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宴会
绘画，雕刻，诗歌，公德，激情，爱水，爱花，爱女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在那里你也许不会体会到中餐里体现出的这个古老民族的聪慧和精美。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特殊、甚至有些神秘的方式来烹饪鱼、肉、蛋和青菜。正如在艺术创作中，原始的感觉经过作者的头脑变成艺术作品一样，原料经过中国厨师黄色的手指会改变外形和实质。
一个日本朋友忠告我：“到中国去，有人请你吃饭，或者什么也不吃——这最好——或者，要吃就吃，不要问。”
我听说，中国人吃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狗，猫，发霉的蛋，肉上的蛆和茧汤……你们可以想象，当我们的朋友老官员魏哈（音译）请我们在晚上和他吃饭时，我是多么害怕了。
“中餐主要有三种，”魏哈抽着大烟袋，对我说，“狗难缠，酒和汤。第一种是民间的，酒是比较丰富的，只有第三种是正式的婚宴、节日宴。我们去酒馆。这些餐馆有的以猪肉闻名，有的以海鲜闻名，尤其一些店以螃蟹闻名。还有一些店以煲汤闻名。或者以餐馆的位置闻名：有的在水上，有的在花园里，或者在高高的阳台上……您喜欢哪里？”
看到我沉默，他用中国的礼貌补充：
“为了不让你陪一个老人吃饭不痛快，我还请了几位中国朋友，我希望你会对他们感兴趣：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一个画家，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还有两个最著名的演员。最后，如果您允许，我还要请一位著名的美女，房姐……”
“房姐？”我吃惊地问。
“在我们这里，北京，这样称呼艺妓。在福州称她们白条，在广东称她们珍珠。她为我们唱小曲，说故事，然后离开……”
“这样，由于您的关照，”我说，“可以过一个最美好的中国夜晚……”
“不算‘最’，”老官微笑着回答，“最美好的中国夜晚还要有别的。”
“什么？”
“看吧，”他用一种谜语似的微笑回答，“你们欧洲人常常对我们的习惯不适应。但是，我们喝点‘蛇酒’，也许……”
“蛇酒！？”
“您知道，我们有许多种泡酒——蛇酒、猴酒、家禽酒。把动物和家禽的血放到酒缸里，酒就有了魔力。人喝了蛇酒，就特别胆大，而且特别好奇。到时候您就明白了。”
好像我已经喝过蛇酒了，太阳还没有落山，就怀着好奇心来到一个在高高阳台上的餐馆。我最先到的，等在那里。服务生为我端上东方的茉莉花茶和一小盘瓜子。我品茶，看着下面和四周的北京。所有的房子按照习惯都是矮矮的，单层的，隐蔽在树丛里，整个城市都是绿色的。只有亭子，故宫的黄色、绿色和紫色琉璃瓦在绿色中显现。远处，是一片荒原。
太阳落山了，晚星快乐地悬挂在深蓝的天空。凉风徐徐，阳台上花盆里的石榴花盛开。安详，宁静，愉快。我想到了孔夫子的话：“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幸福难寻。唯心者把她放在很高处，唯物者把她放在很低处。而她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般高。她不是天或者地的女儿，是人的女儿。”
哦，这不，老官员出现在阳台上，刚刚洗过澡，刮过脸，胖胖的，像大肚弥勒佛。他后面跟着客人，他们身穿蓝色的、黑色的长衫，戴礼帽，个个微笑，人人兴奋。服务生很殷勤，胖胖的，颇像一个太监。
上茶，伴随几个盛瓜子的小盘。
“瓜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哲学家说，“起着重要的作用。教会他们有耐心，习惯于长时间重复同样的动作，安定神经。所以，我们的农民在西瓜丰收后，把西瓜送给人，但是条件是必须把瓜子退还给他。没有瓜子，谁知道呢，也许会有更多的造反。中国历史肯定是另一个样子的。”
老官员拍掌，宴会程序开始。我们走形式似的，用餐巾纸擦了擦筷子，开始深入到大盘子里。张开的筷子把面前的小瓷餐盘充满。在日本用餐时，人家把各种菜放在一个盘子里，放在你面前。而这里，是大盘盛菜，大家到一个盘子去夹菜。
我吃，根本不问每道菜是什么。他们有时告诉我，这是甲鱼汤，汤里的小块肉是甲鱼腿。这是鲨鱼翅。这是涂了紫胶的鸭子。这是蘑菇，应该沾辣椒吃。然后端上来著名的“皮蛋”。这些蛋放在石灰里存放多年，时间一长，蛋清和淡黄就发生变化，变得绿，透明，胶状。
“请原谅，”老官员对我说，“这蛋只有15年，最好的是25年。但是，难以找到。您不吃？”
“不，”我笑着回答，“太新鲜了。”
杯里倒满酒。
“为希腊干杯！”老官员说，举起酒杯，“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面具，下面是同一副人类逻辑的面孔。”
酒很有劲，无味，刺嗓子。
“如果我们再喝两杯，”我说，“人类的逻辑就要危险了！”
“这样更好！”诗人说，“让逻辑给音乐让位。音乐才是最高的逻辑。您知道吗，孔夫子非常爱酒，爱女人，爱音乐。你们的苏格拉底也一样。”
老官员又拍掌，服务生赶紧跑过来。
“请帖！”他说，“立刻送去！”
给他一个玫瑰色纸帖，他在上面签了字。
“我请了晚之花，”他说，“我们著名的艺妓。她不年轻了，但是您会喜欢。她具有所有的成熟的智慧和欢乐。”
上来一盘甜食。
“这是藕，您吃吧，会忘掉祖国！”
我们又喝酒，周围的一切开始模糊。这时，在阳台一角，无声无息，像幽灵一样，出现了一个女人，浓妆，竖眉，面部涂了很多粉，戴两个长长的绿色耳环。她的面孔仿佛被无数次手的抚摸和唇的亲吻融化了，使我想起了在阿西基平原上圣弗朗基斯克小教堂里的大理石塑像，由于弗朗基斯克崇拜者的抚摸和亲吻，大理石风化了和走样了。
“晚花。”老官员说，微微点头。
著名的浓妆女坐下，打开扇子，微微一笑。她眼睛细长，弯曲，轻轻转动，长时间逐个审视我们。然后，张开小嘴，唱了一曲，声音微弱，仿佛来自遥远大沙漠。我想象，这是一首驼队经过戈壁沙漠的歌。单调，忍耐，无望。在印度，每当落日，在庙宇里，佛教徒都唱起这种称为“虎歌”的曲调。
小曲唱完，她那嘶哑的疲倦的声音停住。她举起瘦弱的小手，端起茶杯：
“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她说，“我不能再唱了，因为今晚我有点累。”
她从发髻上拿下茉莉花，给我们每个人分一朵，上面还有她的体温。在我们为她的健康干杯时，她消失了，只留下了茉莉花香。
“晚花开始凋零了。”外交官沉默一会后，说，“秋天靠近了她。”
“这是女人最可怕的时刻。”哲学家说，“现在就等最后的情人——死亡的到来了。”
老官员再次给服务生使眼色，又在玫瑰纸上写了一个名字。转向我们说：
“有人靠近我们餐桌了。请允许我请来一个小哥。”
他眼睛都笑了，邻座的诗人对我解释说：
“意思是小公子哥，不知道你们古希腊人怎样称呼他们。女人们总是在我们嘴里留下一丝苦味，这时男孩过来，为我们唱歌，为我们跳舞，我们就忘掉了苦味。您再喝一口蛇酒，壮壮胆！”
中国人站起来，让位给小哥跳舞，我饮尽杯中酒，等待着。台阶上传来手镯声。我们住过身看着。哦，台阶上出现了一个瘦弱男孩的头。他出现了，身穿绣金丝绸的沉重服装，小脸涂满粉，眼睛画到眼眉处，小嘴笑着，像菩萨。老官员激动了，鼓掌。
“现在，”他说，狡狯地看着我，“现在，才是‘最美好的’中国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