拟好了撤退命令。召他前来，只是为了联名签署，共担责任而已。当时，白崇禧告诉他：“今晚的情况已不容丝毫考虑。”张发奎不明就里，就稀里糊涂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张发奎遭此惩治，实在是含冤被屈，着了蒋介石的道儿，以至于9年之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退前夕，旧恨难消的他，甚至鼓动白崇禧在广州发动兵变，扣留前来收权的蒋介石，以真正获取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
当然，这是后话。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动作，一方面除了广西因素和个人恩怨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军队人事刷新的需要。
当时，很多军队将领思想陈腐，暮气深重，根本担当不了指挥现代化战争的重任，必须加以更换。另外，出于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需要，也必须在军队中培养一批忠于领袖的年轻军官。这样，建立以黄埔军官为主导的军队人事体系，就成了蒋介石的重要谋略。
在具体实施的关口，一石二鸟的游戏只是蒋介石毫不费力的一个习惯动作。
“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成了他的眼中钉。几年来，他一直在努力铲除何应钦的势力。蒋鼎文、刘峙、顾祝同都被放在了不太重要的位置上，而这次桂南溃败，徐庭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整肃的对象。
徐庭瑶，人称“装甲兵之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国民党军装甲兵的成长做出了不小贡献。但他在“西安事变”时却误判了形势，作为何应钦的得力干将，担任讨逆军的前敌总指挥。这下，就大大得罪了蒋介石。
蒋介石同历代枭雄一样，生性多疑，有仇必报。几年来，他一直隐忍不发，只是还有用得着徐庭瑶的地方。一年多来，借他之手练出了精锐的第5军，并推出杜聿明等一批将才。如今，适值兵败，自然可以算算总账了。当然，徐庭瑶也是咎由自取，此次会战指挥无方，消极畏敌，如此将领，整肃一番也无话可说。
柳州整军，国民党军将领大受震动。此次会议的最大亮点，除了要求向日军学习，进而激励士气之外，更重要的是黜退了大批无能将领，为杜聿明、郑洞国等一批黄埔青年才俊的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
从这一点来说，柳州会议也算有些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