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不久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成立，这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国画界的大喜事。我一生学习中国画，全部精力，灌注其中。但在反动政府时期，政府不提倡，让画家自己挣扎，画家命运操持于资本家手里，画家必须迎合他们的心理，才能得到生存的权利。如冯超然先生是当时在上海最红的画家，理应志满意得，无所怨艾。但有一次他和我一同坐车时，叹苦经地说：“我形成了这样一个面目，出钱的买主只要这个面目，不能改动，如果想创新，换了一个面目，就说是代笔，或是说假的，就不肯出钱。”他指我说：“不比您可以自由创新，为所欲为，不断摸索，开创面目。”冯先生也知道画要创新，但在旧社会他没有创新的自由。不比解放以后，领导上鼓励创新，越能创新越好。但冯先生还是走运的画家，我们虽然可以自由创新，但是画不易卖出去，生活无着落。那时，我只能放弃作画，住在乡间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上的国画活动，艺术生命早已完结。解放之后，成立了中国画院，让我专心一致拿起画笔，从事国画创作，这是我艺术生命的再生，我是衷心地感谢党。我同上海六十位老画家一起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每月国家发给固定津贴，生活得到保障，可以不必依靠并非学所专长的连环画来养活自己了。

画院刚一成立，即组织画家到生活中去，我参加了去浙东的一组，计有孙祖勃、俞子才等五六人。我们带了画夹，前往奉化，在四明山区下生活，实地写生，想到这是党给我们创造的条件，油然兴起对祖国的热爱。我从溪口登上四明山顶，俯视千丈岩瀑布，又住在雪窦寺里，领略到山中的幽深静美，再循着三隐潭而下，乘竹筏随溪流归来。画院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家，一个国画工作者的家，我总说国画院是我们的“命根子”。回想起这段日子，充满着愉快、幸福和希望。我与同行时常相互探讨、作画，日有所进境。这时我又被光荣地选为南市区人民代表，我走访城隍庙一带画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带到上面去。我将一颗真诚的心，献给国画事业，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国画事业前进。那时国画院在高安路，画师是可以不坐班的，但我总是每天到画院，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我又得到领导的信任，去闽西搜集素材，画革命历史纪念画。我到过漳州、永安、龙岩、上杭等地，听到不少老根据地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受到极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