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墙河防线，精锐部队垮了
日军的强袭，发起于9月18日凌晨。
这天是中国的国耻日，也是阿南惟几之子战死在东北的祭日。
冰凉的夜露从枝叶之间滴落的时候，从杨林街到沙港河下游之间约20公里的战线上，日军第11军将45个步兵大队，322门各式火炮一字排开，一举突入了新墙河南岸中国军队第4军的阵地。
此刻，我军第4军也是一支疲惫之师。之前，听到日军将要进攻新墙河的消息，第4军大部由大云山前线紧急返回。10天来的苦战已让他们筋疲力尽，此刻他们正躲在战壕里稍作片刻的喘息。那个夜晚，他们只希望能睡个囫囵觉，天明之后若有日军攻入也好有气力进行抵御。可日军显然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
第4军的许多官兵在睡梦中便做了冤死鬼。日军的攻击太过凌厉，中国军队还未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整个防线就崩溃了。
这天晚上，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以愉快的心情写道：“统率大军亲视战况，指挥作战，此正其时。殊感光荣，应谢上苍。”
日军的推进速度达到了惊人程度。仅仅在一天之后的19日中午，第6师团就进占了汨水左岸。而其他日军师团，也分头并进，逼近了中国军队的汨水防线。
长沙以北，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仅仅一天便被突破，薛岳遭受了奇耻大辱。
屈原的英灵眷顾着这片染血的土地，难道2000多年后，还要让他再看到亡国灭家的惨剧？
自己造成的痛苦还得由自己来承受。国军守卫部队只能以血肉之躯来为长官的失误埋单。
新墙镇、筻口、潼溪街一线，整个新墙河防线最为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多少年以后，第58军当年的一个排长路保国这样回忆道：“我当代理排长好几次，今天补充，明天补充，都没有人了。死太多了。”
也是在晚年，第4军第102师士兵雷定康对当时的惨状还是记忆犹新：“一个排上去，死光了，由第二个排上去，硬是一波一波上去，后面有人督战，就这样子打。打到最后呢，好了，师长差一点点就被俘虏了。师长被一个人，被我们一个同事背走了，背出来了。”
他所说的师长即是黔军师长柏辉章中将。对于这个名字，国人也许不很熟悉，但提起遵义会议来，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柏辉章家的宅邸里召开的。当然，这个历史的机缘，不过是两个敌对势力的一个偶然的交集而已。其实说到底，在众多的历史人物里，柏辉章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自黔军投入中央军后，柏辉章一直在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夹缝中生存，虽英勇善战却不被各派系接纳，而1952年留居大陆后，又被错误镇反。由于这种因缘，他以及黔军在抗战中的事迹一直没能进入大众的视野。其实，在抗战中，黔军的表现并不输给其他任何一支中国军队。
一直以来，黔军的战斗力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都是排在末流。贵州地瘠民贫，养不起许多军队，军阀们为了节省粮饷，动辄以鸦片代替军饷。本来，贵州有很多被剥削得衣不蔽体的“干人”（穷苦人），很多士兵的出身就和他们相去不远，自出生的那天，过的便是缺衣少吃的生活，身体素质很差，而拿到那些鸦片做“军饷”之后，身体素质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一支军队，其战斗力之低下可想而知。几十年来，在西南军阀的大混战中，黔军屡吃败仗，极少有翻盘的机会。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不过是一群脚穿草鞋，手拿步枪、烟枪的“双枪兵”而已。
可走进抗日战场，黔军却让人刮目相看了。
徐州会战中，友军纷纷败退之际，为了阻击进袭砀山的精锐日军，第102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名团长战死，师长柏辉章一只耳朵被震聋，官兵死伤大半。战后，还未整补完毕，又立即投入了武汉会战。在万家岭山区，102师拼死堵截，配合主力完成了一场空前的大捷。
但102师是杂牌部队，历来不受蒋介石的军委会重视，时常被调来调去，哪里战况危急就被调往那里，几年来光他们的上级单位就换了好几个，没有一个稳定的归属。最近，他们刚刚被配属给第4军，第二次长沙会战就爆发了。第4军是守备新墙河的主力，102师分到了最为重要的正面，压力之大自不待言。
日军的进攻重点，首先是新墙镇一带。
新墙镇是紧靠新墙河中段的渡口，虽只有100多户人家，却是日军渡河的必经之处，战略地位至为重要。当时，防守此一地带的是102师的304团。战斗打响后，日军先以重炮猛轰新墙镇，一时弹落如雨，小镇顿时化作一片废墟。日军趁势渡河，304团的机枪掩体多设在小镇两侧的小山坳里，两侧机枪掩体形成的交叉火力，封锁住了新墙河渡口，日军几次强渡都未得逞。
这个时节秋收刚过，天晴少雨，新墙河宽70米，水深仅0.7米左右，便于日军徒步通过。日军见新墙河正面无法攻取，便从304团的右翼强渡过河，建立了前进据点。该团团长许世俊立即组织冲锋，亲自督战，猛冲猛杀，将渡河日军击退。日军的一名军曹逃跑不及，被我军俘虏。押解到师部，经过审问，才知道当面日军为敌精锐的第6师团。
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开始的小胜并未给中国军队带来任何好处。日军的骑兵到处穿插猛冲，306团的正面首先被突破。团长陈希周几次告急，柏辉章要他坚守阵地，机动作战，不得后退一步。但日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很快，国军防线全线动摇，柏辉章通令各团坚守据点与阵地共存亡，无命令不得擅自撤离后退，并令补充团紧急构筑第二道防线。为紧靠火线督战，柏辉章还把师部推进到了潼溪街附近。
日军的兵力太多，攻势太过猛烈。一时间，我军102师的正面集中了日军第3、第4、第6共三个精锐师团。尽管我军浴血奋战，但还是不能挡住日军前进的势头。在比家山阵地，306团第1营伤亡惨重，难以支持，师部遂派出直属的工兵营前去增援。激战几昼夜，工兵营只剩下营长杨炯以及第3连连长孙逸民以下31人。比家山，这片两年前史华思营全营殉国的山地，再次成了中国军队将士精忠报国的圣地。
而邻近的刘威仪团遭日军围攻，此时也将伤亡殆尽，3个营长就有2个阵亡。第2营代理营长徐锦江率仅剩的18人坚守黄泥港，遭日军骑兵反复冲击，悉数阵亡。第3营在激战中，营长孙国桢阵亡。而还能坚持作战的第1营，也只剩下100多人坚守在古家村，且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中。
为避免全军覆没，柏辉章在军长欧震的指示下，开始将指挥所后撤到潼溪街。当时，师部的警卫部队只剩下直属工兵营的31人。不料，日军的一队骑兵突然杀到。柏辉章命令工兵营一齐开枪射击，当即打倒敌骑2匹。柏辉章的这个命令显然有违作战常识，工兵营营长杨炯暗暗担心，一旦开枪就会暴露目标，岂不招引日军前来搜山？那时敌众我寡，必将导致全员阵亡。但正在他担心的这会儿，日军骑兵却早已向东北方向奔去。望着敌骑飞驰而去留下的那股烟尘，杨炯煞是纳闷。柏辉章见他疑虑重重，便笑着说道：“我以火力齐发，故作疑兵，使其误认为我有大部队在山上埋伏，避战退走，不然，敌人一定上山搜索。”听了这个解释，杨炯疑虑顿消，不禁对师长心生敬意。
此时，第4军的第二道防线也被突破，正面阻击已经不能奏效，军长欧震见势不妙，便令全军向关王桥以东山区转进，占领有利阵地，以便尔后侧击日军。但命令传达到柏辉章这里，却变成了坚持战斗，全力阻滞日军前进，掩护主力向侧后方转进。
柏辉章听到要拿他们作牺牲，心中大为不悦。但他明白自己的位置，掩护任务如果必须由他完成，能争取点儿援兵也是好的。在电话里，他还是装出笑脸说道：“现在敌人步兵分头攻击我各个据点阵地，敌骑乱窜，连日激战伤亡过重，我师剩下不足1000人，恐怕敌人钻隙突进打乱后方部署，请求派一个团的兵力前来支援。”
电话那头，欧震的回答非常干脆：“军只控制第90师一点部队作尔后决战使用，抽派不出兵力。薛长官有令，当前战场成败，责在我军，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说罢，就挂掉了电话。
欧震这话，真是岂有此理。身为堂堂的一军之长，自己率先撤退倒也罢了，甚至还把责任推给在前线苦战的部下，并且一兵一卒的援兵都不派。这样的作为，实在叫人寒心。
柏辉章放下电话，面呈怒色，却也无奈，只能恨恨地念叨：“孤军作战！孤军作战！”
他知道，自己没有背景，贵州老乡何应钦早被架空，远水也难解近渴。眼下，也只好听凭那些嫡系的摆布了。
怨气虽有，但这是在打国仗的抗日战场上，绝不能认怂。他立即拿起电话，通令各部：“各团守住阵地，绊住敌人，不得后退一步，直到最后牺牲，也在所不惜。”
打完电话，他转身对参谋长熊钦垣说：“欧军长不肯派兵增援，现在火线上兵不满千，营长以下快牺牲完了，剩下一些零星部队各守各的据点，看来支持不久。前线一垮，后面就难以设防。我决定到第305团督战，陈副师长到第304团去，即刻出发，我们已决死效命，师部后方一切事务请你完全负责。”
见师长说得如此悲怆，熊钦垣只得好言安慰说：“师长此去，给前线官兵莫大鼓舞，必使一以当百，一定会赢得战局的好转。”
柏辉章苦笑了一下，转身就和陈副师长赶往前线去了。(https://www.daowen.com)
不必多说战斗有多么艰险。柏辉章差点被俘虏，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好在日军急着赶路，对102师的溃兵并不太在意，柏辉章才算捡回一条命。
两天后，柏辉章率部撤退。途中，后勤部队与随军家属遭到日机轰炸，日军骑兵又沿路追杀。妇女老弱200多人无处躲避，只是挤作一团任由日机轰炸。结果，沿路之上，遗弃了很多随军家属的尸体。其实在战前，102师完全可以先将随军家属疏散到后方，但疏忽大意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惨剧。
此战，102师几乎全军覆没。部队撤到浏阳及株洲田心镇，熊钦垣集合官兵清点人数，结果到队军官不满100人，归队士兵只有540多人，损失超过九成。
可是，当他们知道他们的友军一溃千里的情形时，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友军没有派出一个援兵，只是忙着自己逃命，造成全线崩溃不说，还给第102师带来了灭顶之灾。
日军步、骑兵骤至，中国军队各部望风披靡，各级军官失去对部队的掌握，士兵四处溃逃。有的部队甚至是团长率先遁逃，所部跟着一哄而散。逃到平江、浏阳一带的，经第59师张德能部多方堵截，总算收容了1000多人，但这也不过是溃逃官兵的1/10而已。那些未被收容的上万名官兵，既不见长官收容，又不见自动归队，等到会战结束，大部分竟乘乱溃逃到了醴陵、攸县、株洲、衡阳，而打开地图，这些地方距最北面的新墙河战场已有五六百里之遥。在败退途中，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败兵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纪律败坏。他们效法日军，沿途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一段时期内，湖湘百姓都无法消除对这些败兵的入骨之恨。
这样，一种怪诞的现象便在第九战区迷漫开来。在作战中，很多军、师部队名义上被击溃，事实上因作战伤亡而造成的减员仅1/10，而溃散逃亡者竟超过一半，真正留在战场继续作战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
同样的部队，两年前以“天炉战法”重创日军，士气高昂。今日，却因长官的失误而一溃千里，令人嗟叹。
当然，造成这样的大溃败，也可以说，是日军的战术革新发挥了效力。
阿南惟几吸取上次长沙会战的教训，充分认识到冈村宁次指挥下的第11军所犯的几大错误：（一）兵力分散，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在赣北、湘北、鄂南、洞庭湖四个方向发起进攻，用在湘北主攻方向的兵力仅为两个师团，结果被我军层层阻击，决战时丧失战斗力；（二）交通被彻底破坏，日军的装甲车、汽车、重炮都无法顺利通过，既丧失了机动能力，又割断了后勤保障，再加上我军民严格执行坚壁清野，日军野无所掠，致使有效攻势只能保持在10天左右，半个月一过，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三）中国军队以后退诱敌深入，然后包抄决战的战术保存战力，日军无法达成围歼的企图，反而在弹尽援绝之后，给中国军队以可乘之机。
为此，阿南惟几在战术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与冈村宁次的“分进合击”不同，阿南惟几使用的战术为“中央突破”。他集中兵力，只在湘北一个方向上发起攻击。其中，唯一的例外是，他们在上次使用了一个旅团兵力的洞庭湖方面，使用了一个大队进行牵制骚扰。在整个会战中，该大队只发挥了游击作用，并未对主战场造成大的影响。
为了取得闪击战的效果，达成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日军以步、骑、炮、工、辎重、通信等各兵种编成若干支队，每个支队约2000人，钻隙突进，独立作战，并依靠空中侦察、掩护，与骑兵强袭、便衣队潜入、伞兵突击相呼应，最终达成迂回、包围国军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军各部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包围、击溃，根本不能达到层层阻击、步步诱击、消耗日军战力的目的。
而在后勤保障方面，日军鉴于道路被破坏，机动能力受限，索性以人代车代马。几十天之内，在伪军及汉奸组织的协助下，他们在武汉周围强征了近15万民夫，配属给每个基层作战单位，每个步兵中队配属了超过30名的苦役，辎重部队配属的更多。他们用人力替代车、马，扛运各种辎重，减少对道路的依赖。同时，日军大量使用新式的开路车、重战车、装甲车，将未被及时放水的旱田轧成临时道路，强迫民夫携带辎重随军前进。这样一来，日军后勤难以为继的难题就被解决了，而其中央突破战术也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更进一步，日军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甚至还使用了最为现代化的辎重运输方式。日军在潼溪街渡河时，先以立体轰炸，后以步骑兵突进，同时日机又在沿河地带空投下大量的橡皮艇，将弹药器材适时空投在备战区，一有机会即轰炸我增援部队。此种立体协同的作战方式，在中国战场上可谓是前所未有。
战争既考验人的耐力，也比拼人的智慧。日军在对战术进行调整之后，中国军队“天炉战法”的优势已经失去，而薛岳还沉浸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里，还想用旧的战法守株待兔，重现两年前的辉煌。
在这一点上，薛岳就和阿南惟几拉开了距离。
日军采取逐次攻略战法，即每占一地，就根据战场的新变化，实事求是策定新的作战指导方案。在迫近汨罗江时，第11军司令部便为策定下一步的方案而争执不下。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主张大军东进，摧毁平江我第27集团军杨森的指挥部，而第11军作战课课长岛村矩康坚持包围侧翼的战术，迅速围歼我正面的第37军。一时间，两人争得不可开交。
阿南惟几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他知道，这些参谋们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在世界各国的军队指挥模式里，日军可谓是一个另类。由于参谋本部代理天皇的最高统帅权，而日军陆大毕业的高材生从事的第一职业也多是军部参谋，以至于参谋出身的军官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到了与军事主官分庭抗礼的地步。阿南惟几追随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长期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一直不太为陆军所待见，更何况在“二·二六”兵变后，由参谋集团组成的“统制派”把持了陆军，因此他对这些陆大出身的参谋们不敢轻易招惹。两年前，他便是因为得罪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而被下放到中国的山西担任第109师团任师团长。
阿南惟几考虑到，迅速围歼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虽不是最上策，作为折中方案也未为不可。虽未马上表态，但他在心里也认同了岛村矩康围歼湘江方面中国军队的计划。
一条意外的情报促使阿南惟几下定了最后的决心。9月20日晨，在日军的进攻方案即将完成时，第11军专门收集破译中国军队情报的特情班突然送来了一份情报。在这份被破译的中国军队第九战区的命令里，薛岳上将仍然按照第一次长沙会战的部署，要求所属各部迅速集结到东部山麓，伺机发动对日军的侧击。他的具体安排是：
以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五、第一〇四师）于李家塅——麻蜂咀一线，以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第九十九师）于樟树潭——彭家坳一线，分别占领阵地。命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四师）于金井及其西方地区集结，伺机由东向西侧击南进日军。命第二十军向通城，第三十集团军向后方攻击。
这份命令两天前由长沙发出。日军得到这个消息，真如天上掉下馅饼一般。他们立即派出侦察机进行侦察，结果证实了情报的可靠。
当下，阿南惟几不再犹豫，取消先前的作战方案，对第11军迅速作出了重新部署：
“军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机会歼灭敌军。命第40师团由平江经社港市向洞阳镇迂回，命第6师团由瓮江、三角塘方面向金井方向，命第3师团由麻蜂咀方面，命第4师团与其右翼连接面向东南攻击。”
下午18时，第11军正式下达新的作战准备命令。
21日，天象突变。正午时分，罕见的日偏食出现在人们的头顶之上。太阳变成了月牙，大地上顿时昏黄一片，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又像是黄昏时分太阳初落时的景象。
当时，湘北战场激战犹酣，第一线的步兵和炮兵在瞄准射击时觉得视线模糊不清，很快，官兵们惊讶于发生的日食。
日本人很迷信，战场上的日军有的跪地祈祷，有的举枪向遮蔽太阳的阴影射击。他们都很恐惧，认为是不吉之兆，更有日本兵猜测家乡发生了大地震，所有官兵似乎忘记了眼前的战争。
而当太阳开始出现豁口的时候，全速赶往战场的中国官兵也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惊恐地盯着天空所发生的一切。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传说中，日食是阴盛阳衰邪魔出道的表示，难道说此次出师将有什么不利？大家窃窃私语，军官们也有些焦躁，不断地催促着士兵们不准耽搁，不准交谈，赶快赶路。
日食的时间并不长，太阳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大自然神鬼造化也没能阻止人间的战火，战斗很快在一个个战场上重新展开。
第九战区的将士恐怕连做梦都没想到，正是在发生日食的这天，数万名日军主力已运动到我军的侧背，在新市、瓮江、金井一带完成了对我军的攻击准备。
可悲的是，此时长沙城里，薛岳踌躇满志，还在幻想着以“天炉战法”围歼日军。
本来，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赵子立看到日军的集结情况，认为日军此次进攻同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有不同，决不能照搬两年前的作战方案。尤其是当他看到薛岳要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时，心中更是焦虑不安。
面对日军的猛攻，薛岳的第一反应竟是在汨罗江南岸先打一场阵地战，消耗和迟滞日军。为此，他不仅要第26军、第37军在平江以西的浯口—新市—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占领阵地，还命令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率战区直辖炮兵，在浯口方面的汨罗江南岸占领阵地，支援步兵，固守汨罗江。
在电话里，赵子立听到如此荒唐的主张，着实吓了一跳，认为这又是南昌会战中罗卓英死守修水以致全盘皆输的那一套战法，但一时之间，他又不知说什么是好。放下电话，赵子立前思后想，总觉得不能不向上面反映自己的想法。
他一面命部下按薛岳的指示拟定作战命令，一面亲自跑到唐公馆，找薛岳当面申述意见。
唐公馆是唐生明的宅邸，第九战区暂时挪作长官部使用。刚刚穿过前庭，走进唐公馆宽敞气派的厅堂，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便兴高采烈地对赵子立说道：“哈哈！你看我们把第26军使用上，把炮兵使用上，在汨罗江好好地打个胜仗。如何？！”
赵子立不理这茬，只是严肃地说道：“情况怕不是这个样子，我正想向参座和长官说一说参谋处的看法。”
吴逸志正在兴头上，没有看出赵子立心中的不快，以为他要补充什么，便摆了一下手，说道：“那你说说看。”
赵子立挪过一把椅子，凑近薛岳、吴逸志说道：“日军此次进攻，看情况较上次进攻时的兵力为大，日军进攻的正面，较上次为宽。上次日军虽然兵力没有此次大，但它还是找我们的右翼包围，此次日军的兵力大，将更要找我们的右翼包围。
“我们为了‘争取外线’，免受敌人的包围，并能攻其侧背，在汨罗江以南的各逐次抵抗线的右翼，必须向东延伸到三眼桥至浏阳这一条线上。
“我们为了等待第79军、第74军全部到达决战地区，必须争取时间。但争取时间只能用‘逐次抵抗’来争取，像上次长沙会战那样，绝不能用‘一地持久防御’来争取。如果这样做，我们不打算和敌人决战，但敌人要强迫我们决战，将我们的防御部队击破了，就会影响我们在预定决战地区的决战，有可能重蹈前年守修水、丢南昌的覆辙，万不可行。”
他瞟了一眼薛、吴两人，两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本来，按照预先的安排，参谋长吴逸志要带着大部分长官部人员撤往耒阳，可吴逸志认为，一开战就把他支到后方，对一个参谋长来说实在是不光彩。结果，在他的坚持下，薛岳让他留了下来。其实，薛岳把他支开并非没有道理。吴逸志此人虽官拜战区参谋长，但实际上并不善于运筹帷幄。这次，好不容易被留了下来，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却被赵子立的一番话浇了一盆冷水。
赵子立顾不得那么多了，既然箭在弦上，那就索性放开了说吧。
“请考虑这样部署怎样？让第20集团军的第20军由南江桥现阵地，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三眼桥东北转移，尔后待命向汨罗江以北进攻敌后。第58军由新墙河现阵地，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汨罗江以南转移。第26军、第37军在汨罗江南岸的抵抗线，右翼必须延伸到三眼桥对岸。第26、第37、第58这三个军，从汨罗江开始向南交替进行逐次抵抗，至浏阳河南岸转为防御，待命适时向当面敌军主力反攻。”
赵子立停了一下，端起桌上的茶杯，猛然喝了一口，继续说道：
“即让新归本战区指挥的第74军向浏阳东北地区前进，即让第19、第30集团军以一部守备现阵地，以主力从社港市、相公市以东地区前进，待命向西索敌主力攻击。让第10军守备岳麓山及长沙。战区直辖炮兵不宜使用于汨罗江方面，仍使用于长沙地区。”
一席话说得薛岳、吴逸志两人哑口无言。他们不得不承认，赵子立的方案显然也有道理，但与战区眼前的方案相去甚远。薛岳甚至认为，第一次长沙会战并未经过太大的伤亡，便在捞刀河畔收兵而回。此次，日军兵力虽大，只要我军奋力阻击，待日军弹药耗尽，后方联络线又被我退到侧后方的第20集团军切断，日军必然会像上次一样，不战自溃。因而，对赵子立的意见他已听不进去了。
事实上，对于敌情的巨大变化，薛岳并没有看到。
此战一打响，且不说日军在战术方面的变化，单就中、日两军的兵力对比来说，中国军队就已落了下风。
此时可用于湘北方面的中国野战部队，仅有第4、第37、第99、第74、第26军的15个师，而日军则有4个精锐师团另3个支队，共计步兵45个大队，炮兵26个大队，总兵力11万余众。按照日本参谋人员的计算，日军两个大队2000多人可击败我一个师1万人，因而只要30个步兵大队就可完成作战任务，但考虑到我军增兵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便额外增加了15个步兵大队。照这样的兵力对比，中国军队根本无法进行阵地决战。
这时，薛岳如能正视这个敌情，按照赵子立的意见迅速调整部署，湘北的战局或许还能挽回几分。即便不能挽回战局，至少还能减少很多损失。可惜，薛岳一意孤行，先是误判了敌情，接着又错失了良机，一错再错，中国军队的失败命运，此刻任谁也无法挽回了。
日军突破新墙河防线后，仅以小股兵力向汨罗江阵地发起攻击，战斗并不激烈，一切似乎都还在控制之中。薛岳、吴逸志非常高兴，悬着的一颗心慢慢放下了。
但很快，战场形势骤变。萧之楚的第26军打着打着就陷入了日军重围。萧之楚急忙向薛岳报告，请示行止。薛岳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为啥让敌人包过来？为啥不打？丢了汨罗江阵地，就杀你！”
萧之楚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与日军拼了起来。
日军主力由北、东、南三面围攻26军，总兵力超过20个大队，按实际战斗力计算，5倍于26军，看来日本人已盯住了26军，恨不能一口吞下这支部队。26军战斗力很强，其第32师出自西北军，师长王修身曾做过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以能征善战著称；第41师是徐源泉的部队，师长丁治磐，久经战阵，机警过人；第44师是萧之楚的基本部队，师长陈永也颇有能力。尽管如此，由于敌我实力悬殊太大，26军坚持了两天多，虽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但还是被日军击溃了。
紧接着，厄运降临到了37军的头上。洞庭湖与汨罗江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带，薛岳让37军固守在这片死地里。日军在解决第26军后，行动快得惊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指向三角塘，一路迂回到金井侧背，对固守金井的37军进行了合围。此时，37军只掌握了两个师的兵力，即140师与95师，而95师被日军的平野支队牵制在洞庭湖方面，所部防守营田的一个团遭日军偷袭，两个营长战死，阵亡1200多人，战斗力已大为削弱。结果，死扛硬打了一天多的时间，37军也垮了。
日军围攻我26军、37军大获全胜，战场形势已打破了平衡，向日军有利的方向开始倾斜。
此时，薛岳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眼见两个精锐的军已经垮掉，索性一赌到底，便把刚刚赶到的第10军也拼了上去。同时，他望眼欲穿地盼着第74军、第79军能及时赶到，自外围完成对日军的反包围。
但这个险冒得实在太大了。
第10军的士兵还未整补完毕，就被匆忙拉到了战场。本来，按照蒋介石的意思，第10军是被用来守备长沙城的，但薛岳以继续加强金井方面的兵力为由，擅自将第10军调出用于堵截日军南下。
第10军的集结非常仓促，自衡阳、大堡、石湾等地登上火车，在株洲西北的田心下车。下车后，便以急行军赶往金井一带的战场。当时，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不堪，官兵们不得不在没足的泥水里艰难行进。更糟糕的是，士兵们没有防雨设备，背着的军毯、米袋、弹带，时间不大便被雨水浸透，士兵们的负荷更形加重。官兵们一个个疲惫不堪，边走边打瞌睡，有的甚至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睡着了。等到达金井，由于过度疲劳，很多官兵不待进餐，就鼾然睡去了。
次日拂晓，东方的地平线刚刚露出一抹鱼肚白，四野的黑暗还未完全退去。预10师某营的几十个少年兵聚在一起，正在埋锅造饭，而其他官兵，还都躺在营舍里兀自鼾睡。这些被强征到战场的农家少年，大多还是十六七岁的年纪，绝大多数没有读过几年书，平时只知道樵采农耕、捕蝉捉蟹。来到凶险的战场，就像刚断奶的孩子一样茫然无措。他们或许连警戒都没派出，就一个个围在锅边，焦急地等待着开饭的时刻，就像在家经常做的那样。
日军的骑兵突然冲了过来，饭也刚刚被煮好。
霎时间，人喊马叫，清脆的枪声、刀光与血影，在朦胧的晨曦之中，混为一体。
日军的攻击干脆利落。几十分钟以后，战斗结束。上百具少年的尸体躺在了静谧的晨光里。
汤还在滚着。但此刻却是日本人在享用它们了。
第10军刚刚推进到金井西南，就目睹了第37军的溃败，但随着预备第10师的被敌偷袭，自己的溃败也随之到来。按照薛岳的指令，军长李玉堂将所部整师整团地拨给第37军指挥。结果就像决堤的洪水狂泻不止，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第10军增援一个师便被击溃一个师，增援一个团便被击垮一个团。
新兵组成的预10师垮得最早，先是一部遭袭，后来连师部都差点被日军端掉。日军第3师团的骑兵发挥了极强的机动能力，他们专拣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打。预10师刚刚放弃第一个指挥所，日军就抢先把第二个指挥所打烂了。霎时间，通讯断绝，指挥失灵，预10师只剩下败退这一条路。师长方先觉这位后来在衡阳让日军胆寒的一代名将，此刻只能含泪收容那些被打伤、被击溃的部下，匆匆退往衡阳。
紧接着，在古华山东麓的一个独立院落里，日军第3师团一队骑兵迂回杀到，190师师部被袭，师长朱岳负伤，副师长赖侍湘少将阵亡，离师部最近的570团溃不成军。占据古华山东北高地的569团见师部遭袭，只对日军打了二十多发迫击炮弹，就慌忙逃去，而其团长彭祝龄更是丢下部队只身逃跑。568团见势不妙，也急忙后撤。
真真的兵败如山倒。随着部下的溃散，第10军和第37军军部就暴露在了日军面前。迂回到金井附近的日军骑兵，得以长驱直入，逼近了两军的军部。
第10军军长李玉堂带着仅剩的一个团，被日军围困在孙家桥。李玉堂这个黄埔一期生，面对部下派兵堵击日军的主张，此刻也只能愤愤地说道：“我只当一个团的军长，哪里还有兵力使用？”经奋力拼杀，李玉堂才带着军部连夜逃了出去。
第37军更惨。军长陈沛率部突围，军直属部队被冲散，负责保管军部印信的参谋处书记黄轩不幸殉国，关防印信也随之失落。陈沛带着残兵，凄凄惶惶地连夜南奔。
恰在此时，60师师长董煜带着3000多名残兵及时赶到，37军才稳住了阵脚，但已失去了攻击能力。
60师若不是被配属给第4军防守新墙河，恐怕此时也跟着37军一起报销了。日军对新墙河发起攻势时，60师防守在莄口一带，当天便被日军冲散。经多方收容，60师又集结所部，对日军紧追不舍。结果在19日，被日军杀了一个回马枪。从早晨战至下午，60师再次被击溃，师部与各团、营失去了联系。经参谋主任陈燕茂尽力收容，才得到这3000多人。夜半之后，在一处森林里与师长董煜相遇，部队才勉强恢复了建制。
几天后，正是他们的及时赶到，37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为惑乱人心，瓦解国军士气，日军在福临铺附近投下大量传单，说：“薛警备司令阁下，欢迎你来共同搞大东亚共荣圈。”“第60师已全部投降，师长董煜阁下已被生俘。”又在镇头一带投下传单，造谣说：“大头岭之第140师全部被歼，师长、团长全部被俘。”
日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尽情戏虐着失败的对手。对中国军人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