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算账，总有替罪羊
不知从何朝何代起，衡山取代安徽的齐云山成了五岳的一尊。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每当严冬来临，就会有无法计数的飞禽齐集衡山，将衡山作为躲避严寒的庇护所。
时空流转，弹指之间，已是20世纪40年代。随着来自日本的入侵，衡山更是被注入了新的生命。从1938年到1944年，衡山都是连接中国南方各个战区的枢纽。数次策定中国战略走向的最高军事会议，都是在衡山召开。不夸张地说，衡山就是民族命运遭遇严冬时，中华民族躲避灾难的庇护所，更是民族抵抗意志的孕育地。
深秋，北方的寒流开始侵袭整个大陆，虽然严寒无法深入到衡山一带，但它的余波还是给深山带来了一些变化。
树叶满山满谷，开始变黄变红，秋风也转而凄厉起来。走进山道，埋没在遍山的苍黄之中，定力再好的人也不免生出几分愁绪。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大大小小的将领得知蒋介石到来的消息后，一个个疑虑不安：莫非又是秋后算账来了？
1941年的10月16日，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在衡山召开。
一开口，蒋介石的疾言厉色就震惊了全场：
“我这次听了你们的报告以后，所最感耻辱痛心的一点，这就是证明我们将领无耻，军心已死，真是抗战前途最大的危机……
“最近两年以来，我们一般将领一天一天的堕落，一天一天的失败，其所以还能维持现在这样抗战局面者，大家要知道：这并不是我们什么事都行，更不是我们真正能够苟且侥幸；而完全是由于敌人无用，如果敌人真有能力不断进攻，那我们今天还能在南岳开会吗……
“本委员长现在所最感恐惧的就是，唯恐部下精神堕落，纪律废弛。目前无论就国际形势与敌国内情来讲，可以说我们抗战已经获得了胜利，但检讨我们内部的情形，败坏至此，实在是危险万分。”
山上冷风嗖嗖，屋内也没有什么保暖措施，众人听了这话，都不觉打起了寒战。
蒋介石刚刚由桂林飞来。在桂林，他洋溢着笑容，在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做了一次演讲。军校年轻的学员们，还是首次亲近他们仰慕的校长。当时他们的感觉，真是如沐春风。
但从桂林到南岳，这短短的几百里路，蒋介石的心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10月13日，铁道运输副总司令蒋锄欧致何应钦、俞飞鹏的密电称：
“总长何、后勤部长俞、铁运部总司令：3127密。据战地民众口称：一、敌军退走时，奸杀烧抢，无所不为，尤以掳去妇女为多，掳去黄牛亦复不少，杀的猪、牛，只要四条腿，鸡、鸭仅要两脚，有四句口号：‘吃的牛和鸡，睡的美貌妻，烧的房和屋，杀的蠢东西。’可见其残暴达于极点。二、我军为搜抢觅食，亦有枪杀民众与奸掠之事。至于被敌机炸死、骑兵枪炮所毙者颇多，甚至为其威严，不战而走者，不在少数……查民众遭此蹂躏之后，痛恨已深，因是而利用之，则抗战前途当有把握。职蒋锄欧。”
随后，杨森第27集团军在上呈军委会的报告中也不无痛心地写道：
“……各部队官兵纪律太坏。此次各部溃散官兵，普遍奸掳烧杀，甚至部队前进转进中，在部队长官率领下，亦有之。（此种情况）较之上海抗战一役溃散蔓延数百里，有过之无不及。盖当时仅溃散不归队，尚无此普遍奸掳烧杀也。部队官长平时教育之不良，约束之无方可以概见。
“奉行命令不彻底，甚至对所受任务取巧规避。各部常因战斗情势恶劣之际，对命令多取怀疑态度，毫无自信能力，不肯排除万难，尽最大努力，以致迟疑徘徊，希图一己苟安，不顾整个战局。例如，担任侧击及非敌主力方面之攻击部队，每以一个军或师辄为敌数百人所抑留与牵制，不肯取断然手段歼灭或驱逐敌人，而保持对峙状态。甚至在此战局极度紧张时期，不肯拼命与友军协力，反抛弃任务，率部遁入深山，事前并不通知上级指挥部与邻接有关友军，而将有线、无线通信停止，故意隔绝，致命令无法下达。事后见敌已退去，始出面电询战况敌情者，大有人在，似此规避取巧在抗战的今日，殊不应有……”
这两份报告几乎同时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可以想象得到，得知自己夜不能寐、一心整军的部队无能无耻到这种地步，蒋介石的心中该是何种滋味。
这边怒火未平，那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更令蒋介石恼火。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为掩饰失败，竟谎称第九战区“歼敌四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二百六十九名，掳获战利品甚多”。言下之意此战虽败，但予敌以重大打击，两相对比，似乎可以功过相抵。
对于这些伎俩，蒋介石心知肚明。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他先就日本组成东条军人内阁做了一番国际形势的分析。突然话锋急转，当着众多高级将领的面，异常激愤地说道：“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你们现在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要知道：现在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堕落，胆识太差，不研究，不上进，只知道做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
薛岳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毕竟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
这已经是薛岳第三次当众挨骂了。10月16日，蒋介石的讲话也丝毫不留情面，直接点了薛岳的名字：“我在二十五六日最后几天，还和薛长官电话说过：如果到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城内巷战。但你们这次除在捞刀河方面曾与敌人一度作战以外，长沙东南面的工事可说完全没有，就连城墙工事也一点都没有，不只是城内核心工事没有设备，而且连城郊附近的复廓工事也没有……此次会战中，差不多一般军长师长，一发现敌人，立刻就使用很多的兵力去迎击。这就证明你们平时在战术上和胆量上完全没有修养，不仅比不上敌国的高级将领，而且比不上他们的下级官长！”
蒋介石把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骂得一无是处，作为第九战区的最高负责人，薛岳自然是首当其冲。
到了10月17日，会议的气氛更加恶劣。主席台上，蒋介石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一开口，就是痛斥战区长官在指挥上如何无能：
“你们看，这一次我们金井失守，敌人已经广播出来，而我们战区长官部还不知道；金井过来就是高桥，再过来，就是上杉市。这样重要的地方失守，已经隔了一天，而我们司令部还不知道，那无论你部队如何精强，而情报不灵，指挥失策，结果也非失败不可！
“长此下去，你们的缺点不能改进，业务不能进步，将来必致彻底的失败！不要说作战不能获胜，就是获胜也完全是侥幸的，设想敌人现在如果从中国退出去，那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的骄傲还了得！老实说：我们这种情形，将来说不定要蹈阿比西尼亚亡国的覆辙！当1896年意大利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之时，因为地形和气候的关系，久战无功，所以他自动退去，而阿比西尼亚竟自以为战胜了意国，就骄矜傲慢，夜郎自大，放肆无忌，对于国防仍不注重，而且毫不戒备。所以等到意大利发动第二次侵略的时候，阿比西尼亚就完全覆亡！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不是差不多呢？照我们现在一般将领不虚心、不确实的情形，如果我们今天侥幸能使敌人退出中国，那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还不自以为是不世之功吗？而使我们的后一辈国民，还不忘今天的内忧外患、存亡危急的国难，而骄矜自大吗？这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就真是万分危险！”
第一次长沙会战获胜，薛岳被捧上了天。此次长沙会战失败，却遭到如此责骂，真正是冰火两重天。对这一切，薛岳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介石对薛岳的不满始于9月29日。
27日，薛岳还在报称第九战区歼敌33600人。但两天之后，蒋介石安排在薛岳身边的元老蒋锄欧就秘密电称：“伯兄廿八日早抵渌口，未曾掌握预备队与通信，致指挥不灵，防空情报失效。”
薛岳字伯岭，“伯兄”显然指的是他。
这封电报的意思很明显：薛岳丢下大军，临阵逃脱。而仅仅就在一夜之前的27日，由于薛岳的指挥失误，最精锐的74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接到这个报告，蒋介石心疼之余，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而对这些，薛岳也极为清楚。
为了逃脱罪责，他把责任推到了26军军长萧之楚身上。
早在10月11日，第九战区在上呈军委会的战斗详报中，薛岳就狠狠地告了萧之楚一状：
“沙市街战役，新十六师右为新十五师，左为三十二师，以我三师之众，对最初数百后增至两千余之敌，实占绝对优势，不难歼灭，但结果受敌各个牵制，各个逆袭，致不成功。”
新16师、新15师是川军王陵基的部队，战斗力本来就差，再说王陵基本是蒋介石特意怀柔的对象。而32师则不然。32师出自早已四分五裂的西北军，师长王修身能征善战，所部战斗力较强，在沙市街竟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无法向国人交代。
更进一步来说，26军本来受命掩护74军的侧翼，结果74军还在半路之上，26军就已不见了踪影。后来，74军猝然应战，遭到重创，26军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薛岳见蒋介石咄咄逼人，矛头不断指向他一人，便有些坐不住了。他索性撕破脸，把责任全部推给萧之楚不说，甚至还一再放话要枪毙萧之楚。
对于这一切，蒋介石洞若观火，并未给薛岳机会。对于薛岳的为人，蒋介石十分清楚，“好名、喜功、文过、刚愎”。当初薛岳在贵州省主席任内，为树立自己的政治声望，以惩戒贪污为借口，枪毙了一个县长。不料，这位县长本不该死，一旦被薛岳无辜处决，闹得全省82个县长联名告他，弄得他威信扫地。
蒋介石素以善于、敢于收拾杂牌军著称，他麾下的各路将领也以此为己任。但此时是抗战的最艰难时期，为安抚那些容易离心的杂牌军，蒋介石自然不能轻举妄动。单就第九战区而言，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杨森、王陵基都是地方军阀，而部队之中，仅川军、滇军、西北军、黔军等地方部队就超过了一半，如果这次拿萧之楚开刀，必然会引起负面反应。这对善于权谋的蒋介石来说，得不偿失。思来想去，他只好拿自己的嫡系开刀。如此，这次南岳军事会议必将事半功倍，既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能保持他的最高权威。
最初，蒋介石的目标是第10军和第37军。但两份地图救了他们。
会战中，邹洪的暂编第2军缴获一份日军地图，上面以日语注明：“大头岭之140师及大头岭以西之兴隆山敌牟龙光部队十分顽强。”这份地图呈交给蒋介石后，蒋一看便明白了个大概，当场表扬道：“第140师栗山巷、大头岭之役，能抵御敌人的主力进攻，这不是第140师强了，而是敌人弱了，今后各部要学第140师奋力抵抗的精神。”
37军逃过了整肃，第10军也如法炮制，将另一份地图呈交军委会。
这份被缴获的日军地图显示，在第10军尤其是所部预10师正面，竟标示有日军3个半师团的番号。看到这样的兵力对比，蒋介石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第10军预备第10师阵地前的敌人，有3个半师团的兵力，预备第10师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预备第10师能抵抗一天，已算不错。”
结果，对第10军的惩处，只是将军长李玉堂撤职留任，戴罪立功。果然，几个月以后，在另一场长沙会战中，第10军重创日军，才算洗刷了前耻。
这样，桌底下的小动作耍到最后，74军就成了唯一的靶子。
就在会议的前一天，即10月15日，蒋介石分别召见了王陵基和王耀武。这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法，他要从侧面摸清楚各方面的动向，以便从容掌握局面。早在74军被冲垮之初，王耀武便已经将自请处分发给战区长官部，长官部将这份电稿上呈侍从室，蒋介石看过了，心里先有了几分好感。蒋介石一向认为，王耀武能顾全大局。这次，王耀武自请处分，更是让蒋介石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
蒋介石问了一些军务，忽然岔开问道：“听说你部58师廖龄奇曾去江西完婚？”王耀武不知何意，只能老实回答是。蒋介石又问：“廖龄奇跑回祁阳干什么？”王耀武答：“这点学生不知，只是从战区长官部的通报中得知廖师长是在家乡祁阳被逮。”蒋介石“哼”了一声：“此次战败，虽不是你部完全责任，但74军乃全军观瞻所在，我不能不严肃纪律。”王耀武一看不妙，赶紧揽过责任，说：“学生有负校长重托，恳请校长严责。”蒋介石：“知耻近乎勇，昔日曾文正公靖港投水实非轻生，乃是知耻。你的报告我已经批复了，不日薛长官就会拿给你，我希望你效法曾文正公，绝地重生，百折不挠。”王耀武：“学生绝不敢忘记校长训诲。”
就这样，蒋介石轻轻放下了王耀武，但廖龄奇的名字一经点出，便是在劫难逃。
说起来，廖龄奇也是黄埔系中难得的将才。(https://www.daowen.com)
廖龄奇，1904年生，湖南祁阳人，其父本一介寒儒，廖自小便随父游学四方。1925年，廖入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后又远赴英国，在英国参谋学院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黄埔军人中，有如此学历的，并不多见。但如果仅止于此，廖龄奇也不足以跻身黄埔战将之列。
事实上，从北伐开始，廖龄奇无役不从，骁勇善战更是为人称道。
1926年8月底，北伐军进攻汀泗桥受挫，第4军叶挺独立团紧急驰援。当时，廖龄奇在该团中任连长，他身先士卒，猛打猛冲，不慎右臂受伤，却坚持不下火线。结果战后，右臂不治残废，终生以左手写字。此后，以88师营长的资格参加“一·二八”抗战，又因功升为团长。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88师进驻南翔。战斗部署中，第264旅旅长黄梅兴不幸殉国，廖龄奇在炮火中接任旅长。尔后，廖龄奇挥师猛进，全力进攻日军的核心阵地爱国女校。此战的惨烈，不是亲身经历，实难形容。廖龄奇率部坚守阵地80多天，与262旅的力战相辉映，以致日军广播竟称88师为“闸北可恨之敌”。
1938年，廖龄奇被调到74军，重新投入老上司俞济时的门下。在万家岭战役前不久，他接替邱维达担任58师172旅旅长，次年升任副师长，俞济时和原58师正副师长被相继调离后，廖龄奇便顺理成章当上了师长。
廖龄奇虽能战善战，堪称将才，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国民党将领中，廖龄奇和酆悌一样，都是恃才傲物，不善交际。换句话说，就是人缘不好。
早在88师时，廖龄奇便由于刚正不阿而得罪了孙元良。
1938年南京失陷以后，88师师长孙元良因作战不力，要被追究责任。结果，孙元良经过底下活动，反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72军军长。
按说到此，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不料，88师以廖龄奇为首，一大批中层军官集体上告孙元良的种种劣迹。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才勉强批准临时羁押孙元良29天，但释放之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第20军团副军团长。
廖龄奇没有顾及孙元良的背景。孙元良的叔父孙震，乃川军大佬，同盟会会员，还是蒋介石在保定军校的前辈，更关键的是孙震在川军中拥蒋最卖力。
北伐途中，南昌战局紧张之际，孙元良抗命不遵，致使北伐军严重受挫。第6军军长程潜追究责任，直接说道：“要是不法办孙元良，这北伐也不用伐了。”蒋介石为了应付程潜，表面上同意将孙元良枪决，背后却资助孙元良去日本暂避一时。1928年，蒋介石下令组建国民政府警卫师，下辖两个旅，其中第二旅旅长就是孙元良。“一·二八”事变后，更是接替俞济时，就任德械师88师师长。
廖龄奇意气用事，一再控告孙元良，这就和孙元良结下了死结。
到了74军，廖龄奇不顾前车之鉴，又得罪了新任军长王耀武。
廖龄奇对王耀武态度傲慢，以致善处人事的王耀武和廖的关系闹得很僵。
不仅如此，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58师伤亡颇多，因人员补给问题，廖龄奇又得罪了薛岳、王耀武两个顶头上司。
积怨越来越深，发展到后来，廖龄奇竟连薛岳的账都不买了。其实一开始，薛岳对廖龄奇还是颇有好感的，薛岳一向喜欢能打仗的将领。当初，听闻廖龄奇丧偶，薛岳当即托参谋长吴逸志出面，把表妹介绍给了廖龄奇。但廖龄奇忒不识相，即便是不愿意，借口也可以找出很多，可廖龄奇却偏偏来了一句：“我历来不搞裙带关系！”这一下，不仅让吴逸志深感难堪，还招致了薛岳的恼恨。
这样，从1938年进入第九战区，到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短短3年间，廖龄奇就得罪了战区的三个手眼通天的重要人物。
其实，以廖龄奇这样的个性，放在美、英等国，也不失为巴顿、史迪威那样的人物，但他偏偏又生在这个苦难的国度。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人生的最大任务之一，便是去处理人际关系，而廖龄奇作为黄埔政治系的佼佼者，竟然没有这种能力，这就为他的命运埋下了太多不可预知的变数。
他的把柄很快就被人抓住了。
1941年的上半年，廖龄奇鸿运当头。先是，他于三四月份，到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在此期间，上高会战爆发，由张灵甫代行师长之职。此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前，廖龄奇又请假到吉安结婚去了，大战爆发之际，正是廖龄奇新婚燕尔之时。
当副师长张灵甫带着58师从江西的分宜到达湖南境内时，新郎廖龄奇才依依惜别蜜月中的新娘，驱车赶回前线报到。刚刚接手部队，58师就在激战中伤亡惨重，并被绝对优势的日军包围切割，但是大部分依然突围而出。之后，廖龄奇抗拒了战区要58师退往浏阳的命令，自行将一部由湘阴港渡浏阳河，集结于镇头镇西南许家桥、土桥及南门坝，收容以团、营乃至连为单位突围的部队。收容完毕之后，廖龄奇强行拦下一列火车，将残部拉到株洲整理，自己则顺道回祁阳探亲去了。不巧，在火车上廖龄奇竟碰到了九战区的一名高参，这名高参事后向薛岳进行了告发。
廖龄奇身为一师之长，大战期间一度离开部队，如果戴上一顶“临阵脱逃”的帽子，那将引来杀身之祸。
南岳，寒气越来越重，山景愈显萧瑟，望着外面不断飘零的树叶，廖龄奇的心情抑郁到了极点。
薛岳、王耀武落井下石，带头攻击他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更有人告他临阵脱逃。廖龄奇委屈万分，自以为是“天子门生”，径直跑到蒋介石那里想为自己辩白。
蒋介石此刻情绪烦乱，脾气暴躁，而且他最恨部下跟他辩解。抗战期间，重庆当局成立物资局，统管抗战物资，由何浩若担任局长。一次，蒋介石讯问何浩若，指责了何两句，何浩若辩解了一句，蒋顿时大怒：“强辩，强辩。”随之摔门而去。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秘书萧自诚到外间办事，看到何浩若还傻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何浩若说：“委座要枪毙我，我等候委座的发落。”原来，蒋介石的官话说得欠佳，“强辩”二字在他那颇具特色的宁波方言里，竟被何浩若听成了“枪毙”。何浩若听差了音，还以为蒋介石真的要拿他如何。萧自诚将何浩若原话说给蒋介石，蒋介石也被逗得笑了起来，随即放过了何浩若。
而对于嫡系将领，蒋介石更是粗暴。他视嫡系将领为自己的私人子弟，动辄以家长自居，往往是一语不合，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嫡系将领们挨打之余，还给他们校长的打人招数起上诨名。如果挨的是掌掴，就起名为“熊掌”，如果是脚踢，就命名为“火腿”。他们挨打之余，还会以此为荣，因为只有“天子门生”与最亲近的人才会有此待遇。有时候，“自家人”闲聊时就会彼此问候：“今天你吃的是熊掌还是火腿？”说完苦笑不止。像邓文仪、戴笠这些特务头子，挨打挨骂简直是家常便饭。而汤恩伯身为统兵大将，手提大兵数十万，有时也不免被蒋介石踹上一脚。而被打之人往往还能美上几天。
廖龄奇实在是不识相，蒋介石明明在气头上，他还要往枪口上撞，结果可想而知。
蒋介石认为廖龄奇丢了他的脸，拆了他的台，本已极为恼怒，不意廖龄奇不请自来，更是火冒三丈，当即喝令“滚蛋”，不予接谈。廖龄奇赖着不走，不停地喊报告，要求申诉，蒋介石更加恼火，起身便去开会，廖龄奇仍然追着喊“报告”。蒋介石无奈，即喝令宪兵将廖“押起来”。
消息传到会场，廖龄奇立即成了箭垛。霎时间，墙倒众人推，自薛岳以下，或借此打击蒋介石的嫡系，或虚构事实，为自己开脱罪责，或鉴于将领作战不力，大声疾呼，要求杀一儆百。这样，嫡系将领与杂牌军将领众口一词，要求严惩廖龄奇。
蒋介石又气又恨，当即动了杀机。
10月21日，闭会典礼。
按照惯例，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便会宣布奖惩名单。蒋介石拉长了声调，说道：“ 现在要正式宣布此次长沙会战的赏罚令。”
霎时间，全场大小将领一个个屏息肃立，紧张到了极点。
（一）第七十九军渡河进攻长沙之先头两团，每团准各赏洋五万元，其出力官兵，即呈报核奖。
（二）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李指挥翰卿阵亡，其家属应予抚恤五万元。
（三）营田、湘阴、芦林潭覆没之部队官兵姓名与战绩，应先行特报。第一九七师五九〇团二营少校营长刘虞卿，与该营机枪二连一排中尉排长黄治国殉职，应予奖励，照例抚恤。又第九十九师二九五团一营少校营长曹克人率部守备湘阴城，殉职官兵，应予特奖，由薛长官查报，再行核办。
（四）第十军一九〇师副师长傅湘阵亡，抚恤五万元，并立传。
（五）第一九〇师朱师长岳受轻伤，由司令长官拟定办法呈核。
（六）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应即枪决。
（七）第一〇二师退后之各团长与政工人员，究竟是否临阵逃跑，有无被俘情事，限半月内彻底查报。
悬在众人头上的剑终于落了地。闹了半天，临阵怯敌、指挥不力的将领如此之众，到最后却只有廖龄奇一人受到了严惩。意外之惊喜。
会议刚刚结束，廖龄奇便被执行了死刑。
当时，大会秘书长贺耀祖有意保全廖龄奇性命，遂将手令暂时压下，想等蒋介石息怒，再趁机挽回。不料，宣判后的次日，蒋介石就对外宣称廖龄奇已被枪决。贺耀祖知道已经无法挽回，便急令宪兵团执行了对廖龄奇的死刑。
临刑前，廖龄奇留下3份遗书，一份致其母处理家事，一份嘱其新婚之妻改嫁，一份致其表弟，嘱结算师部账目，并要求将这3份信函抄呈蒋介石审阅，表示他至死仍对校长忠诚。然后，对负责执行的宪兵团长说：“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效命疆场，身上7处负伤，才升任少将师长。我即使犯了临阵逃脱的罪，也应经军法会审，依法处决。今听信几个人的不实之词，轻率给以处决，我是于心不甘的。”
廖龄奇被枉杀的消息传开后，58师上万名将士，无不痛哭流涕，大呼冤枉。其时的情形，颇像高仙芝被谮杀时，三军将士齐呼冤枉的情景。当时，官兵义愤填膺，几乎要酿成兵变，幸亏各团团长晓以大义，耐心劝说，才慢慢平息了下来。
不久，副师长张灵甫接任师长，173团团长蔡仁杰被提升为副师长，58师的3位团长王伯雄、何澜、邓竹修对最高当局失望之极，竟集体辞去职务，退出国民党军界，以为无言的抗议。
廖龄奇身亡之后，蒋介石再上衡山，询问廖死前都说了什么。宪兵团长心眼很好，当即谎称说，廖要他报告校长，没有好好报效，有负教育之恩，将死之际深感惭愧。
蒋介石听了，什么也没说，呆立窗前。
宿鸟倦飞，斜阳惨淡，满山的苍黄模糊成了一片。
片刻，他指示对廖龄奇依阵亡将官例给予抚恤，家人享受烈属待遇。
蒋介石是发现了冤情，还是仅仅出于对黄埔系的关照？不得而知。
廖龄奇做了牺牲品。两个多月后，当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的捷报传遍大江南北时，人们也许会感到，廖龄奇的死未尝没有一点价值。
这个答案，当然会让我们有些纠结，但这毕竟是历史所能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