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突袭长沙，守军还蒙在鼓里
1941年9月11日，当中国军队几千名将士漫山遍野地突然出现在甘田北面的山坡上的时候，日军第40师团的重松支队顿时陷入了慌乱之中。
一天前，从桃林出发时，重松支队接到了这样的通知：“第6师团已扫清大云山方面之敌，沙港河以北不会出现大量敌军。”论战斗力，第6师团是日军中的第一等部队。对于“扫荡”大云山这样的作战任务来说，本来就是小菜一碟，何况又是第6师团负责“进剿”。因而接到上面的那个消息，第40师团自然是深信不疑。再说，他们只是和第6师团接防，根本没有接到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命令。所以，当漫山密林里突然钻出几千名中国军人的时候，这支日军惊呆了。
1939年6月，第40师团组建于日本香川县善通寺，成军4个月后即赴华参战，属于日军番号排名在30至40之间的“治安师团”。该师团为三联队制，兵力总计14260人，各种马2957匹，汽车138辆。由于第11军内精锐甚多，所以这个治安师团并未被用作主力，只是守备在咸宁、通城一带，一直与大战无缘。此刻，这支经验不足的日军除了接到错误的情报之外，大概也是由于大意轻敌，并未派出有力的搜索部队，因而刚刚走出巢穴不久，便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他们面前的对手，正是云南名将鲁道源的新编第10师。
说起来，第40师团和新编第10师也算是老对手了。一年前，在大云山不远，鲁道源曾率部夺回九岭，重创第40师团。九岭是湘、鄂、赣边区的锁钥，居高临下控制湘鄂公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年，为对抗太平天国起义军，曾国藩曾上书清廷：“欲保长沙，必保九岭。”如今，驻通城的第40师团也看到了这点，因而便在1940年12月4日拂晓，派出了一个精锐的加强联队不惜一切代价进袭九岭。为保住九岭，薛岳把第58军这支劲旅派到了第一线。战斗打响之际，孙渡回任军长，鲁道源被明升暗降，免去兼任的第11师师长职务，专任58军副军长。这下，便惹火了鲁道源，他一怒之下，躲到后方养病去了。
几天之后，守备九岭正面的新编第10师作战不力，防线崩溃，致使日军进占九岭。在这关键时刻，薛岳想到鲁道源善打硬仗，便电令鲁道源赴前线督战。鲁道源恨意未消，竟然说道：“我又不是傻子。出征以来，辗转作战，流血流汗，拼死拼活，才把新编第11师的番号恢复，把部队名誉弄好，就不要我干了。现在紧急了，又要我来出死力，我不干。”薛岳听后，好言劝慰道：“病也要去，这是为国家民族。你的一切痛苦我知道，我负责替你解除。”鲁道源还是赌气不干，这下脾气火爆的薛岳可算是失去了耐性，他严令鲁道源即刻出发，否则军法从事。鲁道源这才服从命令，连夜出发，扬言在3天内收复九岭。
赶回前线，军长孙渡与参谋长鲁元正在分头收容溃散的新10师官兵。鲁道源恰在此时赶回，58军士气大振，在鲁道源的督战下，立即转入反攻。激战两日，58军最终收复所有失地。
没想到，10个月之后，在大云山的崎岖山道上，鲁道源又碰到了老对手。
日军方面，重松支队虽然配属有三个步兵大队外加一个山炮大队，兵力超过3000人，重火力也较为优越，但陷入重围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逃跑。
支队长重松洁大佐抛下担任支队预备队的步兵第235联队第2大队，带着其余部队杀出重围，于12日夜里逃到港口附近，要与在那里苦战的第6师团第13联队换防。但尾随而至的新编第10师迅速与第4军的第59师、第102师联手，完成了对这两股日军的合围。
包围圈里，可是日军两个联队近1万名日军。
此刻，待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接到战报，陷入了忧虑之中。
本来，这位第11军的新任司令官，心中的真正目标乃是几百公里以外的长沙城，进攻大云山不过是为了掩护大军的集结而已。可没想到，战斗刚刚开始就陷入了胶着状态，两个主力师团三四万人竟被牵制在几座小小的山头之间。这样的结果，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也令他难堪。
几个月前，阿南惟几刚由陆军省次官调任第11军司令官，担负起中国战场上唯一一支战略攻击部队指挥作战的重任。
进入1940年6月，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大举进攻，法国溃败，只剩英帝国在欧洲孤军奋战，日本人深受刺激，日本朝野上下一致感到趁火打劫的时候到了。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保存战力迅速加入世界战争，日本军部在日皇裕仁的要求下，于1940年7月制定了缩减在华兵力的具体方案：
“1940年度平均 77万人（年度初期85万人，11月下旬减至72.8万人）；1941年度平均65万人（预定华北25万人，华中30万人，华南10万人）；1942年度平均55万人（预定华北25万人，华中15万人，华南15万人）；1943年度平均50万人。”
日军统帅部考虑到，当侵华日军总兵力降至55万人时，华中仅能保留15万人，这势必要撤销第11军的番号，放弃武汉地区。
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迅速解决所谓“中国事变”，以赶在兵力缩减之前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计划在本年度的夏秋之季给予中国军队的主力以致命一击。
4月17日，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几被派往汉口，接替在锦江作战（即上高会战）中因指挥不力而被转入预备役的园部和一郎，就任侵华日军中唯一的野战攻击军第11军的司令官。同时，第11军的参谋系统也被更换一新。作为阿南惟几到来的前哨，3月，木下勇接替青木重诚就任第11军参谋长。之后，岛村矩康就任第11军作战课长。
几乎前后脚，深受日皇裕仁信赖的畑俊六再次来到中国，肩负解决“中国事变”的任务，接替西尾寿造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同一个时期之内，侵华日军竟做出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被派到中国的两位主要将领都是昭和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看到，东京对解决中日战争的焦虑前所未有。
一年前，身为陆军省次官的阿南惟几由于不同意放弃武汉地区，曾经涨红了脸咆哮着“不能从皇军流过血的地方撤出去”。既然唱出了高调，那就自己收拾局面吧。就这样，阿南中将便被当作主战派派往武汉，具体负责摧毁中国军队战力的任务。
一到武汉，阿南惟几就向11军幕僚们明确指示，马上研究长沙作战的问题。但到了6月8日，当阿南向他的幕僚问询时，以山口中佐为首，不仅没能拿出计划方案，反而告诫他们的司令官进攻长沙并非智举。山口说，参谋本部部员首藤忠男少佐曾向他讲述过1939年秋季湘赣会战（中国方面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之状况，当时第11军在汨罗江畔陷入危局，连名将冈村宁次都认为形势无法挽回，因而被迫撤军。言下之意，连冈村这样的名将都无法在长沙取胜，换上你阿南又能如何？
阿南惟几听后，不禁面呈怒色，厉声对幕僚们申斥道：“攻取长沙与攻取武汉难道不一样？高山、大河何所惧，应立即进行研究。”
在日军高级将领里，阿南惟几素以强硬顽固著称，他之所以能与东条英机等人打成一气，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最为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他们这类人眼里，精神能够战胜物质，只要发挥日军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便可以无往不胜。
其实，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将领就形成了这样的通病。他们只知进攻，不知防御，只有战术，没有战略。冈村宁次号称“头脑优秀”，事实上也是基于对中国军队战斗意志的看低，所以主张进攻大于一切。
想到这是新任司令官的第一把火，第11军的幕僚们个个不再作声，开始认真制定长沙作战的具体方案。
当时，日军第11军共辖7个师团与3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达23万余人。其中，仅战斗力强大的甲种师团就有第3、第4、第6、第13共4个师团。另外，军直属部队达62个，辎重部队有畜力16个中队，汽车34个中队，现有辎重近6万吨。毫无疑问，第11军仍然是侵华日军中最为强大的野战攻击力量。
然而，正当第11军积极准备攻略长沙之际，苏德战争突然爆发了。
日本上下深受刺激，加紧了趁火打劫的步伐，他们一面组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伺机侵入苏联；一面痛下决心，武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南部。这样，日军大本营就像进入玉米地摘玉米的狗熊一样，摘一个丢一个，第11军攻略长沙一事也受到波及。东京计划从中国抽调8个精锐师团，加强对苏备战。其中，第11军的第4、第6两个主力师团以及第33师团的荒木支队已在奉调之列，而第3、第13师团两个第11军的王牌师团也要根据战况发展随时准备调出。如此一来，第11军的长沙作战计划就不得不被搁置下来，而年初日军大本营信誓旦旦要一举解决中日战争的雄心，也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而烟消云散了。
这真像是一群狂热的少年，胸中没有定见，时时被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所左右。日军大本营一方面要加入世界战争，四处抽调兵力，大举进行战争动员，一方面又表示“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事变’的根本国策也不会出现变更”。发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命令，让阿南惟几十分恼火。7月底，他派出作战课课长岛村矩康飞赴东京进行协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协商的结果，陆军参谋本部竟收回成命，答应暂不抽调第11军的任何部队。待长沙会战结束后，再作安排。
于是，1941年8月26日，朝令夕改的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538号：
命令支那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当前的任务，夏秋之际在中支（华中）方面可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
但没过几天，日军参谋本部又改了主意，意图再次中止长沙作战。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已决定不惜对美国一战。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便越过中国派遣军，直接向第11军下达了新的指示：
（一）明确抽出的兵力，在南方展开前，凡有直接需要的部队，不得使之参加长沙作战。
（二）要求作战尽快结束。
接到这样的指示，阿南惟几不禁勃然大怒。本来就是在御前会议上制定的大政，没想到在几个月之内，竟被反复更改。最高决策如此混乱，大本营的权威何在？包围在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周围的那些佐级军官，不仅个个极端狂妄，而且毫无远见，只凭一时心血来潮，就要挟军部首脑按他们的意图行事。
阿南惟几是过来人，对军部的这一套再熟悉不过。再说，阿南因长期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深得天皇的信赖，因此也是个飞扬跋扈的角色，军部的命令他哪会放在心里？那边，军部的命令刚刚下达，这边，他就抗令不遵，当即发动了对大云山的进攻不说，还有意把军部明令抽调的部队用到了战场第一线。
同日军的大多数将领一样，阿南惟几并非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但在作战方面，却是个善于精雕细琢的行家。刚刚来到11军，他便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战术。
1939年9月德军突袭波兰，1940年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由法军背后突入巴黎，1941年德军以550万重兵突袭苏联，闪击战无疑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一大奇迹。日本军人倾慕德军由来已久，德军闪击战的辉煌更是让他们胸怀激荡。阿南首次统帅第11军这样庞大的重兵集团，也想有样学样，对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来一次闪击战。
而造成闪击效果的关键，便是要保证军队集结的隐蔽性。
然而，日军的机动性不够。与德军相比，坦克、装甲车少得可怜，再说湘北多山多水的地形也不适合装甲兵团的展开。有鉴于此，阿南惟几便另辟蹊径，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以“扫荡”新墙河以北的游击区为名，将中国军队的注意力吸引在交战地域，以此为掩护，将主力部队不动声色地调集过来。
就这样，作为中国军队在湘北的最重要的游击据点，大云山便首当其冲成了日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https://www.daowen.com)
大云山位于昌水之北，油港之南，制高点不足1000米，方圆几十公里之内，林深树茂，利于部队藏匿。此时，该地除为第4军与第58军的结合部外，也是中国军队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的游击根据地。自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来，中国军队经常派出小股游击部队对岳州一带的日军第6师团进行袭扰。日军苦不堪言，多次扬言要拔掉中国军队的这个前进据点。
为了给中国军队造成压力，也为了与东京斗法，第11军派出了它的头等主力第6师团。
第6师团以凶残嗜杀名闻天下，早在1928年便制造过济南大屠杀，而1937年年底的南京大屠杀，第6师团更是第一元凶。该师团组建于日本九州的熊本，这里地瘠民贫，民风剽悍，成年男子往往以从军为出路。战前，日本人有一句自吹的话：“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从1937年侵入中国以来，该部转战中国南北，曾率先攻陷保定、南京、武汉等重镇，凶悍为各师团之最，战斗力似乎还在第5师团之上。师团长神田正种今春刚刚上任，自以为所部兵强马壮，自然是睥睨群雄，不可一世。
但刚刚攻入大云山，第6师团的参战各部就沿着羊肠小道，迅速被淹没在莽莽林海之中，彼此失去了联系。
这里的确是游击战的天堂。第6师团的第13联队9月7日早晨自甘田南部进山，在大山里转了3天，一直没能联系上其他方向的部队。10日中午以后，刚刚转到团山坡、港口一带，突然之间枪炮声大作。凭经验，联队长判断出他们已经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围之中。
本来是要虚晃一枪，等第40师团前来接防，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被中国军队牢牢钳住。苦战至13日，第40师团的重松支队才匆匆赶来，第13联队不敢再多待一刻，匆忙带着66名伤员，遗弃下大批尸体，趁着中国军队不备，找到一个空隙，凄凄惶惶地逃到了草鞋峡。
第13联队算是逃了出去，但所有的压力都留给了正在加入战场的第40师团重松支队。
重松支队的日军自来华参战以来，还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酷的恶战。为了赶路，尽快与第13联队接防，支队长重松洁大佐扔下后藤大队，致使该大队被我58军的一部包围，陷入被围歼的命运。而重松洁这边，显然没有想到，他们的前方战况更为糟糕。在这块地域里，以港口为中心，集中了中国军队新编第10师、第4军的一部大约两个师的兵力，重松支队碰到这几支善打硬仗的部队，算是触了霉头。第一天，他们妄图攻下团山坡，可没有几个回合，就被打得后退了数公里。
经过这几年血与火的锤炼，中国军队也在进步，尤其经过整编的部队，越打越强，越打越有信心，开战之初畏敌如虎的情绪已被一扫而空。眼下他们见第40师团这么不经打，更是信心倍增，主动发起了一波波的强攻。
58军是生力军，在攻克石壁桥、五龙桥后，战区长官部为尽快取得战果，便限令58军于13日午前占领港口要地。接到命令后，鲁道源迅即用电话向各团训示：“今天是我革命军人尽忠报国之时，现在9时30分，对表！如到12时不将指定阵地攻下，杀团、营长。今日虽牺牲到只剩一人一弹，也一定要贯彻上峰所交代的任务！”敌我激战之际，鲁道源一再鼓励所部“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成功，便成仁”。
接近中午，战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敌我官兵都杀红了眼。日军一支小部队四处奔突，竟然打到了鲁道源的指挥所附近。警卫连长鲁新建跌跌撞撞地跑进指挥所，喘着粗气报告说：“敌人已经打到电话总机附近了，可否将总机移向后面？”
低矮的民房里，鲁道源正俯身趴在地图上搜寻可能的突破口。听警卫连长这么一说，他转过身去，厉声喝斥道：“情况我明白，你死守总机，移动就杀你的头！”
鲁道源深知，这种关键时刻，部队绝对不能退却。日军号称死硬，只有我们的死硬胜过日军，胜利才会垂青于我们。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却，胜利都是取决于最后的5分钟。这样死硬的将领，在中国军队中真是不多见。据说，中国军队大将汤恩伯在抗战期间，几乎每次都把指挥所设置在远离前线达数十里的后方，并且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动不动就把指挥部搬离原处，弄得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致使战机被频频贻误。以至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便以此为借口，向美国政府讲述中国的高级将领如何贪生怕死，如何腐败无能。经过一番添油加醋的报告，美国政府竟然同意了他撤换所有中国高级将领，由美国军人来担任的荒谬主张。
美国人不知道，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鲁道源，这位来自云南昌宁县的血性汉子，不顾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攻到自己身边的危险，镇定自若，坚持指挥，直到最后胜负分晓的时刻。
此刻，还是在那间低矮的民房，鲁道源摁住在地图上刚刚找到的一处高地，这处名叫“团山坡”的高地刚刚被日军突破。他抄起电话对第30团团长邓礼副命令道：“你一定要攻克，攻不下也要攻，就是尸体堆成山也要攻。敌人是从你所在的团正面突进，你应负责！”
官兵们见副军长视死如归，一时军心大振，情绪激昂，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进。团山坡上，日军一个中队的突击队，在我迫击炮与手榴弹的猛烈轰击下，接连倒毙在接近制高点的途中。到了这时，日军的战斗力已使用到了极限，再也无法阻挡我军的攻势了。11时刚过，在友军59师的协助下，终于将目标攻下。
重松洁见大势已去，急忙把部队后撤到轴山岭，在此构建了防御阵地。
几个小时后，夜幕降临，黑暗笼罩了整个大地。重松支队的残兵败将喘息未定，轴山岭四周便布满了尾随而至的中国军队。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黑暗之中，日军没了退路，个个拼死作战。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国军官兵都知道胜利就在眼前，因而士气旺盛，奋勇争先，唯恐头功被友军夺走。
夜幕中，几十名中国军人冲到了重松洁的指挥部。重松洁一面喊叫“军旗危险”，招呼卫兵保护军旗，一面拔出战刀，冲入黑夜，加入了混战。双方的血战持续到半夜，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毕竟此次摸上来的国军人数不多，在日军的拼死抵抗下，我军士兵渐渐不支，只好带着遗憾退了下去。
当天白天，距此不远的港口以北5公里处，在一个名叫“白羊田”的地方，日军第40师团的主力第236联队、第235联队也陷入了重围之中。
第40师团并不善于山地战。13日早晨，第236联队在徒涉白羊田河之际，突然遭到了多个方向的猛烈射击。联队长龟川良夫大佐急命第1、第2大队并排攻击，可战斗打响之后，两个大队却越打越远，两部之间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隙。中国军队在与日军作战中，很少能见到这样的破绽，于是当即派出一支突击队乘隙钻入。很快，便突进到日军两个大队的背后，逼近了龟川良夫的指挥部。
又是差了点儿运气。一番混战中，日军第235联队与第40师团主力趁机杀到，龟川良夫的指挥部躲过了一劫。
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诚一亲率大部队赶到，眼见部队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却也无能为力，站在白羊田的北侧高地上，俯瞰着混乱的战场，他对身边的参谋自我安慰道：“必须正确看待两联队正面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师团本身，也只能做到如此程度。”
师团长都能说出这种话来，看来形势确实不妙。
武汉，阿南惟几不干了。本来大云山之战只是他抛出的诱饵，没想到大战刚启，一个师团的兵力就被拖在了这里。
15日晚，阿南惟几下令将荒木支队配属给第40师团。
荒木支队是调往华北的第33师团的保留部队，该师团在半年前的上高会战中，因受阻之后率先败退，致使第34师团陷入被围歼的境地。此次，该支队照旧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肯卖力，善打巧仗。进入战场后，为了躲避枪炮，他们一面拼命地朝着中国军队阵地挖掘战壕，一面沿着战壕攻击前进。这样攻了两天，才接近后藤大队的阵地。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后藤大队又增加了118人的伤亡。
大云山只是阿南惟几司令官的前哨战场，虽出师不利，但此时用于长沙会战的主力已经集结到位，于是便不再迟疑，迅速发动了对新墙河的强袭作战。
此时，中国的第九战区还被完全蒙在鼓里。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敌情就有了频繁的变化。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大意轻敌，自以为湘北防线固若金汤，日军受到两年前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不敢轻易来犯，因而一再误判了形势。
8月13日前后，岳阳方面日军增兵4000多人，炮20余门，木船500只，各种舰艇100余艘。重庆的蒋介石疑心日军将有什么大动作，便电告长沙，督促薛岳查明当前情况。
之后的几天，薛岳连复两电，报告情况属实，但日军并无大举侵犯的企图。
8月14日，长沙发往重庆的“寒申”电称：
“查该敌前似扰乱秋收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至今敌尚未敢轻动。”
两天之后，长沙“铣”电又称：
“敌人近进犯谣传甚炽，据伪维持会消息，其进攻路线为筻口、新强、荣家湾、鹿角等处，会犯大荆街，目的在扰乱及夺粮，并无真正攻击企图等情。除饬属严防并迅速抢购陷区粮食外，谨闻。职薛岳。”
一月以后，当上万名日军及伪军熊剑东的2000人出现在大云山一带时，薛岳的判断仍是“战区当面之敌，除以少数兵力向我扰乱外，似无大企图”。
9月11日，当日军第40师团大举来犯时，第6师团退回原防地。几天之后，日军第4师团1万多人运动到新墙河北岸，已有传言要进攻长沙。而就在这几天，潜伏在上海的唐生明也得到日军要大举进犯长沙的消息。当这个消息传到重庆后，军委会立即通知了薛岳，要薛岳做好相应准备。薛岳置之不理，仍然固执己见，认为日军不过是“扫荡”作战、抢点儿粮食而已。
就在薛岳盲目大意未加戒备之时，9月18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以及2个支队10余万人，突然出现在杨林街、新墙镇之间的狭窄地域。当天，在猛烈的立体火力支援下，我守军第4军的防线迅速崩溃，日军如潮水一般涌进了新墙河南岸。
薛岳这才明白，日军围攻大云山，使的乃是声东击西之计，目的便是为了掩护大军的集中。在给中国军队造成“扫荡”大云山游击区的假象的同时，以换防为名将大军从各地集结起来。
在日军的闪击之下，薛岳有些手忙脚乱，他急命第4军、第58军、第20军极力堵截南下之敌，第197师力攻由营田登陆之敌，第99军的主力防备汨罗江南岸及湘阴不变，第26军推进至金井、上杉市一带，第10军由衡山迅速北进，在东山、普碛市、浏阳河南岸待命。次日，征得军委会同意，将赣西的第74军调往浏阳与洞阳镇，第六战区的第79军由益阳、石门桥，火速支援湘北方面。
然而，为时已晚，各路大军仓促间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指定地区。到了这时，薛岳还没有看清形势的不利，慌乱之中又摆出了与日军进行阵地决战的架势。
未战失先机，昔日守长沙的英雄这次遇到了难缠的对手，一场生死大战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