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死亡
有一天，在北平一条小胡同里，我看到了精彩的，莎士比亚戏剧式的一幕。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前，两个头戴漏斗式帽子、身穿落地长袍的人在领路。两个人中间是一个光头胖人，他肩扛一个纸做的女人，那纸女人浓妆涂抹，和真人一样大小，有节奏地在空中左右摇摆。后面是一个棺材，架在横木上，由16个人抬着行进。再后面是一群穿戴像叫花子似的人群，女人都身穿白衣，挥动双手，面孔冷酷。行走匆忙，又哭又叫，消失了。
“这是什么？杂技吗？化装游行？广告宣传？”我问我的同伴，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已经十二年了。
“不是，”他笑着回答，“是出殡。一个姑娘死了。你没看到她的纸人吗？”
“出殡？怎么这样热闹？为什么又那么急急忙忙？”
“因为要吃饭。因为这群穿孝衣和披麻的人，上帝知道他们几天没吃饭了，要去吃饭。死者的亲戚，‘为了自保’，讨好死者灵魂，倾其所有来操办丧宴。这些平常的小气鬼变得铺张浪费了。”
“难道中国人很怕死吗？”
“不，他们不怕死，而是怕死人。中国人只有在死后才得到巨大的力量，人们像怕鬼、怕神一样惧怕死人。在咽气前，人们要把他放到一块木板上，抬出卧室外。因为他们相信，不这样做，灵魂会留在卧室里，和肉体分离，可能附着在床上、家具上、墙上。灵魂占据了卧室，其他人就不能再居住了。那时，只好彻底翻修卧室，毁掉所有的家具，让灵魂离开。把死者放在卧室外，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枕头下放一块白布，象征公鸡。有时，要把一只活公鸡捆在死者的双脚上。公鸡会在下面的世界给他带来好运。你知道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鸡’与‘吉’的中文发音特别相像。棺材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装进棺材就下葬，那算倒大霉了。死者一定要变成恶鬼来折腾活人。所以，送给中国的死人的最好的礼物是一口棺材！”
我们安静地散步，谈论死亡，观看商店门上混杂的各种颜色的雕刻和飘扬在空气中红色、绿色的写有大字的条形旗。在所有的院子的门槛上，可怜的女人们用一点点的水洗衣服，或者梳头，或者给孩子或者给她们的男人洗澡。看到她们你会觉得，她们很可怜，你会忘掉她们的肮脏和丑陋，会情不自禁地尊重她们神圣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些勤劳的女人，那些男人们会被肮脏和虱子吃掉。她们是男人的马夫。
我的同伴已经习惯中国这样的景色，他安详地继续讲述自己的想法：
“在中国，神不是菩萨，不是孔夫子，也不是道。中国真正的神只有一个：祖先。崇拜祖先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传统。人一旦死亡，到下面的世界，便具有了危险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讨好他们，不让他们侵犯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亡者和活人之间的中间人：儿子。儿子每天要给死者上供：花，饭菜，祝福，还要严格遵循死者生前的规矩。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不仅给你，还会给你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全家带来不可挽回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
我转向他：
“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我的朋友微笑了：
“中国的家庭不仅是可见的，不仅由活人组成。还有另外两层不可见的：下面一层，地下，那里是古老的先祖；上面一层，等待出生的下一代。活着人的表现决定全部大厦的兴旺或者毁灭。
“没有男孩子的家庭就倒霉了，将消失。因为只有男孩才能向死去的人上供或者祝福。女人是不算数的。她们什么也不是，只是‘花瓶’。那个永恒的元素，不死的水，是男人掌握的。
“死人统治中国。他们远比活着的人多。他们没有死，活着和统治着每个活人，是死去的人主宰着活人的一切行动。指导现在并创造未来。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最高义务：以宗教的恐惧听从古老的声音和完完全全遵循哪怕是最小的程序。这些程序不仅是空洞的形式，是我们深层情感的外在表现，是我们灵魂的躯体。
“如果没有这些程序，灵魂实质就无处着根，就会消失。
“死人是中国的基础，不是他们的骨头，而是他们的精神。那一天对死者的崇拜动摇，中国就会倒塌下去。”
“我看，”我回答，“您说的这个中国将会倒塌下去。‘科学之光’很快会来到这里。”
我的朋友遗憾地回应：
“已经来到这里了。前天，我从一本中国杂志上读到了一个宣言，这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为‘唤醒’人民写的。‘我们，年轻人，公开宣言，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我们宁可要一篓粪，也不要给祖先的一篓神圣的许诺……”
我的朋友突然沉默了。
在一个菜铺前积聚了许多人，还有穿黄色衣服的警察。一个人站在高凳上，正把一根绳子从门框上解下。
“一定有人吊死了。”我的朋友说，“我看看去，一定是为了报复。”
一会儿，他回来了。
“他成功了！”朋友笑着说，“菜铺老板借给一个苦力一点钱，苦力用房子做抵押。苦力无力偿还，老板收了他的房子。那个极其狡猾的苦力怎样才能报复他？昨晚来到老板家门口，吊死在他家门上。”
“他为什么不杀死老板？”
“他傻吗？如果杀死老板，他和他的家人就会有麻烦。况且，如果苦力杀人后自己也死了，就不会按程序给他下葬，他的灵魂将永世受罪。现在可好了，所有的麻烦都转嫁到老板头上了，法院会剥夺老板的一切来赔偿苦力家属。还有更重要的：苦力将光荣地走向坟墓。他得救了！您别忘了，在中国自杀是最习惯的行为。小孩自杀怕大人打，妇女自杀为了逃避婆婆的惩罚，男人则因为嫉妒、复仇、自尊和贫穷自杀。如果你用不适当的方式驱赶一个乞丐，他在你家门前自杀，你算倒霉了！法院，罚款，丢人现眼！两个商人竞争，一个感觉要失败，就到他对手的商店去上吊。这样，他的对手也完了。一个人打官司输了，要求再审，被拒绝，他就死在对手的家门口。法院只好重审，在一般情况下，法官在死者光环的照耀下，都改判死者胜诉。
“上吊是中国人最习惯的自杀手段。然后是服毒和用刀片。自杀者为了确保他的死会毁掉对手，一般都在自身皮肤上写明自杀原因，谴责对手。所以，中国人怕对手用自杀来报复他。一天夜里，一个贼入室去抢一个农民，拿起口袋要走。‘可怜可怜我吧，留下我们的口袋！’农民求贼。贼撒脚就跑。‘可怜可怜我吧，’农民又喊叫，‘你要不还给我口袋，我就去死！’贼一听吓坏了，赶紧回来，把口袋交给了农民！
“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另一个世界的人。最起码的道德，例如：怜悯之情，他们没有。一切只从利益出发。要做一件好事，必须有利益。如果你摔倒在路上，或者你的车抛了锚，中国人会围过来，无动于衷地看着你，笑你。只有你掏出钱来付给他们时，他们才会帮助你。如果你问路，他们会故意说错方向，迫使你付钱后，他们才告诉你正确的路。‘怜悯’两个字在中文的书写中和好心肠、被感动这样有‘心’的情感字毫无关系。‘怜悯’两个子书写时，没有‘心’在里面。
“同样，中国人不知道感激，没有感恩之情。一次，一个郎中治好了一个盲人乞丐。盲人看到了光明，您想盲人会怎样做？盲人要求郎中赔偿他，因为他不再是盲人了，没人可怜他了，没人施舍给他了，他丢了饭碗。！”
我的教授朋友安详地看着周围中国人蚂蚁般的生活情景，沉默了。我在训练自己的感觉器官来适应环境。奇怪的魅力，危险的、无耻的好奇，黑暗的欲望，让我去触摸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可疑的身躯……
我的朋友打破沉默，微笑了。
“对于一个白人来说，生活在中国是困难的，困难的和危险的。中国人是冷酷的，报复心强的，贪得无厌的，肮脏的。但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后面，都是无边无际、充满神秘的整个中国。在这里，人有深度，他的根扎得很深，在泥土和肮脏中蔓延。根越深，花开得越高。花，中国的文明，有无法描述的魅力。因为你会感觉到，肮脏的人人升华了，变成了精神。你会高兴，因为贪婪和冷酷被战胜了，和宇宙温顺地结合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一方面，庄子教导他的同胞——有理智和逻辑的中国人：‘在无为中休息，你会看到世界多么美好。你像蛇一样蜕皮，把大脑从嘴里吐出来。和空无亲近。’在另一处他又说：‘在圆圆的天空下，除了秋天的小草，什么也不存在！’当死亡临近庄子时，他的学生们准备给他办一个盛大的葬礼，他笑了：‘大地做我的棺材，天做我的棺材盖。太阳，月亮，星星悬挂在我的坟墓上方，那是最好的装饰；你们还能奉献更好的吗？不要给我举行葬礼。我不要坟墓！’‘可是，’他的学生们抗议，‘乌鸦会吃掉你！’‘如果你们不埋葬我，乌鸦会吃掉我。如果把我埋在土里，蛆会吃掉我。我为什么要偏向一方而冷落另一方呢？’
“中国人很善于抓物质，吃它，喝它，占有它，这里诞生过一个诗人，他在诗句中所描写的境界，莎士比亚只有在他的晚年才能达到：在梦中，我是一只蝴蝶；醒来，我看到我是一个人。哪个是梦？人？蝴蝶？也许都不是。我说：我醒着。也许我应该说：我蜕变了？在公元10世纪另一位中国诗人，司空图，他唱道：让我们在松树下建一个小屋——在那里我们光头作诗——不要去管东，也不要去管西！”
把黏黏的泥土变成空气中的歌，这就是中国不可战胜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