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完全胜利
23日凌晨一点，大战后的战场一片沉寂，刺鼻的硝烟气味还在向四周扩散。
19集团军司令部内，罗卓英见包围圈正在形成，心中十分喜悦，他顾不得休息，为激励将士再接再厉实施包围决战，他亲拟“当前胜利保障十则”，连夜发到各部队：
（一）记着委座的训示：“我不怕敌，敌便怕我。”
（二）记着司令长官的训言：“苦斗必生，苦干必成。”
（三）记着本总司令的训告：“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四）目下对敌包围形势，业已形成，包围圈也已缩小，今天就是我军对敌施行全线攻击开始的时候，也是我军对敌展开歼灭战的良机。
（五）我忠勇将士，苦战八日，业已取得八分胜利，今天第九日，必须努力争取九分胜利，以保障明天的十分胜利。
（六）以昨日战况判断，敌军攻势，业已顿挫，力量业已耗尽，若无后续援军，不仅不能攻我，而且必遭惨败。纵有增兵，亦不过一大队。而我合围已成，力量凝聚，增援部队新编第14师今日可加入战斗，新编第15师明日即可赶到参加。预计战局多拖延一小时，我军即多得援兵一营，多拖延一天，即多得援兵一师，围歼力量，绝对优势。
（七）过去八天的苦战中，万余伤亡将士的血花，正期待吾人今明两天之努力，结成胜利之果，报答国家。第74军奉新烈士墓，第74军高安烈士墓，巍然在望，吾人必须迅速歼灭巨敌，以伟大战果，报慰英灵。
（八）吾人必须把握住抗战四年来仅有的对敌取得包围歼灭战的有利态势，将十天以后的作战精神及力量，提前到今明两天来。适时使用，充分发挥，俾在赣北战场，收一劳永逸之效，而开今年胜利年之先路。
（九）各级指挥官，绝对不许有怕牺牲、保实力之观念，务须指挥中国之军队，歼灭中国之敌人，以表现中华民族革命军人之真精神。凡属最能牺牲、最有战绩之部队，我领袖必然予以优先之补充与厚赏。本总司令亦当负责报请补充，迅恢战力。
（十）各级指挥官，务须确实掌握部队，向指定任务坚定迈进，并切实执行连坐法。
罗卓英难抑心中的激动，他心里清楚，此时的有利态势还是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绝无仅有的，这样的机会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
罗卓英豪迈的“胜利保障十则”，不难看出他对胜利的渴望。然而命令下达到74军，王耀武却打起了退堂鼓。他认为，74军已经付出很大牺牲，追击合围任务理应由新到部队担当。
罗卓英明白个中原委，可谁都知道，74军是19集团军的主力，此时如果74军退缩不前，则整个反攻围歼计划就会立即泡汤。
他要通王耀武的电话，勉励说：“74军虽然损失很大，但打追击战，是不用做饭吃的，敌人做的饭，会送给我们吃。”
王耀武此时也不好再说什么，答应派出58师和57师担任追击任务。
罗卓英为加强围歼力量，便请求战区派出一个军趁机收复南昌。但不知何故，薛岳只派出了72军的两个师进行支援。这两个师，不仅战斗力差，而且是疲兵未补，每师仅有4000多人。仅仅派出这样的两个师，无异于杯水车薪。
早在之前的22日下午，19集团军副参谋长黄华国少将就已向罗卓英建议袭击南昌：“预备第5师留一个团守备赣江东岸的阵地，其余偷袭南昌。”
罗卓英想到，去年夏季攻势中，余程万的57师用了两个团攻击日军的据点，牺牲了500多名官兵，才打下两个碉堡，但经过日军一个预备队的反击，两个碉堡又丢掉了。战斗力为第九战区之冠的74军尚且如此，更何况战斗力薄弱的预备第5师。想到这里，罗卓英就否决了这个提议，让预备第5师暂缓行动。
罗卓英并非不想进攻南昌，两年前南昌的丢失，毕竟被他引为平生的奇耻大辱。如今，假如能够一举收复南昌，不仅可以洗刷昔日的耻辱，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并且还能捞取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坐上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打下基础。
可薛岳心怀鬼胎，向第九战区求援的结果，薛岳只给了8000多人的疲弱之师。罗卓英长叹一声，只好打消了收复南昌的念头。
24日，以下陂桥一带为核心，外围的国军向包围圈里的日军发起了迅猛的进攻。
此时的大贺茂，已经毫无几天前那不可一世的骄狂，他接连不断地向11军发去救援电报。
武汉的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接到报告，十分震惊。他知道大贺茂的为人，这是一个从不示弱的家伙。危急中，他立即命令第33师团迅速出动，全力接应，并派出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协同作战课长山口中佐、参谋大根大尉急速向南昌挺进，以协同指挥33师团、34师团作战。
到了这时，园部和一郎才想起设立统一的前线指挥机构，着实可笑。身陷重围的34师团已在劫难逃。
大贺茂见包围圈越来越小，他惊惧万分，撇下大量机密文件，迎着33师团增援的东北方向，拼死突围。
败退前，为了给中国军队造成假象，他先向西猛烈突击，72军的两个师被打得后退了二三公里。
19集团军司令部判断，这当属日军败退前的惯技。日军一向是在撤退前猛打猛冲一番，然后再脱离阵地。因此，罗卓英下令，应不顾一切，向当面之敌展开追击。
从上高到官桥街，一路之上，浓烈的硝烟尸臭之中，满地是死尸死马、残枪断炮，日军的军用物资散落得到处都是。
日军竞相逃命。放眼望去，道路两侧的稻田、山坡上，到处显露出人马杂沓的脚印蹄痕，显示出日军败退之时夺路而逃的狼狈相。
追击的官兵匆匆捡了一些罐头、香烟，就急速向前追去。
19集团军和30集团军的将士纷纷出动，74军在正面，70军在背后，72军在左翼，49军在右翼，组成一处处火力网，冒着敌机的轰击，纷纷向包围圈里的日军挤压过来。(https://www.daowen.com)
余程万、张灵甫双双走下设在镜山的指挥部，来到已经变成一片焦土的下陂桥，各自指挥所部向官桥街方向大举反攻。只用了一个白天，74军就攻到了桥头，第二天，部队继续向官桥街攻击前进。
国军各部来势汹汹，日军为阻止国军的攻势，出动飞机并再次施放毒气负隅顽抗。所幸老天助了国军一臂之力，天上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毒气在风雨中迅速消散，敌人的飞机也只得暂停出动。两天之内，国军在瓢泼大雨中，连下毕家傲、古山、长岭、南茶罗，兵锋直逼泗溪、官桥街一线。
此时的日军已如惊弓之鸟，上有疾雷暴雨，苍天唾弃，下有道路破坏，跋涉艰难。大贺茂后悔不迭，出发之前，他以为几天之内即可拿下上高，因而连必需的生活用品都未携带，以致在溃逃途中，许多日军士兵竟然赤着脚，在泥泞中蹒跚而行。
此时，赶来救援的日军第33师团，在27日突破了我第70军19师在棠浦的防线，在官桥街西南与第34师团会合，一部到达毕家庄与大贺茂取得联系，准备掩护第34师团突围。
第34师团得到生力军的援助，便于27日迫不及待地强渡泗水，开始突围。
此时的国军虽然人困马乏，但已经打出了气势。张灵甫一马当先，率58师抢占了傲古山高地。同时，70军也在泗溪西北5公里处，抢占了虎形山高地。稍后，57师与72军也纷纷赶来，加入围歼日军的行列。
27日午前，张灵甫派出蔡仁杰的173团向官桥街外围阵地继续奋勇突进，于午后3时进抵离官桥仅约2公里处，即将直捣官桥街核心阵地，一举端掉日军的老窝。已如惊弓之鸟的日军受到蔡仁杰的攻击，在泗水河畔乱作一团，长岭上的迫击炮营也居高临下，将密集的炮弹倾泻向渡河中的日军。
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支那（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详尽描述了该部撤退时的惨状：“在侧背还有重庆军六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加戒备下渡过黑暗的一夜。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八中队，终于在当地王庙村庄西端遭到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中队在处理了火炮后，全体壮烈阵亡。”
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惊魂未定，一面命撤到高安的混成20旅团派出一个大队进行回援，一面只顾自己逃命，把第33师团当作他的挡箭牌，置33师团于国军的重围之中于不顾。在我围追大军的有力打击下，33师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连山炮队的炮弹也发射殆尽，依靠飞机空投弹药，苦苦支撑了一天之后，该师团大部队也不得不渡河逃命。力破重重堵截，直到4月2日，33师团残部才逃回了安义城。
突出重围的34师团，趁着夜色掩护，集中仅剩的人员，抬着数百名伤员，散成七八里长的队伍，凄凄惶惶地向高安逃去。这其中，就有身负重伤的步兵团指挥官岩永少将。
也是大贺茂命不该绝，高安尚在混成20旅团的控制中。在残兵败将的护卫下，大贺茂率部绕过被我保安部队刚刚占据的西山万寿宫，凄凄惨惨地逃回了南昌城。
上高会战至此结束，中国军队大获全胜。
清理战场所见却令人震撼。从下陂桥到杨公圩的道路两旁，尸体枕藉，尸臭刺鼻，成群的野狗撕咬着尸体，瞪着血红的大眼，这是吃了大量尸体的缘故，见到人群走过，竟然毫不畏避。几十里的泥泞路面，到处都是紫红的血迹，连暴雨都未能将血迹冲去。
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包围圈里，所有房屋几乎全被日军焚毁，一个一个村庄化为一片焦土。每个村口的水井，都被日军投入粪便、毒药，以此阻滞我军的追击。走进村里，日军宰杀的牲畜内脏、皮骨，散落得到处都是，腥臭之气，令人作呕。日军荼毒一方，令人发指。
但日军也遭到了报应。在这片战场上，日军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尸体。本来，日军对其战死者的尸体是极其看重的。按照日军的习惯，战死者的尸体一定要被抢运回去。即便不能抢运回去，也得取下证明战死者姓名和部队番号的铜牌，或截取一根手指，作为进入靖国神社的凭证。然而，这回他们兵败如山倒，根本顾及不了尸体，数以千计的尸体，大部分只被截取了一根手指，仓皇带回南昌。还有很多日军尸体根本就未被截取手指，只是取走铜牌。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靖国神社被人供奉，只能在异国他乡做永世的游魂野鬼，作为他们荼毒中华民族的报应。
战后，中国军民把这些日军尸体掩埋一处，称为“倭奴塚”。
而与“倭奴塚”遥遥相对，我阵亡将士也被隆重地安葬在一处，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烈士墓，竖立了一块大石碑，上书一行遒劲的金字：“上高会战抗日阵亡烈士墓”。
不知道，中、日两军的阵亡者，泉下相见，是实现了和解还是在继续战斗？
此一战，日军34师团两个步兵联队、两个配属的独立山炮大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野炮联队，一个搜索联队，一个辎重联队，总计2万来人，大部被歼。战至最后，该师团只有一个师团部和几个联队部逃了出来。
而两翼的33师团、混成20旅团，由于脱离战场较早，没有招来34师团那样惨的命运。不过，由于国军的顽强奋战，这两部日军也都伤亡惨重，损失率超过一半。
此战令日军大本营极为震怒，这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第一次从战略到战术的完全失败。战后，他们免去了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职务，由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几接任，同时也免去了上高会战的主要责任人大贺茂的师团长职务，两人都被转入预备役，从此一蹶不振。
上高大捷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眉开眼笑，在室内绕来绕去，连连对侍从室主任张治中、陈布雷说：“还是我的学生好哇！还是我的学生好哇！”
想起3年前，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开，武汉大街上到处都是乱哄哄庆贺胜利的人群，当时他想到这个殊勋竟然是李宗仁而不是他的黄埔学生获得，心中虽也高兴却很不是滋味。
半年之后，国军又取得了万家岭大捷，虽然他的嫡系74军居功甚伟，但粤军第4军的功绩也不在74军之下，更何况这次胜利，其他杂牌军，如湘军、川军都发挥了作用。在那时，74军的功绩并未单独凸显出来。
而此次上高大捷，由嫡系74军担任主力，更重要的是由他的嫡系将领罗卓英、王耀武担任指挥，真正给他长了脸面。真是久旱逢甘霖，从1939年开春以来，他殷切盼望的胜利，总算有了着落。
上高大捷还真是一场空前大捷。自始至终，中国军队始终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战术水平，无论是军民同心，还是部队协同，都取得了一个完美的结果。与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昆仑关大捷相比，上高大捷虽然规模略小，却是一次完胜。从头到尾，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没有出现中间顺利，最终失败，这一仗是极为光彩的一仗。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在国民参政会上，也发自内心地夸赞道：“上高会战，是一次最精彩之战。”
消息传到欧美，也引来一片喝彩。在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前途暗淡，轴心国越来越嚣张的时候，毫无疑问，从中国战场传出的这条捷报，带来了一股清风，让世人为之瞩目。
蒋介石满心欢喜，立即予以嘉奖。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授74军以“青天白日飞虎锦旗”，号称“飞虎军”，整个中国军队中，唯有74军受此殊荣。同时，对参战的有功官兵均有赏赉，颁发给参战部队15万元奖金，并有勋章奖章无数。其中，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74军军长王耀武等均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锦旗与有功官兵勋章，均由重庆用专机送到长沙，再由专车送到上高，由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上将代表军事委员会亲自授予。另外，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也发给74军2万元奖金，以示慰勉。紧接着，重庆、桂林、长沙等地各报社记者，以及湘、赣两省慰问团，都先后来到上高，采访慰问，极一时之盛。
授勋毕，罗卓英召集74军全体军官，发表讲话，盛赞该军：
“在这次战役中，第74军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创建了最大的战果，这是非常光荣的。记得北伐时期，第四军以‘铁军’闻名……现在抗战时期，我敢大胆地说：第74军是抗战时期中的‘铁军’，第74军自参加抗日战争以来，屡战屡胜，愈战愈强，这次又于上高会战中，建立伟大的辉煌的战绩，特别值得我们钦敬。本总司令，今天召集第74军高级官佐训话，一方面是表示本人最大的敬意，一方面借此对这次战役，作一客观、深刻的检讨，希望大家秉着此次英勇作战的精神，闻胜勿骄，再接再厉，永远保持‘铁军’的威名，建立更大的战功。”
会场里74军的众军官听到这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从此，74军又多了一个“抗日铁军”的美名。
罗卓英讲话已毕，走出会场，抬眼遥望四周的山川，和煦的日光照满了整个山城，他的身子像是飘浮在彩云中一般。
大战之后，骤雨初歇，清爽的春风裹挟着稻禾与泥土的清香，不住地向他扑来。他不由得停下脚步，脸上绽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