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何祚麻先生的谈话记录
2007-10-15
10月10日，何祚庥先生来南京为南京工程学院讲学，中午我在江宁的湖滨金陵饭店与他共进午餐并畅谈中医问题。以下为谈话要点。
第一，关于对中医的评价问题。我们都主张中医有精华有糟粕，问题是如何分。他强调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我强调他所认识的中医与我们所认识的中医不一样。不同时代的中医其形态不一。他批判的中医不能代表中医的主流，是过去的中医，不是当代的中医和未来的中医。中医有流派，不是所有的中医都是玄学，经方派是中医中科学性最强的。民国的曹颖甫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学部委员叶橘泉先生都不喜欢玄学。所以，不能简单地九一开或五五开。对我眼中的经方医学来说，可能是倒九一开；而清代末年的中医，比如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中医，就可能是九一开。对于这一点，何先生表示不知道中医还有反玄学的流派，黄老师的话对他有启发。但是，何先生认为，就当前在中国流行的中医来说，中医里的反玄学派并不是主流！例如，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人，现在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中医代表人士所持观点，都是玄学派的。另外，只有经过科学“验药”后，才能最终判定它们是否倒九一开！
第二，关于中医是否玄学的问题。何先生认为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五行是玄学。他明确反对“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医者艺也”的说法。何先生认为中医讲辨证的原意思是“辨证施治”，或又称为“辨症施治”。但新中国成立后就有相当一些中医人士，改称“辨证论治”，仿佛中医的理论是辩证法。本来，辨证施治在方法论上有一定道理，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唯物论的认识论。但改成“辨证论治”之后，就变成在方法论上强调辩证法。其实，辩证法有两种：一种是唯物辩证法，另一种是唯心辩证法。中医强调的辨证论治在方法论上属唯心辩证法。我同意何先生的观点，但提出阴阳五行不是中医的理论主体，而是古代中医借用来解释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工具，关键是解释。古代的中医立命之本是临床疗效，看好了病能用当时时髦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出道理，人们就认为有学问。说理与实践的脱节分离现象在中医中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中医的特点之一。古代有很多医家是不用阴阳五行说理的，阴阳五行不是中医理论的主体，古代的农学、历法、天文甚至书法、美术理论均涉及阴阳五行。对此，何先生同意阴阳五行理论的确还应用到风水、朝代更换等封建迷信的领域等等，同意阴阳五行理论不是专门应用到中医，但不同意黄先生认为“阴阳五行”不是中医理论的主体。何先生说中医的肝在左面，很荒唐。我说肝居左是对应五行木来说的，按五行模型的位置是居左，这种模型不是指实质的人体模型，是纯理论的，所以不能与现有解剖学相混。而且，这种解释对中医的临床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何先生认为，这只能认为阴阳五行理论十分不科学。
关于中医的诊断问题，何先生也不相信能通过号脉诊断胎儿性别。我给他解释中医的脉诊，也不是万能的，只是四诊中的一部分，临床需要结合病人的体质、疾病、心理状况等来分析。我还说，中医的辨证论治其实不是辩证法的辩，而是辨认的辨。辨证是识证，是客观的，是实证的。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就是重视实证。何先生认同望、闻、问、切在科学精神上是唯物论，但这是一种经验阶段的诊断方法，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上升到科学阶段。例如，号脉诊断胎儿性别，就是属于“去粗、去伪”的部分。
第三，中医科学方法问题。何先生指出经络实质的研究不科学。说有些人事先就认定经络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来申请研究其实质的经费，这不符合科学道理。我同意何先生的这个态度。我说经络不论是否有实体，但其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是实实在在的可见的实体，则倒不一定。我说有些医生认为是有病才有经络，正常时候是不显现经络的，所以，不能就在现象没有弄清楚的前提下就搞所谓的实质研究。类似的情况也包括脏象实质研究。但是，何先生对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现象表示质疑。他说有一些实验表明，随机取穴和按穴下针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效果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不同针灸大夫在穴位的认定上往往有很大差别。连穴位的概念都还没有科学地鉴定，何来经络？！
关于何先生反复强调要搞清药物机理和分析药物有效成分的看法，我提出异议。我以菜肴为例，南京的盐水鸭好吃，但不知道成分；老鸡汤的成分不易搞清，搞清也没有多大意义，提取的鸡汤成分与五更老火慢炖出来的老鸡汤是不一样的，人们还是喜欢实实在在的鸡汤。我们只要搞出制作标准来就可以了，扬州炒饭就有现代标准了。对此，何先生却说，重要的问题是必须科学地鉴定药物的疗效。所谓科学的鉴定就必须有大量的统计，有对照组，而且要双盲。他还说，如果搞不清药物机理和药物成分，将很难鉴定药物的疗效，也弄不清楚药物功能有欠缺时，向哪个方向改进。此外，何先生还提到现在的中药缺乏标准，采集加工都不规范。
第四，关于中医治疗非典的疗效问题。何先生认为如果说中医治疗非典有效，为什么不在第一线？何先生说，据报道，由于非典，我国曾牺牲了200多位大夫和护士，但全国在非典时期牺牲的医务人员中有几个中医大夫和护士？我说当时我国大部分中医无法参与非典的抢救，我当时就曾提出去南京非典病房的要求。中医最早参与的地方是广州，北京应该是5月8号以后，那是非典战役的后期了。所以，统计中西医死亡人数的样本要到广州去取，才能说明问题。何先生说既然中医参加战斗的人士并不多，为什么在宣传中纷纷说中医在抗击非典中起了重大作用？何先生认为中医的特点之一，好吹牛，好夸大它的疗效，非典就是其中的一例！
第五，关于中医观察的切入点问题。我认为是中医的问题复杂，研究切入点可以很多，科学的切入点仅仅是一点，还应从政治、文化、哲学的角度去切入。我们又谈到冬虫夏草，他说他是不会相信冬虫夏草的，也不去吃的。我说那是藏民族传说的神草，就如汉民族的灵芝一样，现在是有夸大其治疗价值的。我说我在回答患者询问能否吃冬虫夏草时，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说的，如果是大款，我希望他们多吃，他们不吃，西部人吃什么？但是对于工薪阶层的病人则介绍他们吃香菇或其他的中药，毕竟虫草太贵了，没有那个必要。我强调对中医研究，不能仅仅从科学的角度切入，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中医问题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何先生也说当时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受到科学教育的西医太少！何先生还批评了中医善于“治未病”的说法。何先生说，什么是“治未病”，那就是预防为主吧？！但西医何尝不讲预防为主？！西医提出种牛痘，打防疫针，种卡介苗……对现代医学在预防传染病上的贡献充分肯定。但中医说的“治未病”，就完全缺乏针对性。中医能“治未病”的说法，正好说明中医的思维模式，其实是笼统思维！何先生还回忆起1952年推广新法接生的往事，说由于大家懂得了消毒，就导致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他笑着说其后果之一，自此中国人口就出现高峰了。
何先生清癯而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快人快语，为人直爽。与他谈话时间不长，但他的话语之中充满着对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崇敬之情以及对现代社会中的伪科学的愤慨和厌恶之情。他说今天与黄老师交流有不少启发，但你的中医不是主流。我说是的，不是主流，但也不代表过去的中医，也不是何先生所批评的中医。何先生最后说，希望未来的中医不要让年轻人失望。我明白何先生的意思是让科学精神在未来的中医中闪光，让未来的中医有良好的科学头脑。我希望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能理解何先生的一片苦心！
（以上谈话记录已经何先生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