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四人帮既经粉碎，1977年5月我到井冈山写生。于此知道了当年革命斗争之坚贞激烈，而瞻顾遗迹，怀念先烈，徘徊不能去。那时赵丹同志因排演新电影，到井冈山下生活，和我相识。他作画劲头很大，可以说天天在我房内，用我笔砚作画。他说将来老了，戏演不动，就要专门作画，我也以有此画友而引为高兴。后来回到上海，他总惦记这段因缘，时常提起我。他身体强健，讵料忽患癌症，遽致不治，言之痛悼。

井冈山当时正在南山顶上筹建革命纪念馆，需要几幅大型布置画，要我执笔。于是向上海画院调来郁文华等二人协助工作。我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于9月初回到南昌，准备上庐山，而此时上海有人造谣言，说我“再不回来，要出事情了”。我奉公守法，坦然处之，但家里人心有余悸，打来电报、长途电话，说庐山决不能上，催我速回。我于是回到上海，所谓谣言，毫无根据，不攻自破。其时北京邀请一批上海画家前去创作，据说名单上有我名字，上海方面说我在井冈山，不在上海，遂由别人顶了我的缺前去北京。于此我深深体会到某些关系的复杂。1978年2月北京外交部再次邀请上海画家前去作画，谢稚柳、唐云、陈佩秋和我四人应邀前往。我们在外交部画些驻外使馆的布置画。一个月后，任务完毕，他们三人回上海，北京要我一人到文化部国画创作组继续作画，住在友谊宾馆。不到一个星期，上海打电报来，说有紧急任务，要我速回上海。文化部感到奇怪，一方面与上海联系，一方面要我继续作画。我于是一直到5月中方才回来。其实，上海并没有什么事。在北京我受到领导的关怀，除愉快地工作之外，还游颐和园、上长城、参观十三陵地下宫殿，遍览故宫名胜古迹，也认识了北京书画界人士，得到切磋之益。并去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示范，因我不同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般山水画法，绘画风格新颖，受到了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