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饰
服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显得非常重要。序言中，我们已经引用了孔颖达对“华夏”一词的解释：“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说明了“华夏”的得名来源之一就是中国人得体美观的服饰。“华夏一也”说明礼仪和服饰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而“华”与“夏”组合成词的时候，“华”在“夏”的前面，充分表明了古人对服饰的高度重视。几千年来，我国积淀了深厚的服饰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中国也往往被称为“衣冠上国”，中华文明也就有了“衣冠文明”的雅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服饰的礼仪特质就深化了。《礼记·冠义》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会礼仪是非常重要的，而服饰即“正容体”被看做礼仪中的首要之义，在此基础上，控制自己的表情，配上温和得体的语言，这样小至家庭的和睦，大至国家社会的安定有序才能实现。《礼记》代表的儒家服饰观念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特别是到了西汉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服饰的社会政治功能得到强化，与之相关的礼仪规范也越来越完备。这样一来，人们戴帽穿衣，佩饰物，穿鞋子，都郑重其事，特别是正规场合，一定要符合规矩，不可以随心所欲。
首先来说帽子。帽子在今天一般是为遮阳、防寒，也有用来作装饰的，不分大小，不分款式，不分材质，只要喜欢就可以任意选择来戴，但先秦时期可不是这样，那时只有身份较高的成年男子才有资格戴，平民只能裹头巾，罪犯也没有资格戴，未成年人也不能戴冠。那时的冠一般由冠圈、冠梁和缨即两条小丝带组成。戴上后，必须保持端正，而且不能轻易取掉。据《左传》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鲁哀公十五年，卫灵公宠信足智多谋的美人南子，太子蒉聩被迫出走。卫灵公驾崩后，蒉聩的儿子姬辄登基，这就是卫出公。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权力，卫出公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异常无情。他在位十二年，一直不许父亲入境。后来蒉聩想办法迫使他的外甥、卫国大夫孔悝立盟，将卫出公赶下王位，自立为庄公。孔子最讲义气的门生、卫国蒲邑宰子路，当时是孔悝的家臣，当他得知蒉聩要挟孔悝的时候，赶紧从远道孤身前往，满心希望能够解救孔悝，不幸遭到围击。混战中，子路冠上的缨被划裂，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从容地系上缨子，端正冠的位置，结果被士兵乘机剁成了肉酱。因为正一正头上的冠而丢了命，这种做法似乎有点儿傻气，但这恰好说明，在当时人眼中，端庄地戴冠是一个人的尊严所在。对帽子的重视，体现了人对自身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的内涵所在。
到了汉代，戴冠仍是贵族和官员的特权，但冠帽的样式丰富多了，等级差别也更加分明。如汉高祖刘邦在发迹前发明了孔氏冠，登基后规定贵族的爵位在八级以上的，而且是祭祀时才能戴，其他人不许戴。公卿大夫行射礼的时候，统一戴上像倒扣的杯子一样的委貌冠。百官正月朝贺时，皇帝戴山形的通天冠。文官和儒生戴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的进贤冠，以帽梁的数量来区分等级，公侯三道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道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学弟子一道梁。执法的法官戴的是法冠，又叫做獬豸冠。獬豸是传说中的神羊，这种羊非常聪明，能够辨别曲直，断定官司，所以法冠最鲜明的特点是上面有一个类似羊角的东西。汉代的冠帽还有武冠、鹖冠、樊哙帽、爵弁、皮弁、方山冠、术士冠等种类，什么身份什么场合就戴什么帽子，坚决不许越级。
冠帽制度尽管严格，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以前只有普通的老百姓才戴头巾，到了汉代这一习俗逐渐改变了，贵族也开始戴头巾，而引领这股潮流的重要人物是王莽。据《汉书·王莽传》和蔡邕《独断》记载，王莽篡位时已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不好看，也显得精力不旺盛，于是他在头发上花了很多心思。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把头发成功地染成了黑色，但光染发还不行，因为已经秃顶了，只靠帽子遮不住，于是他在头上先戴一个头巾，再戴帽子。贵族大臣对此感到新奇，纷纷效仿，习惯成自然了。
汉代的冠帽制度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直到明清之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下面直接来说说清代的冠帽。清代因为是满族建立的政权，所以官帽从质地、造型上和前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是用貂皮、海獭皮、狐皮等皮革制成的，而形状都一样，像个斗笠，所不同的是上面的顶戴花翎，职位的高低就以此为据。顶戴是指官帽上的珠子，材料主要有红蓝宝石、珊瑚、水晶、青金石、素金等，用料越贵就证明等级越高。花翎是帽子上插的孔雀翎，翎羽上的圈纹被称为眼，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眼越多等级越高，没有眼的称蓝翎，等级最低。因为官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顶戴花翎上，所以官员在被降级或撤职时，更换或摘掉上面的顶子就可以了。清初为了统治需要，实行了剃发令，人们都梳辫子，当然就不能戴头巾了。民间男子盛行戴扣住整个头部的小帽、毡帽、风帽等，孩子则戴狗头帽，帽子两旁装上两只毛皮狗或兔耳朵，以防天冷在外玩耍时耳朵被冻。
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清刻本
其次，说说衣服。服饰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衣服。早在一两万年以前，山西朔县峙峪人和山顶洞人就会用骨针缝兽皮衣服。大约五六千年前，中国进入农耕社会，出现了麻布和葛布的衣服。到了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服装的基本款式就确定了。《易经·系辞下》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西汉淮南九家易学派解释说，黄帝之前，人们都穿毛羽、兽皮、树叶等来抵御寒暑，黄帝开始制作衣裳，并主动充当模特，穿给天下人看。衣取天覆万物的意思，居上；裳取地承载万物的意思，在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衣裳并不分，但在古代，衣指穿着上面的衣服，穿在下面的才叫裳，从《易经》看，上衣下裳的基本款式在黄帝时期就确定了，但这时衣裳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晋代的韩康伯认为黄帝“垂衣裳”的目的是“以辨贵贱，乾尊坤卑之义也”，即通过衣裳与天地的匹配让人们有尊卑的观念并服从它，从而天下也就不发生动乱了。可见那个时期，衣服就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内涵，故后世衣服的形制、款式、面料、颜色、图案等有严格的等级区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后汉书·舆服志》），从中可以看出穿戴者的尊卑、高下。
我们以男性的服装为例。龙袍是天子的特定服装，不得私制，也不许随便穿，否则会被视为谋反。《水浒传》中宋江攻打方腊时，缴获一箱龙袍、皇冠等，阮小七不懂朝廷规矩，穿上逗大家开心，结果归京受赏的时候就因此被免职了。龙袍的颜色为明黄色，所以成语“黄袍加身”就是指做皇帝。《历代笑话集》中有这样一则笑话，说一个乞丐从京城回来，自夸曾经见到过皇帝。有人问他：“皇帝是什么装束呀？”他说：“头上戴着白玉雕成的帽子，身上穿着黄金打成的袍子。”那人听了，又惊讶地问：“金子打成的袍子，穿上了怎么作揖呀？”乞丐呸了他一口，说：“真是个啥都不懂的蠢货，既然做了皇帝，还向谁作揖呀？”其实皇帝哪里是乞丐能见到的，皇帝在祭祀等场合也是要行礼的，这个乞丐显然是在瞎说，但起码龙袍是黄色的他还没弄错。
本来老百姓也可以穿黄色，但从唐高宗开始，黄色就被皇家独占了。唐代的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袍，四品、五品穿绯袍，六品、七品穿绿袍，八品、九品穿青袍。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被贬为江州司马，因为官品低，穿青衣，所以他在《琵琶引》中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除了颜色之外，能反映官员等级差别的还有补服。补服又称补袍，是一种饰有品级徽识（即补子）的官服。明代的补子是一块大约四五十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表示品级。文官的补子用飞鸟，武官的补子用走兽，各分九等。清代的官服也缀有补子，鸟兽的纹样和等级，与明代大同小异。其中一品是文官鹤、武官麒麟；二品，文官锦鸡、武官狮；三品，文官孔雀、武官豹；四品，文官雁、武官虎；五品，文官白鹇、武官熊；六品，文官鹭鸶、武官彪；七品，文官
、武官彪；八品，文官鹌鹑、武官犀牛；九品，文官练雀、武官海马。此外，都御史、按察使等，均绣獬豸（参《大清会典图》）。绣制好的补子华丽耀眼，所以远远地人们就能识别对方的身份。
穿衣服除了不能越级，还要注意场合。孔子曾说：“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荜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礼记·儒行》）一个人太穷了，房子破败不堪，门是用荆条、蓬草编织的，窗户用破瓮来充当，即使是这样，出门也得换衣服。那么皇帝和官员更是讲究，除了日常的便装以外，还有朝服、祭服等，每种场合都不能马虎。如明代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记载，明朝天顺年间，大臣薛瑄有事入朝，英宗本来戴着小帽，穿着短衣，听说薛瑄来奏事，赶紧换了袍服。再如《红楼梦》第十四回写贾蓉的妻子秦可卿病逝，出殡之日，各王侯家在送殡的路上设祭棚路祭，北静王水溶“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第十六回写贾政过生日，正在家里喝酒听戏，忽然夏太监来宣旨让他们进宫，贾政和贾赦等赶紧换上了朝衣出发。
穿衣服虽然有非常多的讲究，但并不意味着单纯追求华美。《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子路见孔子的故事。因为对孔子非常崇拜，子路特意穿着华丽的衣服来拜见孔子。哪知道孔子说，你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呀？大江发源于岷山，它的源头水很少，只能浮起酒杯，但是到了下游，人们不乘舟，不避开风，就不能渡江了，难道是到了下游水才变多的吗？今天你穿得这么华丽，颜色这么鲜艳，天下人谁肯给你一些建议呢？子路听了老师的教诲，急忙快步回家换了一套朴素的衣服来。孔子是主张人修饰自己的，他曾说过：“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大戴礼记·劝学》）但从上面这个故事可见孔子并不看好华美奢靡，他提倡的是自然质朴，穿着要得体、不张扬，这也是古代社会的主流风尚。《红楼梦》中的薛家富甲一方，但薛宝钗的穿着就比较保守，第八回写宝玉去梨香院找薛宝钗玩，看见薛宝钗正坐在炕上做针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应该说薛宝钗什么衣服都买得起，但她不铺张浪费，很会过日子，谦逊低调，合乎礼仪规范，所以她能被贾母和王夫人看中，成为贾府儿媳的最终人选。
着装在以上要求之外，还要做到整洁。朱熹在《训学斋规》中写道：“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他认为童稚时期，首要学习的是严肃着装，这比读书写字更重要，因为这涉及做人的问题。他说：“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也就是说穿衣服不讲究会让人不尊重，瞧不起。而且朱熹还说吃饭、走路时要小心，别弄脏衣服，衣服脱下后要叠好放在柜子里，不许乱放，以免沾上灰尘，穿脏了要勤洗，“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用完洁”，破了就补上，补丁多了不要紧，只要整洁就可以。《庄子·山木》中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意思是庄子曾经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服，理正了腰带，系好鞋子去见魏王。庄子的事迹可与朱熹所言相印证，可见如果家境不好，买不起好衣服，穿带补丁的衣服去见王侯贵族也是合乎礼仪的。皮肤尽量少暴露也是衣冠整洁的一个方面。《礼记·曲礼》有“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的规定，即不能袒胸露背，天气再热，也不要撩起衣裳，或者上身不穿衣服。
其三，谈谈配饰和鞋子。配饰一般戴在头上，或挂在腰间。有一些是分等级的，如唐代官员三品以上的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的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的没有鱼袋。一些则为表现职业特征，如汉代的案牍文吏流行把笔插在耳边，称为簪笔。还有些是为了美观实用的，如《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载，因为贵妃元春要回家省亲，贾府特意建造了大观园，贾政命宝玉和家中的幕僚一同游赏，为各个景点命名并作题咏。因为贾宝玉表现不错，连跟从他的年轻男仆都沾了光，这些仆人来讨赏，不要赏钱，“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林黛玉误以为她做的荷包也被抢走了，一气之下把为宝玉做的香袋铰碎了。宝玉当时没有爵位，只是个贵公子，这些香囊、荷包、扇袋等都是男子常见的随身配饰。鞋子在古代大多数时候没有特别的品级上的规定，但是由于造价不同，出现差别是自然的。贵族和富人大多穿丝或皮革做成的鞋，穷人就只能穿麻鞋和草鞋了。木屐的底上有齿，因为不易透水，所以下雨天穿最好，又因为轻便，所以通常当休闲鞋穿。南朝的著名诗人谢灵运就发明了可以将前后齿自由取掉的木屐，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游玩时极为省力。大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这样写道：“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谢公屐就指谢灵运发明的木屐。明代的时候关于鞋子有些限制，如洪武元年，规定普通百姓的靴子上不许绣花纹，不许用金线装饰，后来干脆不许百姓穿靴，这条禁令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不过即使无禁令，老百姓经常穿的也还是布鞋。相对于衣冠和配饰，鞋子的礼仪规范比较简单。
以上讲的都是服饰的礼仪规范，如果不遵守，会怎么样呢？那就会被视作对社会的叛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如公元前636年，流亡宋国的郑公子子臧因为穿着不得体，“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因为戴帽不得体，招致了杀身之祸。隋朝的孙万寿原来是滕穆王杨瓒的文学侍从，据《隋书》卷七十六《孙万寿传》记载，其“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即因为他衣冠不整洁，被发配到江南多灾异的地方，从此闷闷不乐。宋代的著名书画家米芾，也是因为衣服惹了祸。他有洁癖，所以官服洗得太勤，别人的还很新，他的就洗旧了，站在大臣中间反差很明显，因此引起皇帝不满，也被贬了官。这些都是衣冠导致的个人得失，大而言之，衣冠在历史上还有改变国家命运的实例。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刘秀力图兴复汉室，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刘秀集团一度不占优势，更始帝刘玄即位后，刘秀还是司隶校尉，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关键的事情，《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记载，刘玄将要移都洛阳，让刘秀先去整修宫殿，刘秀训诫他的属下办事一如汉代的旧制度。当时三辅吏士来迎接刘玄，见刘玄下属“冠帻而服妇人衣”，不免觉得好笑，而刘秀属下衣冠整齐，吏士们非常欢迎。有些年纪大的甚至热泪盈眶地说：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汉代的衣冠风俗。一次普通的行军，使刘秀赢得了人心，为建立东汉奠定了基础。可见穿衣戴帽，的确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