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

1979年春，荣宝斋王大山写信给我，说荣宝斋推荐我去香港办个展，要我早作准备。到1980年秋，已积得画八十幅，全部裱好。先在上海画院大厅展出，因场地窄小，共挂四十幅，而匆促之间，少作准备，不及发请帖，又为期只有四天，也来不及作报道宣传。但来观者络绎不绝，室为之满。画院每隔若干日，举行个别画师作品展览，他们都说我之画展盛况空前，也得到普遍好评。因我在上海，从未举行个展，虽在各次展览有零星一幅、两幅展出，从未见有集中数十幅者。加之二十余年沉沦，剥夺了与群众见面的机会，稀见为贵，此其故也。

上海展后，画幅全部带至杭州，于浙江美术学院展览馆展出。在展出期间，举行座谈，亦以好评居多，此皆同志们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浙江军区一位解放军同志知道我将去香港举行个展，撰文交人民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说明大陆对老知识分子的重视。杭州个展结束，即装箱运至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叶浅予先生知道了，欢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展出。事出仓促，我一点没有准备，也不及印请柬，草草展出，好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在王府井大街，地处闹市，故来观者甚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和学校相近，中央美院学生有带笔砚来临摹者，闻有接连来看十余次者，各杂志社有来照相者，以后有些杂志发表我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此。

其年9月下旬，荣宝斋举行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我有请帖见邀，因和燕因前往。举行纪念仪式的一天，盛况空前，港澳同胞，来贺者不少，其中赖恬昌先生，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任，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友谊商店买过我画的一部花卉册页，草草墨戏，蒙其选中买去。他初未耳我名，而十分喜爱此册。他著有英文版《画法要论》，竟将我画印入书中作附图，并把书寄给我。从此相知，但不过神交而已，至此一见如故，互道钦仰之怀。

北京故宫博物院例于国庆节陈列宋、元名迹，我知闻已久，此心驰念，而无缘得见。这次来京，适值国庆，机会难得，遂即往观，得饱眼福。陈列中我所心爱而可资学习者计有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阎立本《五牛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伯骕《万松金阙图》、李唐《采薇图》以及元代钱舜举《花卉卷》、王叔明《水墨山水册页》、倪瓒《墨笔山水》轴、王绎《杨竹西像》等，此皆希见之物，只有解放之后，公诸人民，买张门票，得恣观览。

山水画自乾嘉以后，趋入低潮，及至清末，无可观者。只因宇内名迹，尽入内府，庶民无缘得见。又印刷术尚未昌明，学画者仅能接触木刻本，见地不广，何能提高？初学作画，得见名迹，揣摩其笔精墨妙，所见既高，手亦随之。解放之后，国画水平渐入高潮，其故之一端在真迹公诸于世，辅以印刷昌明，可下真迹半等，一编在室，朝夕摩挲，取法乎上，不致在下，必然之理也。

是年即在北京过冬，藻鉴堂以及大儿陆京家，两头兼住。虽远在郊区，东西相距数十里，而往来尚便。我不乐市尘，安于郊居，故有人不惯住颐和园藻鉴堂，住久有寂寞无聊之感。而我则反是，虽经月不踏城市，亦无所苦。此地山明水秀，甚饶野趣，临窗作画，可闻鸟语，工作生活于其间，自是享受清福，回至陆京家，孙女孙儿，皆已长大，得叙天伦，亦是人生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