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时尚未读书识字,就喜欢东涂西抹,画些人呀,狗呀,没有范本,就拿香烟画片照着画。七岁,进嘉定第四国民小学一年级读书。这所学校在家后几十米的土地庙内,只有一个班级。老师是我的大母舅,名朱闻香,他在前清时是县学生员,没有考上秀才。小时患过中耳炎,以致耳聋重听,但教书认真不苟。我读上书,接近了笔和砚,看到教科书上的插图,很感兴趣,就照着用毛笔画起来。在我的上代以及亲戚朋友中间,没有一个会画画的,南翔镇是个小地方,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画家,所以我画画完全是自发的。我小时不算笨,记得有一堂填充课,要把“无”、“不”两字造成句子,我填上“树上无花,不能结果”,博得老师的称赞。我身体一向不好,据闻我母亲在怀孕时身体患病,所以我生下来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服了些补品,也不见好。尤其肺弱,时常感冒。

十一岁我小学毕业,到镇上嘉定第二高等小学读书。有次心算比赛,我得了第一,我自己也没料到。听说我父亲心算很好,他去买物,买了一大堆,营业员尚未结账,他已把总数心算出来了,难道这也有一点遗传基因吗?但在这方面,我没有发展,只有画画,一直爱好不变。我母亲的祖父,爱好书画,家里也有些收藏。我母亲擅长刺绣,在这方面,或者在我母系上有些遗传基因。

我十二岁转到南翔大寺前翔公小学读书,离家一里多路,是可以走读的。但父亲叫我寄宿在学校内,让我锻炼锻炼,准备毕业后送我到上海去读书。我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去学校。路过仙经堂,隔壁有一老画家叫沈书林,他的画室就靠街道,窗上镶块大玻璃,我不敢进去,隔着玻璃看他画画。其实他的画是极庸俗的,但我看得津津有味。我在这方面一点知识也没有,也不知道画分山水、人物、花卉。

十三岁时,我家邻居糟坊里的小老板送给我一部《芥子园画谱》,我如获至宝,大开眼界。这部《芥子园画谱》也不是木刻水印的原版,仅仅是巢子余临摹的石印本,但我觉得好极了,遂如饥如渴地临学。从中知道了一些画法以及传统源流,此外我一无所知,也没有机会接触一些有关画学的书本,实在可怜得很。

我十四岁高小毕业,到上海澄衷中学读书,学校里成立了一些书法、绘画、金石等课外组织。那时中学图画课,一般都教西洋画,唯独澄衷中学教的是中国画,由一位名叫高晓山的老先生来担任。记得有次示范,画一块切下的猪肉,有精有肥,他用笔蘸饱了水,笔头上蘸点红色,卧笔下去,一笔分出肉皮、肥肉、精肉,我觉得新鲜,也从而悟到用水、用色、用墨的道理。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只供在馆内翻阅,不能出借,我就带了笔砚,在图书馆内临摹,从而知道中国画传统的源流派别,及其笔墨运用。这些画是无法得见真迹的,但这种用珂㼈版缩小印刷的画片,虽然有些模糊,但终究可以见到一些精神面貌。所以我说近几十年山水画水平回升,胜过前一个时期,珂㼈版的问世,是有功劳的。当然有的人临摹珂㼈版,不得其法,搞得奄奄无生气,所谓珂版(谐音科班)出身者,自当别论。这部《中国名画集》选得比较精,伪品不多,使我知道那些流派、名家的面目,比之只看文字记载,摸不到头脑有用得多。这部《中国名画集》有三十多册,价值几十元,我买不起,时常到图书馆去借阅借临。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画传统认识有粗粗的轮廓,这部书是有启蒙作用的。学画之外,我也兼学刻印。图书馆里有一部《十钟山房印举》,不是原拓本,是商务印书馆翻印本,也要二十元一部,我也买不起。其时和我同寝室的同学吴一峰也刻印章,他也买不起这部书,就用拷贝纸覆在上面用朱色依样摹画下来,我也学他摹画,积成一厚叠。没有石章,星期天到城隍庙小世界下面摊头上买回一角或几分钱一枚的石章学刻,从虹口唐山路到南市城隍庙,来回一二十里,徒步往来,要走整整一个下午,回到校门附近,四个铜板吃碗小馄饨。我别无嗜好,只此自得其乐。我的篆刻主要学秦汉印,也学一些清代诸家,兴趣很浓。至于书法,早上四时起床,磨墨练字,初学龙门石刻中的《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后来也写过《张猛龙碑》、《朱君山墓志》等。在一次书法评选中,得过好评。在寝室里没有台子,我就把一只老式大皮箱搁在方凳上当作台子,坐在床沿上临写。

过了一年,和我一样爱好美术的同学吴一峰,还有一位贾镇廷,都转到上海美专去读书,我很羡慕,也想去,但父亲不答允。他说即使要学画,也应该多读些书,读书太少,不宜过早学画,这样我就继续在澄衷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曹慕管主张读经复古,为了办学宗旨和《新青年》杂志主编杨贤江打笔墨官司,杨认为这样会让学生中“国故毒”。曹校长不予理睬,每年指定学生自学一部古书。我记得学过《论语》和《汉书·艺文志》等。学期终了,举行国文会考,请校外名人阅卷,名列前茅者有奖。有一次是请浙东名士冯君木来出题阅卷,我考得不错,奖到一部《畏庐文集》和《畏庐文集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