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近些年，伴随着全球政治风云的跌宕起伏与中国政治的稳健发展，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风生水起。但是，必须清楚的是，政治传播虽然无法逃脱传播、传媒技术迅猛发展的诱感与裹挟，但是必须建于坚实的政治文明需要的基础之上。若无政治文明进步的迫切渴求和有力支撑，华丽喧嚣的政治传播最后也只能成为海市蜃楼或者过眼烟云。这便是政治传播亘古不变的特质。
以我的观察，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经过近几年学界和业界的初始耕耘，必然朝着两个方向进发。
第一，持续深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腹地。这里又有两个维度，一是继续聚焦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高远宏大的层面，对党中央政治路线、国家传播战略和中国政治体制等顶层蓝图进行研究；二是随着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与解构，调转方向深入到中国社会中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微社会”和“微政治”的神经末梢，进行“微政治传播”研究。就“微政治传播”研究而言，因为“门槛”低得几乎没有，几乎是“全民政治传播”或曰“百姓政治传播”。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慷慨其词、低头耳语等，都是一种“政治传播”。甚至明星乞丐、娱乐八卦都充满着政治传播的“气味”。
第二，向政治传播的延伸地带和未垦领域拓展。这里也有两个维度：一是政治传播绝不仅仅是传统的“政治”和“传播”的事，要研究好政治传播，必然涉及诸多的学科领域，这就必然形成诸多新的“交叉地带”；二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政治传播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政治体制的事，就算是聚焦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政治体制的政治传播，也需要超越这个国家或这种体制才能更好地研究这个国家或这种体制的政治传播。拿中国来说，就是所谓的“中国立场、世界视野”。这样一来，比如研究方法论的选择、历史考论的视角、政策梳理的层面、比较研究的视野等，这些在过去看起来似乎只是政治传播领域“边缘”的领域，也必然地成了政治传播不可或缺的研究路向和目标。
正因如此，继国家的“211工程”“985工程”之后，搭乘“双一流建设”的这股高校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在“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丛书共含9本著作，从2015年起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之后，继续推出这一套“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
书系第一批计划推出7本著作，这7本著作印证着以上我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景观的分析。
《中国政治传播策论》正是由抽象虚浮的学理研判和高大宏远的人类政治，向具体的中国政治传播现实转型的桥梁之作。之所以如此言说，是因为书中所选的20篇“策论”皆从基本理论“落地”到中国现实，颇有在政治传播上“出谋划策”的自我幻象（也可能连“幻象”都不是，而只是一种自我“幻想”）。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曾久久反思：这么多年的政治传播研究，自己研究的特色究竟是什么？看来还是坚持了“聚焦中国”这一特色。
《政治传播研究方法论》当是这套书系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本。众所周知，研究方法的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成败。对于政治传播来说，究竟该使用哪种方法论？该如何使用哪种方法论？所谓的哲学的、政治学的、传播学的、历史学的、统计学的、比较学的，所谓的定性的、定量的、质化的、量化的、可视化的云云，着实需要一个清楚的梳理与简介，并要在一定的价值选择上做出最优推荐，这本书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需要在这个总序中事先声明一下，最好不要对这本书期望太高，因为太难了。
《政治传播经典著作导读》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任何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都不能是空中楼阁；任何关于政治传播的知识积累和观念创新，都不能离开政治传播经典这个基础。这本书也不仅仅为所谓政治传播的初学者或刚刚接触政治传播的研究者提供资料，其目的还在于有效矫正越来越深的政治传播研究对经典的有意无意的不正当的背离。在“经典”的选择上，本书秉持经典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原则。经典性强调所选著作在政治传播研究相关重要主题上的开创性意义或者研究方法上的典范性价值；多样性强调从多学科视角选择政治传播经典著作，诸如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可以置于政治传播视域之下的经典著作；开放性强调对“古典的经典”的超越，选择还没有被称为“经典”但有可能成为“经典”的著作。还要申明，这里所指的政治传播视域，是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判断，因此，本书所选著作既包含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也体现了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立场对政治传播范畴和研究旨趣的理解。
《政治的微传播研究》率先开辟政治传播研究“新战场”。选题正是基于我的“随着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与解构，调转方向深入到中国社会中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微社会’和‘微政治’的神经末梢”这样的思想理念。虽然，这本书现在的思考和样貌与我的想象和要求尚有不小的距离，但仍不失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拓展之作。本书在辨析“微传播”概念的基础上，将“政治”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与“微传播”这一崭新的传播形态勾连起来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了“微传播”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传播新形态”。
《比较政治传播研究》谋求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试图主动迎合当前政治传播“全球趋同”这一潮流和态势。其基本理念是：政治传播首先是本土化的，是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活动，会受到这个区域范围内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的影响，因而政治传播是有国别特性的；但同时，政治传播的“全球趋同”又给各国政治传播甚至政治运作带来“普遍性”的诉求。比如，政党制度的衰落导致人们对政治的怀疑倾向加强，政治分裂加剧了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差异等。此种情况下，比较政治传播研究意义凸显。本书研究不同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的政治传播活动，尤其关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传播的复杂性，探索政治传播现代化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模式”之外的种种可能性。
《英国传媒监管研究》打破人们总是以美国为“标本”的习惯，选择了英国作为研究样本。这是因为，英国是传媒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荚国的报纸、广播、电视自产生以来，不仅成为英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构成部分，同时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也成为英国国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英国的公共广播制度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样板。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英国的传媒格局、媒体传播方式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普及率和网络广告的投放数额现在也都居于世界前列。从传媒业发展早期到现在，英国对传媒领域的规范，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的监管制度类型和模式；近代以来，英国对于传媒的宽容性（或媒体在与政府等各方博弈中，各方所呈现出的妥协性）和严格的规范性也构成了其不同于很多国家和地区传媒监管的特征。因此，英国传媒监管的历史演变、制度设计、法律依据、具体运行、经典案例等，都非常值得研究。
《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史》更是在喧嚣的时代中把研究触角一下子深入到人类文明的前端——中国古代。理论上讲，传播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过程，来自政策制定者与特定传播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国古代虽无“传播政策”的概念，但对信息和舆论的管制实践却无时不在，或者说，“朝廷”对于信息“堵与疏”的争论和实验从未停止过。总的看来，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反映的是走向思想专制的管制经验，不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体现出我国文化内在的基于民本和人本的理性、宽容和开放，以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而产生的足以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力量。这本书描述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官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使用的各类政策工具以及它们的理论来源、结构、功能和效果，既是从政策角度来解说传播史，也是从传播角度来解读政教史。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尽最大可能反映中国古代官方传播政策在特定时代的源流、内容、定位和影响。
说实话，中国的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研究正在艰难中前行。我们这些负重前行的“同行们”的辛勤劳动，也许只是未来政治传播华彩乐章中的一个个乐符，或者说只是未来政治传播的广阔大道上的一块块铺路石，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做学术研究的苦行僧们来说，除此之外，复有何求？
荆学民
2017年3月25日
一个美丽的周末于东湖湾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