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舆情

与舆论类似，舆情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词语。舆情虽然起源早，然而在国内研究的兴起则比较迟。据刘毅（2007）考证，“舆情”最早出现于唐昭宗在乾宁四年（897年）的一封诏书，诏书表述为：“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宋焕斌等（2011）等认为西方的舆情研究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研究，现代西方对舆情的研究则主要通过民意来进行。中国古代的舆情思想则主要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民本论思想。

舆情的定义也较多，不过舆情至今也尚无公认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其释义为“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学界的定义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基本都包含了这一要义。其中，最为简单的理解是“网络舆情，舆者，舆论也；情者，情况矣。”（苏云升、周如俊，2005），即将舆情理解为“舆论情况”，这种理解显然颠倒了舆情和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无法令人信服。刘毅（2007）大量考证了当时多种网络舆情的定义，并提出了他的看法：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约10年后，由童兵教授主编的《新闻传播学大辞典》，采用了与苏云升同样的定义，并集成了刘毅的定义解释，其完整的表述为：舆论情况的简称，泛指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见，也可称为群众看法、群众意见，简称群情、民情。指在一定公共社会系统中或空间内，民众主体围绕相关共同关注的客体事件产生的态度和意见及这种态度和意见的发展和变化情况，尤其是指相关大多数人对社会管理层面及政治价值取向的态度，是他们表现出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的总和。齐中祥（2015）则认为：“舆，公众也；情，情绪也”，亦即公众的情绪，这个定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流传较广的定义来自王来华（2003）编写的国内第一部舆情专著《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不过该定义将舆情限定得过于狭窄，将舆情的全部内涵归结于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在无形之中，舆情的外延被缩小了（丁柏铨，2007）；张元龙（2009）同样表达了对舆情狭义定义的不赞同，并提出了其舆情的“五体说”，即舆情主体、客体、激体、本体、承体；张云龙逻辑构件上的考虑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舆论”相比，国内关于“舆情”的研究，由于时间晚，数量也少得多。检索到的最早文献发表于1992年（吉小安、龙克虎，1992），若不限定标题，则检索到的最早文献发布于1949年（杜若，1949）。在中国知网的各类文献量如图 1-3所示，具体趋势如图 1-4所示。

图1-3　中国知网“舆情”相关文献概况

图1-4　中国知网“舆情”相关文献发表趋势（年）

对比“舆论”的相关文献，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舆论相关的学术期刊和报刊文章明显多于舆情。在标准方面，舆情为0，但是舆情的相关成果却多于舆论。标准意味着研究的成熟，可见舆情相较于舆论，是一个更为年轻的研究领域，但舆情领域相关成果却较多，意味着近些年舆情研究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领域。

顺便提及一个令人意外的事，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收录了舆论，却没有“舆情”一词。以甘惜分教授的资深业内地位和庞大而豪华的编写队伍，却没有收录“舆情”，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舆情研究较舆论研究的滞后性。这个时期舆情研究还未走入公众视野，学界也并未关注。多年后，由甘惜分教授担任顾问，由童兵担任主编并于2014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大辞典》中，才收录了“舆情”，而此时已经是舆情研究的黄金时期。

对比图1-2和图1-4，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舆论”和“舆情”的研究都在2017—2018年前后大幅降温，这或许与2017年出台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亦即最早由清华大学李希光所提出的“网络实名制”有关。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本来是两个并行的空间，虽然在多方面存在信息流动且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但其最主要的空间实体——人，却基本没有对称关系。假如我们将网络空间视为物理空间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物理社会中的很多物体和事件，但唯独在人的方面，我们无法在两个空间中找到人的对应关系。例如，可能我们在网络中看到了一个能言善辩的知名账号，然而我们不知道在现实物理空间中他具体是何人，或者是不是也如此的能言善辩。甚至有可能这个网络上能言善辩的大V就是我们身边某一位沉默寡言的不起眼的人物。正因如此，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而不会存在现实物理空间中他所需要承受的来自公众、同事、领导、亲人等各方面的压力。当然，这些压力并不一定同时存在。例如，有些观点、事件在同事间没有压力，但在家庭里却存在压力；反之亦然。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收录了专业术语：潜在舆论，并将其定义为“公众没有公开表达，只在私下散布与传播的社会意见”，并进一步指出“潜在舆论的传播，通常在家庭、亲友、邻里或同事之间进行”。由此可见，公众所形成的压力与同事、亲友等压力也不一样。

但随着网络实名制的出台，上述前提不再存在。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随着网络实名制的出台，舆情将死，并将回归传统的线下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此后又出现了关于舆情研究的小高峰并且维持在相对高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