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

中国——北京[1]

6月21日，早10点抵达北京。机场欢迎，鲜花。我们曾在明斯克和伊尔库斯克停留。那时，在机场，一个西藏人开始跳宗教舞，动作缓慢、和谐、深沉、无言，仿佛在驱赶魔鬼。进驻北京饭店，很累。吃饭。下午乘汽车游览。变化真大啊，北京被破坏了！不再是马桶和吵杂的黄色人群。电器，美国化，全城市都变质了。

撒马尔罕，麦加，巴格达，莫斯科，北京……啊，遥远东方散发香气的、辣辣的鲜花！

多少年来，我们像蜜蜂寻蜜那样徘徊……我们的梦水晶化了，更鲜活了，更急不可待和更接近现实了。我们的灵魂对今天的形式排斥，顽固地否定。需要时间让内心的景物消失，让眼睛从梦中的适应转换过来，新的现实在这时刻发光，美丽，有缺欠……

20年前，当卡赞扎基斯从中国旅游归来，充满激情地站在我们面前：

“啊，北京！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反复唠叨，“但是，太脏了！”

他大笑，又开始说，仿佛给自己听：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肮脏的城市！清晨你走上街头，小商贩唤醒城市，唱道：飞哉！飞哉！（音译）焦圈！芝麻焦圈！同时你看到什么？一排男人蹲在露天的茅坑上，开始……他们和旁边的人开玩笑，谈家常，安详地抽他们的烟袋……他们的庙宇也是这样……故宫也是如此……到处挂着写满大字的条幅，有的像人，有的像亭子，有的像陆地和海上奇怪的动物……夜间，成千盏灯笼，白的，红的，黄的，紫的……我还看到了一个苗条的菩萨，没有大肚子和双层下巴颏儿，很漂亮，像阿东尼斯，是碧玉雕成的……我还看到……”

卡赞扎基斯越谈论北京，他内心对北京的向往越强烈，无法抑制自己重踏去北京之路的欲望。不仅要看一看，而且，我们要在北京住几年。真的，这几乎成为现实。

今天，卡赞扎基斯用炙热的目光搜索每条道路，仿佛要寻找他熟悉的一切：长辫子、凶恶的斜视目光、身穿丝绸的美丽的中国女人，身穿黑色闪光马褂和留山羊胡子的男人，都哪里去了？那些身披羊皮手牵骆驼的蒙古人，那些小脚、走路晃来晃去、仿佛像被剪掉翅膀的鸟儿的女人哪里去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通风良好的现代化城市，在玻璃亭子里有交通警察，有汽车，四周有树木和数以千计的自行车。再也看不见人与马混合，没有了！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们都奇怪地戴白手套。还好，那些最初和苍蝇、老鼠和细菌战斗的人们所带的白色口罩大部分已经不见了。只是在炎热中偶尔看到年轻人像外科医生似的在鼻子处缠一条白色纱布。

上帝啊，多么清洁！中国人到哪里去了，难道全中国人都来北京了！农民，工人，职员，商人，大学生，老头和老太太，孩子们，都在公园里！这些穿开裆裤的小家伙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多方便——手里拿着冰棍，看上去年龄只有16岁的女老师手牵着他们在湖边和博物馆散步……

我们也到北海散步，走过拱形小桥，登上煤山。据传说，当年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怕缺燃料，下令运煤，堆积在这里。现在这里是绿色覆盖的山丘，到处是松柏、刺槐和各种花草。山上面是一个漂亮的亭子。

“您们看到这棵树了吗。”王先生对我们解释说，“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在1644年4月9日，就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饥饿的农民造反，打到了北京门口。皇帝下令他的妻子服下最厉害的毒药，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命令他的儿子们乘快马逃跑，叫来他喜欢的诗人——他自己也是诗人，对他们说对不起。然后自己和祖先对话。在他的白色衣袖上人们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们道德败坏，应该受到人们的藐视，我们引起神的愤恨。大臣们欺骗了我们。我们无颜去见先祖。我从头上摘下皇冠，披头散发，等待造反者割下我的头。只求他们不要残害我们的臣民。’皇帝的朋友请求野蛮人的帮助，满族人来了，留下了，成了中国的统治者，直到1911年。”

6月22日。上午，天坛。中国保存粮食和草的仓库，蓝色屋顶，是庙，是土屋发展的最高形式。周围是小庙，院子，回音壁，大理石台阶，龙，凤，云。

下午，在美丽的公园。我们坐在湖边，凉风吹拂，湖上划船，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干净。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的中国哲学导游，可爱的王舒诗（音译）先生就喜欢上了卡赞扎基斯。他们都崇拜同一个神：自由，诗，菩萨。永久的美，无论在那里。

王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关照卡赞扎基斯，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我要带你们去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天早晨王对我们说，“你们会看到建筑学上最顶端的设计，完美的和谐，我认为，还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太好了！”我对天坛的绝顶完美不禁大声喊叫。

太阳照在大理石圆盘上，到处是天蓝色光，仿佛它处在一个巨大的神话孔雀开屏之下。在崇高的和粗大的圆木柱下，你感到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在中国之外，只有在希腊的古城堡你才能体会到这种神圣的醉意——从一个院子转到另一个院子，登上大理石台阶，9乘9，大理石的磨耗地面，穿过大理石桥廊，你消失在最高的数学景物：美丽、没有被踏过的雪和不可驾驭的太阳里。在你头上，是波斯彩釉的蓝天，朵朵浮雕白云……

6月23日。紫禁城。神的屋顶，雪松，雕刻龙凤的台阶，鹤，云。古彩釉器皿：画竹，表现坚贞不屈的性格，因为抗风，抗严寒。冬天开放的梅花，发怒的陶制骆驼，丝绸上的绘画……

中午，世界和平委员副主席宴请，教育部副部长作陪，还有一个小老头，他向我们讲述了今天晚上要看的戏剧。很开心。

晚，看戏。奇迹，和谐，动作，丰富多彩。丝绸服装，音乐，有的地方像拜占廷音乐。中国最伟大的演员，梅兰芳，64岁，扮演了一个美丽的小姐……

丰富的一天，从今天起，卡赞扎基斯再也不在他的小红笔记本上记录了，他累了。心灵很高兴，身体也高兴，但是，他听话，服从。

上帝，多遗憾啊！他没有来得及亲自向你们讲述他在中国看到的一切！现在只有一个词“奇迹”，对我们是一个痛苦的重复，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由琥珀珠串成的手琏，他用手指尖，一个一个的抚摸，然后放开，轻轻地落在另一个珠子上，达克！达克！达克！每次都在他内心复活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达克！达克！达克！奇迹！奇迹！奇迹！……上帝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内心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对我们说，他还有那么多东西想要看……为什么，为什么你打开黑色舱门，把他扔到里面去了？

不论我们走到那里，不论我们站在何处，他都让我打开记事本，说：“写上！写上！你记不住的，写上！”好像整个旅行只剩下这些零零碎碎的记载了……

日本人占领北京9年。这9年，日本人把能盗走的都盗走了，把所剩下的都盗走了，就是说，把法国人、英国人和以后的蒋介石和他的中国人掠夺后剩下的都盗走了！

20年前，卡赞扎基斯给我们描述了有趣的屋顶，开合的大门，风化的柱子。毛领导的中国人抓紧时间，在他们获得自由后的短短几年，在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6亿饥饿人的吃饭、6亿赤脚人的穿衣问题，修路，造桥，治理水灾，防治可怕的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还有更可怕的迷信，文盲，肮脏——的同时，没有忘记皇家宫殿，园林，庙宇，因为这是他们继承下来的遗产啊！

现在，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庙宇和宫殿粉刷一新，倒塌的墙壁修复了；大门油漆闪亮；屋顶野草除去；博物院内一个接一个，如同铁路车站一样的展厅，皇家的大院子里，又充满了展品。在中国土地上每一铁锹下去，都可能挖出宝物，这和我们希腊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笑，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中国人也碰到了一个埃尔金勋爵，只是和我们的不完全一样，是他的独生子，他服从了阁下的命令，参与了大破坏。他和他的士兵一起进入并烧毁了中国王朝的夏宫。掠夺，毁坏，杀人。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这位英国人每天晚上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痛苦地想到那些人，他们为了自私的目的，践踏了一个伟大的文明。”还有：“愿上帝让这个国家对西方开放的同时，我们不要给她带去贫穷和毁灭……”

这是埃尔金勋爵的儿子写下的。一个法国伯爵埃宋记录了他们是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我的士兵们，一些人把头伸进皇帝的景泰蓝箱子里，一些人埋在丝绸堆成的山里，另一些人往口袋、衣服里塞宝石，珍珠，金银首饰，一些人胸前挂满了粗粗的珍珠项链……装甲部队的士兵拿来工具，砸坏家具，取下镶在贵重木材上的宝石……”

但是，另一位法国人，我们更熟悉的著名作家和海军军官皮埃尔·洛蒂，留下了令我们难忘的关于1900年英法联军大抢劫的描写。在他有勇气在北京教堂演奏海顿和巴赫乐曲时（这是他发给《费加罗报》的文章里写的），他的士兵剥下女人和孩子们的皮，把他们扔进桶里，砸，偷，烧，给人类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双手搭成十字架放在胸前说：宁愿你把蛇从洞里抓出来，也不允许你的敌人伪装成朋友越过你的门槛……

后来，在我们穿越中国南大门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皮埃尔·洛蒂，埃尔金勋爵的儿子和法国伯爵埃宋的可怕描写，但是，其他的人，无论是中国的朋友和敌人，都受到了中国文明的待遇。让我们看看亨克神父，这位聪明绝顶的戈斯科尼，他被西藏追捕、被判处了死刑，在一个朋友陪同下穿越了整个中国，他遇到的是舒服、礼貌的接待，就像对待友好国家的使者一样……

他讲述了我们刚刚见过的称之为“泥土村庄”的城市，那时，他说，是“一等”的，如扬子江边的宜昌……还有，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位哲学教授，罗伯特·佩因，他满怀敬仰和爱地描写了昆明，那里一所全中国著名的大学（最后一次战争前他在那里任教），它的宫殿和庙宇……我们见到的是一座贫穷的城市和一所大的、但是很穷的大学。其他的一切都被蒋介石的士兵和日本侵略者烧毁了……他说，150次，轰炸了150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150次，然后，蒋介石的飞机又轰炸了那么多次……你想，还能剩下什么？宫殿，庙宇，商业中心，私人庭院，博物馆，漂亮的公共建筑，都哪里去了？所有的地方，到处，外国人都光顾过，蒙古人，日本人，英法人，最后是中国人自己……除了我们，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深刻理解内战带来的灾难？

这些老知识分子还描写了大学，成千上万的道路，美丽的桥梁，灌溉工程，文明可爱的民族先祖。但是，野蛮人入侵了，满族占领者，他们只不过一小撮，却奴役了4万万人……怎样统治他们？统治者昼思夜想，最后决定：从现在起，每个满族人不能在同一个职位上干3年以上。他的一生就要在城市和乡村转来转去，不允许他回故乡去做官。不让他关照“自己人”，不让人认识他，可以不知羞耻，可以偷，可以随便撒谎。

这种撒旦心理竟然还成功了。满族人成了多数人的统治者。他们怕什么？偷，聚敛财富，过着幸福的晚年。而可怜的人民，让他们挣扎去吧……

不是什么秘密，在共产党人到达中国之前，农村人甚至用女婴喂猪。他们是那么贫穷，根本无法养活她们。或者把女婴卖给邻居家，嫁给还在襁褓中的男孩，成为他终生的保姆和奴隶……所以在中国自杀非常多。波尔·巴克在她的《我见到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一天，在一个朋友圈子里，女人不全是农村的，谈到了杀害女婴问题。当时有11位女人和我在一起，其中9位承认，她们至少杀死过一个女婴……她们现在还在哭泣，但是，她们没有办法，她们没有错，她们的丈夫或者婆婆命令接生婆杀女婴，因为她们的家庭已经有了好几个女孩子了……”波尔·巴克并不是共产党人。

克罗特·布阿（是我们王先生的朋友，他保证说，巴克所写的都是经过证实的真事）在他的《中国的钥匙》一书中写道，他到了中国的安徽省一个小城镇，旁听了一场离婚案的审理。法官和一位手拉13岁男孩的母亲谈话，小男孩张着嘴四处张望。他们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是小男孩的妻子。婆婆强烈指责儿媳妇，你还以为是婆婆要求离婚：“今年冬天小孩流鼻涕，你们知道，她怎样照顾他？竟让他发着高烧去上学。他有虱子时，她竟让我用肥皂给他洗。还有，西瓜下来时，她让他吃那么多，吃坏了肚子。还有……”波尔·巴克写道，婆婆的抱怨没完没了。后来才发现，要求离婚的不是婆婆，而是年轻的女子。她17岁时嫁给小孩，当时他刚刚9岁。现在，她要利用新的法律，提出离婚，然后嫁给本村一个青年，她爱他，他也爱她。婆婆哭诉：她花了那么多钱，儿媳根本没有好好照顾可怜的小儿子，她还对儿媳那么好！这时，法官打断她的话：“如果是这样，她要离开，你应该满意才是。”婆婆说：“您知道，我们为这个小贱人花了多少钱。4年来，我们给她吃，给她穿，还有许多许多……现在，谁赔偿我们的损失？……”

关于农村人的生活，等参观重庆博物馆时，再讲给你们听。现在转换话题。

中午，保卫世界委员会副主席请我们吃饭。主席，中国伟大的大作家，人们说他也是最有学问的人，著名的郭沫若，当时没有在北京。但是，另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著名书法家和哲学家陈叔同，还是政协副主席，接待了我们。

我们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喝茶。墙上挂了许多画，大部分是花草。当我们进入客厅时，王悄悄告诉我们，这位可敬的老人把自己私人收藏的100幅梅花图献给了国家。还把我们介绍给教育部副部长，哲学博士韦悫。卡赞扎基斯说，这个人将告诉我们今天要看什么戏剧。这位先生讲述中国古代诗词时，两眼放光，双唇滴蜜。我们还结识了政协委员郝保庆（音译），这人两眼总是闪着慈祥的光。

当天，我没有记录谈话内容。我记得E先生介绍了他本人和卡赞扎基斯。卡赞扎基斯默默听着，对于中国朋友关心遥远的希腊非常高兴。

“你们很幸运！今天晚上你们要看到梅兰芳！”

梅兰芳！

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是用深深的爱、尊敬和骄傲说出这个名字。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好话，真怕见到他让我们失望……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扮演18岁的小姑娘……

“今天晚上，他只演一个传统剧目的折子戏。”韦悫对我们解释说，“一个公主，还不到18岁，讨厌孤独。她向她的保姆抱怨，保姆安慰她，把她打发到花园里，在盛开的樱桃树下散心。‘要忍耐，忍耐，我的宝贝。’保姆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姑娘离开花园，在树丛中转来转去。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中来了一个英俊的王子……”

就这么简单。但是那个晚上，我们看完戏后，整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

剧院爆满。非常热，王先生为我们准备了扇子。

我们旁边坐了一个农民，一个小男孩坐在他腿上，后面，是一家子人，五六个孩子，安静地听戏，一点声响都没有。整个大厅只有王在小声翻译。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没有人抗议。

共演出了三场戏，就是说，每个剧目演一个片段。

第一场戏表演的是皇帝的一个妾，为了救自己的国家，决定到蒙古入侵者那里去投降。是由一个真正的女人扮演。我们可以宣誓地说，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了。没有任何舞台背景。只有一把金黄色扇子。有时，抬上来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象征皇帝宝座。服装无与伦比。彩色鲜艳，满身刺绣。演员穿不同的衣服表演不同的角色。上来一个将军，背后插六面彩旗。一个当官的帽子上有白色和黑色的穗，还有些子弹似的东西，像铃铛。还有一个小青年，手里拿着缠了许多彩色布条的棒子，说象征马。等等。我们不明白，分不清人物。而中国人不仅知道每个人在表演什么，而且能说出每个角色的性格——红色的代表勇敢；没有上彩的是忠诚的，彬彬有礼的；黑白相间的是胆小的；他们每一个动作表现一些内容：“您看，他抬脚，表示走出家门……又抬脚，表示进了朋友的家门……”

王不辞辛苦，尽量向我们讲解。就是什么也不说，我们也被丰富多彩、和谐优美的场面迷住了。

可怜的女人在哭，拖长的单调哭音简直令人肝肠寸断。她不想离开爱他的丈夫。她请求士兵觉醒，只依靠一个女人去是可耻的。胆小鬼，白白吃饭……她指责他们……

周围是一群穿戴美丽的姑娘，她们无声地跳舞。穿戴各异的男孩出来翻跟头，又进去。最后，送人队伍出发，牺牲品走向刽子手。在边界，我们看到了蒙古皇帝的卫队……

观众安静地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买冰淇淋吃。王先生也给我们送来了冰淇淋。他瘦弱的手在发抖，很紧张，仿佛是他自己在台上演出一样。我们会不会喜欢梅兰芳？王脸色发白——真的，中国人紧张时，也会脸色发白？（真的，会的，百分之百会的！）

当梅兰芳扮演的苗条公主出现时，全场静得连掉在地上一根针都能听见。湿润的蛋形脸，大大的杏核眼，洁白如玉的细牙，一对剑眉，双颊桃红。我们坐在第四排，根本无法认出这个迷人魔女的真实面孔。因为，真的，简直是魔幻！

浓黑的头发披肩，头饰镶满宝石。头上插两根孔雀翎，随他头部的摆动而颤动、交叉、分离。从现在开始，我要改称他为她，因为我离她那么近，她看上去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她轻摆头部，微笑，念白，固执地跺脚，用特殊的中国细高声音歌唱，声音具有穿透力，迷人，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还不断追寻这声音……全身充满女人气质。当然，她所有的手势都含有内容，只是我们不能全部理解。会读中文的观众可借助左右两侧幻灯放映出的字幕理解剧情。我们靠不知疲倦的王先生。

正如火和猫能迷惑你一样，梅兰芳的两手也会令你着迷。在宽大的衣袖下，还有一个长长的白色水袖，盖住全手，比手长两个指头。这个袖子被演员麻利地扔到另一个袖子上，同时露出演员的手，是那么美丽，那么动人，你感到比全身动作还细腻。细腻？不，不是细腻，是这位伟大演员比他美丽面孔更吸引你的魅力所在……

我们的公主身穿四层长裙，层层叠叠，像魔幻的莲花一样。第一层为红色，上绣金色龙；第二层为为绿和蓝色，下面是浪花翻腾的大海；第三层是杏黄色，绣满盛开的樱花；第四层是紫色，全是牡丹……

再次走到院子里，再次吃冰淇淋，在星光和月光下纳凉。在第三场演出中，是中国人喜欢的另一位演员，韩世昌，扮演一个天真活泼的村姑，年仅16岁。上帝啊，从那里得来的灵感！观众被她的演出逗得开怀大笑。实际上这位演员也是60岁的男人！他也像梅兰芳一样，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整整9年，留下胡须，拒绝演戏。还有一位，也是著名的演员，周信芳，怕日本人强迫他演戏，宣布自己死亡了，还让人为他修了坟墓……

王先生不喜欢谈不愿谈的事，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是这样，因为他总是回避告诉我们另一位京剧著名演员马连良的事。马连良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但是不具备伟大的灵魂，他只爱那些崇拜他的人。

马连良从来不扮演女角（我们在两天后看到他扮演一位能使地动山摇的大将军），曾经和蒋介石和日本人合作过。当红军胜利后，他去了香港，不敢回中国。

但是，毛知道原谅那些对祖国有用的人。毛派人去把马连良带回祖国。毛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他擅长用的武器——说服，毛向他保证说，他回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去动他，他可以安静地生活，为中国人民唱戏。所以，今天马连良生活在北京市中心一个讲究的家内，身边是夫人、小妾们和孩子们、孙子们，人们嚼舌说，他抽一个大烟袋（鸦片）……

你们不要以为马连良是个特别的案例。毛原谅了许多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毛很爱惜人才。

我记得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上，人们谈到了台湾驻雅典的聪明和可爱的大使。大家不仅没有指责他，反而说，只要他愿意回到大陆，会安排他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

6月24日，上午拜访世界和平奖获得者——老画家齐白石。可爱的老人，96岁。听力不太好，很多事不明白，但是很可爱。爱钱如命，对外封闭。我们走进他的家，干净，凉爽，周围是贫穷的邻居，小房子……

齐白石身体不适，但是非常有礼貌地邀请了我们，想认识卡赞扎基斯。我们到他家时，他还在床上。我们从半开的门中看到，他的儿媳们、儿子们把他轻轻扶起，搀扶他，为他梳洗打扮。他坐在我们旁边的一把古老的椅子上，身穿一件黑色缎子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缎子小帽，留着长长的稀稀落落的胡子。这是一位中国国画大师，他常常坐在岩石下，孤独地在荒漠里绘画……

齐白石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孩童时代为有钱人家放牛，为家里生火打柴。同时自己想学一门手艺，成了木匠。但这并不能充实他的心灵。他开始雕刻，成了村里有名的书法家。他对我们说，有一天在雕刻的时候，划破手指，留了许多血，晕了过去……

27岁时，他第一次拿起画笔。1957年7月病故，享年96岁。留下许许多多作品，数以千计的绘画。无论我们到那里，在许多家里，都能看到他的花、虾、昆虫，摆放在最令人尊敬的位置。中国人对他的爱和尊重超过任何一个现代画家。

“画了70年的画，”他对人们说，“我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想把这个美丽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昆虫和花草都画遍。假如你们要求我画一条龙，我不会画，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龙……”

“我们应该把他归到哪个画派？”在卡赞扎基斯和百岁画家合影时，我问王。

“不属于任何画派。”王回答，“他50岁绘的画和30岁绘的画不一样，70岁时绘画和50岁又不一样。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用两三笔就能画出最细微的昆虫和最复杂的小动物，您记得您最喜欢的虾吗？他的每一幅绘画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您能告诉我授予他和平奖的原因吗？”

“当然。齐白石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画家，他还有极倔强的个性。比如：当日本人到来时，他马上提笔写了一张纸贴在门外：‘齐白石的画不卖给官方人士’，他这里说的官方人士是和敌人合作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在一幅螃蟹画上写道：‘看你横行到何时？’”

1952年政府帮助他修复了快要倒塌的房子。齐白石为世界和平亚洲会议做了一幅巨画。1955年，他和另外一些艺术家和作家签署了抗议原子弹试验书。在他谢世前一年，和卡赞扎基斯一样，获得了世界和平奖。在这之前，他写道：“只有这几年我才明白，我这么多年所崇敬的就是和平。”

“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家。”离开齐白石家时，我们问王。我们很想见一见没有安排我们参观的中国家庭。

王显得非常兴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很为他母亲建造的家自豪。

“太欢迎了！”他回答，“我希望你们能见到我母亲。她将非常高兴认识你们。”

王老太太在家，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马上端来茶和糖果。我们在客厅看到一台收音机和唱机。然后她又领我们参观了另外的房间。像中国所有的家庭一样，所有的房间都围绕着中间的院子。原来这里所有的子间都是他们自己的。现在被分走了一半。院子很干净，有花盆，角落里有小树。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孩看到我们后钻进了屋里。

“您的夫人和孩子在哪里？”我们问王。

“在医院。她是儿科大夫。你们想见她，可以随时去。”

“她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当然了！这个月接生了150个。”

梅花在中国是英雄主义的象征：冬天开放，抗拒严寒和风雪，永远保持美丽。

晚上，看准备参加莫斯科艺术节的青年演出。灵活，欢乐，韵律，彩色。记住剑舞和孔雀舞。

6月25日。游览长城。离北京62公里。耕耘的农田，新建筑，山，登上长城顶。烽火台。

离开，前往美丽的亭子，明陵。雄伟无比，山环抱平原，入口处巨大的大理石龟雕，背驮一块大石碑。然后是神路，左右两侧石雕庞然大物：狮子、大象、骆驼、马，武官和文官。然后是有24根完整大树木立柱的大厅。

离开北京时，经过新建的住宅区。田野刚刚播种，灰蒙蒙中可以见到零零星星一些私人墓地。路两旁栽满树。王先生说，这是为了防御戈壁吹来的沙尘。我们也见到了路旁一些穷人家的房子，那是泥土建造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的窗纸。有猪和光脚的孩子们，看上去他们不缺乏营养。

这里的景色令人想起希腊：平稳的山丘，一些松树。长城宛如一条巨龙，沿山的高低走向盘据山顶。有时出现在眼前，有时从眼前消失。你不得不想：可怜的奴隶们流了多少血和泪才建起这座雄伟的长城！

旅游亭子很干净。我们吃饭，喝啤酒，喝柠檬汁。然后躺在舒适的沙发上休息。一只苍蝇也没有。

明十三陵占地40平方公里。我们数了数最大陵墓上的大厅的柱子：中间24根，全都是整木。是我们熟悉的颜色：红、蓝、绿。瓦是金黄色。平原上栽满了小麦，而不是种植的。

要进入第一座陵墓，先要经过一道白色大理石门。第二道门红色，跟紫禁城大门一样，然后又一道门，红色。一直到一个巨大石龟，背驮石碑。你面前是一座巨大的亭子，有高大的大理石栏杆，后面还有一座。在大理石台阶旁，像在北京的宫殿一样，摆满花盆。在角上是经过风化的画面。一两棵老松树。

最后才到达真正的陵墓——三层，巨大的大理石平台，金黄色的屋顶，在屋角翘起的房檐上立着存在的和幻想的动物。

“每座坟墓都在地下，有相同的结构。”王先生解释，“还有一些坟墓我们没有找到。当然，最后都能找到。”

离开时，我们又经过了石人、石马、石狮、石象，这奇怪的队伍排列在明陵前。到达出口，穿过巨大的白色大门，形状像门。

6月26日。上午大夫检查，化验，很好，白细胞40.0000。下午会议，周恩来讲话三个小时。然后我们见到伟大的哲学家、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科学院主席郭沫若。然后在花园里见到周恩来。好客，热情，我们谈了塞浦路斯问题。

为了理解中国总理今天讲话的意义，我们应该记得，至今新中国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绝对共产主义的，在这个阶段，就连文学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当混乱的形势好转后，毛泽东提出自我批评、三反五反和整风的口号。早该把我们眼中的刺挑出来，他宣称，然后帮助他们挑出他们自己的眼中刺。

但是，人永远是人，不管是白人，黄人，黑人或者红人。只要你把手指给他，他就会想要你的手臂。在祖国利益的后面，永远隐藏着个人利益。此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情况也不除外。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刚刚向人民和知识界给予他们渴求发表意见的自由，他们便开始发动进攻。右派攻击左派。极左派开始攻击久经考验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简直不知这场沸腾怎样收尾。好在中国有这两个人。

他们不失时机地提出反击，结果中国没有流血就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但是，让我们来听听周恩来自己的讲话[2]：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现在还很贫穷，政治和经济还很落后，人多，耕地面积少……这就是现实，如果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

“……我们有6亿人口，如果一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每年就要增加6亿元……所以，我们必须稳步前进，慢慢来……一些人说，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大。这是事实吗？当然，我们承认，差别是有的。但是，对比他们的生活条件时，不应该忘记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差别……过去，我们大多数农村人衣着褴褛，食不果腹……现在，20-30%的农村人生活稍有节余，60%的人有生活必需品，只有10-15%的人还有困难，这正是我们要帮助的人……

“……将来，我们在给工人增加工资时，我们要谨慎，要让工人们明白，没有农民，他们无法生活……在我们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前，工人不要要求快速地改善生活……

“……解放初期，我们的工资制度是混乱的……在高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关于学徒制度，我们应该抛弃不好的封建法律。但是，其中有好多东西，如：学徒年限，教徒弟的各种技术，学徒的工资和师傅的报酬。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加以继承……

“……有些学徒工自以为是。觉得掌握技术很容易，不尊重老人的辛苦得来和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所以，他们有时不乐意向老工人请教或者向他们学习。这种趋势影响了新老工人的团结，破坏了学徒和师傅的关系……我们应该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耐心的教育……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有技术，同时有政治和社会经验……

“……在农村，我们要教育年轻人尊重老人，虚心向他们学习耕作技术和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经验……

“……现在，我们谈谈教育问题。中国很落后……70%的人是文盲。1949年小学生有2400万，1956年小学生达到6300万……1951年一1957年政府花在小学上的经费为49亿元，就是说占了整个教育经费的54%。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感到不足。开始我们花了太大力气建幼儿园和小学校。现在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在教育人民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将来我们靠百花齐放和除旧创新的原则，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些年来，我们在改善医疗和提高人民健康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一些危险的疾病，鼠疫、霍乱、天花，现在已经得到控制……”

“……但是，在大夫和护士中我们发现有不团结和不能相互尊重的问题。

“……为了彻底摆脱贫穷和无知，为了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还要长时间艰苦奋斗。胜利不是几年就能得来的，而是需要几十年……从高级领导到基层，我们都应该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我们老一辈人要教育年轻的一代，只有不懈努力才能创造好的生活。”

休息。我们来到凉爽的院子，有树木，有饮料。我们休息，透气，然后进入会场，继续听会。现在周恩来要讲整风这个近来开展的运动，要求朋友和敌人公开说出他们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依靠工人和农民。在我们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层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政权……

“……我们的制度是‘上层建筑’依靠国家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关系。依靠这个制度我们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初步胜利。我们应该坚信我们的制度，以便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讨论我们的选举制度问题。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国家机器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相反，改进和发展永远是需要的。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还在襁褓中。”

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没有高低之分。所以我们经常听他们批评和反复批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批评他们自己。但是，这也和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千百次的那样，我们可以严厉批评一个我们爱的人，正因为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却不允许我们知道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所爱的人的坏话。

同样，当周恩来发现一些反动派利用整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企图推翻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时，失去了冷静，开始揭发反动派的伎俩：

“……我们的制度建立在民主和专政上。有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不应该再有专政。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残余，只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反对我们……还存在那些来自剥削阶级的人。同时还存在小偷、骗子、杀人犯，各种破坏法律和秩序的分子。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他们每天都派特务和间谍……

“……我应该强调，在中央机关和各领导阶层，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在我国刚刚建立，国家机构的职员还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尤其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有人指责我们说，在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间存在隔阂……共产党员不尊重非党员……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有一些非党员对工作漠不关心，他们从高处观望共产党党员。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这两种倾向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尽最大努力来改正……

“……研究这些倾向，我看有一个解决办法：首先，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遵循统一战线政策，帮助我们克服宗派主义，要尊重和帮助非党员，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经验，不断提高自己……

“……我们掀起的改善党风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所以，我们要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就是有些过分的和不符合事实的……

“……但是，有些右派提出，我上面提到的三大问题是人民专政带来的后果。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不正确的批评。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能够动员人民的绝大多数参与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存在的地盘……

“……代表同志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我们应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矛盾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代替。那些仍在受到管制的人，只要他们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将获得政治权利和成为人民的成员。相反，一些人或者团体，现在是人民的成员，如果坚持反社会主义思想，如果反对社会主义变革和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基础，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资产阶级右派尽管还在人民之列，但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作为不利于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在我们和右派之间划一条政治的和思想的分界线，并开展一场反对他们的运动，让大多数人，真正爱国主义者，看清右派的批评和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希望，当我们孤立他们，他们会思考，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社会主义大门对他们永远是敞开的。一小部分右派可能坚持他们的反动观点，拒绝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甚至还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自绝于人民……

“……代表同志们！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有利。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中国人民，将在斗争中加强团结，反对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只要我们继续加强民族和国际团结，提高生产，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周恩来讲话结束，我们又来到院子里。开始向他介绍各国代表团。先是日本的，然后是英国的等等。他和所有的人谈话，微笑，照相……

轮到我们了，卡赞扎基斯请他关心塞浦路斯的命运……

“为什么你们要反右？”我问王。

“为什么？你们没有听到周恩来说了什么？他们还没有明白，我们国家只有团结才能得救……

现在，我重新读这些记录，但是，不是很清楚，以便让我把他们抄录下来。我只好向你们用两句话说明，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和部长埃德加·福尔是怎么解释形势的。他离开北京时，我们正好刚刚到达。

从1951年开始三反，然后马上五反。这些运动干什么呢？

第一个运动肯定只是针对共产党员。三反的口号是：打倒官僚主义！打倒浪费！打倒贪污！

有一个重要的审判，在各个公园，在大学，在公共部门，都用大喇叭广播了……七个大人物坐在凳子上。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被判处了死刑。那些行贿、受贿，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五反主要是反对商人，不仅如此，正如有人说的，是巨商。打倒五大毛病：受礼，逃税，盗窃国家资产，破坏建设，贩卖坏物资……（那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打老虎的大中小，取决于他们利润的多少！”

五反的结果显而易见：物价降低了5%，因为那些保住了脑壳的商人赶紧把屯积的货物拿出来销售。

我们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听到了一个新的口号。我们感觉是新的。但是，毛泽东早就发放给民众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是《真理报》4月报道的。

但是，当不满意的人们站起来，开始公开述说他们的意见时，当热血青年走向街头，当开始出现动乱和炸弹时，周恩来明白了，自由是一把双刃刀，就发表了我们有幸听到的讲话。是埃德加·福尔，而不是我们的导游王，告诉了我们下列事实：

7月12日至13日，在武汉（湖北），几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开始唱歌和呼喊反对共产党的口号，闯入市政府，企图绑架市长。没有找到市长，就把两个公务员拖走了。有消息说，他们的教授不但没有制止，反而鼓励他们。

7月17日，在我们到达北京前五天，一个33岁医科大学生，把一枚炸弹投向了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

7月25日，我们到达四天后，一个街道主任被杀。6月12日，有七人被杀。

埃德加·福尔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也许这些动乱是小规模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经过9年的艰苦努力，才把共产主义的秩序在中国确立下来，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不敢冒任何风险。

我们还参观了全中国农业展览馆：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的非常讲究的展览馆。这里曾经是俄罗斯展览馆，后来赠送给了中国。类似的展览馆，我们后来还在许多城市见到过。漂亮的中国小姑娘手拿一根长竹条，向战士们和农民进行讲解，他们张嘴听着。你们想想，巨大的土豆重40—50磅。漂亮的圆圆的茄子。奇怪的长长的大白菜，像生菜。只有两个品种的葡萄。小小的栗子、西葫芦、辣椒、菠萝、可可、柚子、大豆、玉米还有许多……

6月27日。上午浪费在医院里。下午京剧：《神猴》。他反抗所有的当权者，可怕的造反者，只有如来佛制服了他。中国人的奇迹，灵活，和谐和幽默。空中翻跟斗，魔术，舞蹈，唱腔，满意，完美！

是的，真是太美了！神猴和其他妖魔鬼怪在空中翻跟斗，有的两圈，有的三圈。从舞台四个角落同时启动，在空中翻腾，有时能形成四层！一点声音都没有，听不到喘气声。只有豆大的汗珠从神猴头上滴下！

“这位杰出的演员有多大年纪？”我们问王。

“还不到20岁！”

王看到演员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高兴得红光满面。

一个像15岁的男孩，常春华（音译），扮演真正的猴子。上山，爬树，在皇帝的座位上跳来跳去。钻水帘洞，偷仙桃，一口一口地吃，吐皮，神奇的桃，神奇的桃核，开心大笑，高兴得在空中翻跟斗，和魔怪战斗，战胜两面派的官，菩萨的徒弟轮流上场，最后把神猴锁住……

6月28日。大学。简朴，低矮，北京郊外。可爱的教授。大学生宿舍。一群微笑的、可爱的女大学生包围了我们，很多人讲法语和德语。一个小姑娘，傅鲁丽（音译），接待我，一直搀扶我，给我扇扇子，对我微笑。你千万不要忘记傅鲁丽。世界最美的湖：有高塔，有亭子，绿色的，红色的……

是的，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真正的面孔：小傅鲁丽。

我只告诉了中国朋友一次：卡赞扎基斯不能吃盐。从那以后，从北京到香港，每次宴请，我们要享受10至20道菜，给卡赞扎基斯也单独上那么多菜，只是没有盐……现在，在大学里，看来他们也接到通知，卡赞扎基斯身体不太好，不能累着。所以大学校长精心挑选了傅鲁丽，让她负责照顾卡赞扎基斯，给他扇风，扶他走路，安排他座位……东方的礼貌，加上了这位姑娘的美丽、善良。有一次，我看到傅鲁丽帮助卡赞扎基斯解开衬衫扣子，一手提领口，另一只手用扇子为他扇风。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大笑起来。

“咳，”卡赞扎基斯兴奋地笑着说，“我知道我没有大毛病，但是我喜欢这样！”

如果说，俄罗斯建立了莫斯科大学，为苏联的大学生尽可能提供舒适条件，中国人却完全出于不同考虑，建立了一所非常非常简朴的大学。所需要的一切都具备，就是没有多余的奢华。不要惯坏了来自边远贫穷山村、毕业后还将回到那里的学生们。

“如果全部博士生都集中在大城市里，我们让他们做什么？”教授指着北京大学对我们解释说，“我们需要他们回到乡村和边远城镇，在全中国传播文化和知识……”

他是对的，所以在我们到学生宿舍看到狭窄的上下床铺（像船上的床铺）时，没有感到吃惊。我们还发现，他们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都很简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北京大学的校园非常美，高高的树木，郁郁葱葱，鲜花盛开，小河流淌……

前往颐和园，舞台有两层，同时上演两场戏。女皇帝在玻璃窗里看戏。当她眼睛疲倦时，低头看下层的戏。然后。再抬头看上层的戏。

然后，美好的散步。看到了昆明湖，石舫，半公里长的画廊。晚上杂技，力量、灵活和美的表演。

湖中画廊，廊顶布满绘画。我们应邀落坐在很好的餐厅里，吃了很香的中国饭菜。我们想起了另一顿晚餐：鱼翅，黑蛋，炸鸡，筷子一触到鸡，马上破裂，仿佛是玻璃的；西葫皮火腿汤，绿辣椒，炒鸡片，各种小菜，馒头，甜食。我们喝了黑色葡萄酒，用小杯喝了白酒。

饭店后，我们登上茉莉花盛开的阳台，据说，当年欧洲人在上面饮酒作乐，酒醉后向下面的中国警察撒尿。

夜晚很美，天空充满星辰，茉莉花散发清香。北京就在我们脚下。只是最近建起来的取暖用的烟囱（原来我们以为是工厂）破坏了北京湖水、蓝天的美景。

我们的导游王跟我们越来越熟，话也越来越多。他满怀深情地谈到他的祖父。他说，他的祖父是个不怕困难的人，生活中任何障碍都能克服。像一棵生长的树，根碰见石头，就战胜石头。这样，他的根越扎越深。这就是中国人民！

他向我们讲起荷花，不受污染的花。生在泥里，长在泥里。但是一点泥也不沾。做人就应该这样。

6月29日。王来到我们房间，上午街上散步，很热。中午回到饭店。

和王在街上散步：大的书市，很多杂志，青年人在翻看，贪婪阅读。

下午，喇嘛庙，满满的，弥勒佛金塑像，大肚，大笑，上面有字：“敬佛先净心。”

然后见到玉佛，左肩披金斗篷，甜蜜地微笑。我对他喊：一切很好。告别。

北京第二大纺织厂：10万纱锭，2436梭子，每天生产24万尺布料，36万公斤纱，5600工人，500台机器，200名学徒工，等等。

卫生、清新的空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冬天用同样的办法取暖。女工看见经理不害怕，安静坐在那里，根据时间，或者工作或者读书。一个小姑娘躺在纱袋上读书。经理经过时，没有站起来“立正”，只是微微一笑。

当然；还让我们参观了托儿所。工人们的孩子在摇篮里玩耍。工余时间，可以学习。有70个班，3000工人学习。从小学到初中。

我们问，那些机器是不是俄国的。

“不是，中国的。中国的机器生产率更高。现在我们出口这种机器。”

不招收16岁以下的工人。孕妇给56天产假。在怀孕第七个月开始从事轻微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女工们现在感到很幸福。过去，他们在家里一辈子是奴隶：父亲的，兄弟的，丈夫的，婆婆的，然后是儿子的。直到死亡，都是奴隶。“母鸡清晨不打鸣！”老人这样说女人。“无才便是德。”他们这样说，也这样相信，从来不让女人像人一样说话。女人，唯一能自主做的，就是自杀。或者，盼望自己成为婆婆，轮到自己，用更大的仇恨，来虐待自己的儿媳妇……

6月30日。冬宫，院子，宫，镀金铜香炉，瓷器，杰出的艺术，好啊，中国……

整个下午休息。我想补充书：《20年后的中国》。

乌龟，预言：用滚烫的铁烙乌龟肚子，根据裂纹预测未来。

E先生去了满州里。卡赞扎基斯读书，贪婪地和王谈话。我们两个夫人逛商店。那里什么都有：书，衣服，工艺品，水果，酱菜，珊瑚，玉石，扇子，银饰，香料，漆纸伞，还有你能想到的一切。

皇帝可以拥有13个正式皇后，妃子想要多少有多少。每个正式娘娘都有自己的宫和院子，周围红红的高墙围绕。家具是楠木的，有红黑漆雕图案。我们看到一些高大衣柜，直达屋顶。床低矮，宽大，坐椅都雕画……

在博物馆，雕像，白色、黑色的地理图案的陶罐，和我们的出土文物有许多相像之处。后来我们欣赏了中国习惯的颜色：深红色、蓝色屏风，黄色花朵。我们更喜欢单色，雕刻简单，白色，清淡的蓝绿，和白色勉强分辨开。

我们还会见了中国音乐家。认识了作曲和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先生，他主管中国的音乐界。他创作了许多很好的中国室内乐，我们听了他的一个音乐会。非常好。中国人不会制作小提琴，但是他们钢琴非常好，还出口到国外。

E夫人对于中国的音乐界非常感兴趣。

“你们有多少个交响乐队？多少音乐学院？音乐学院要几年才能毕业？”

马思聪和他的同事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情况。

“我们有两个交响乐队，每个乐队有60种乐器。还有4个小型交响乐队，每个乐队有40种乐器。我们的学院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音乐学院学期为7年，然后，如果想成为独唱家，还需要5年。音乐家协会已经有588名成员。”

我们听了一些少数民族歌曲。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像提琴的乐器——二胡，据说孔子会拉二胡。为了使我们能辨别二胡的音调，还送给我们一张唱片，是云南民歌。还介绍了琵琶，一种只有两根弦的乐器，像我们的里拉琴。

从音乐跳到戏剧。

“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剧院吗？3万！在四川省就有7千！”

“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剧院。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热爱戏剧、音乐和诗歌。”

“有一个时期，”不知疲倦的王对我们说，“全体人民写诗。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

“还有妇女，”马先生补充，“在黄金时代，你们知道女诗人吗？”

“知道，有诗歌希腊译本。”

“我要把自己的书赠送给中国的作家，”今天，卡赞扎基斯对我说，“我要报答他们给我们的快乐。”

“他们对哪些书很感兴趣？”

“我想，《米哈里队长》、《耶稣重返十字架》和《佐尔巴》。请你拿来笔和纸，我给他们写封信。”

他用两分钟写完了信，把三本小说赠送给了中国人民。

7月1日。上午读书。下午参观菩萨庙。一位白胡子和尚接待我们。坐下，茶，坐了一会儿，副主席比库苏参（音译）无声地出现了，很年轻，聪明的眼睛，微笑。我对他说，我喜欢佛教，青年时代我追求严律，找到了佛教。但是，我是希腊人，我爱并相信可见的世界。我排斥虚无的一切。但是，菩萨又教导我，可见的世界也是梦幻。这样，我就处在阿波罗和菩萨之间，爱世界上的虚无。所以我的青年时代是可悲的。我流过汗，现在还在流汗，寻求一种结合：我爱可见的，同时我又知道，这是自我欺骗。这样我就认识到，世界多么年轻，我深情和温柔地爱着他。

我用自由的眼光观察、欢迎一切。

通往高端哲理的道路有三条：冥想，行善，美。一朵美丽的花可以引导你达到最高哲理。

这时，比库说，在菩萨生命最后时刻，拿了一朵荷花，看了一眼，微微一笑。他的学生中只有一人明白他微笑的含义。菩萨就把这个学生立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时，我向他讲述了树叶、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复活后的耶稣[3]。

我又说，苏格拉底想从东方哲人那里学习治理城邦的法律。菩萨对他微微一笑。苏格拉底什么也没有明白，一无所获，回到希腊。

安静，深刻的谈话。

我说，西方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佛教徒。因为菩萨教导人放弃一切，而我们西方人要占据一切。我说，在达到哲理高端的三条道路中，我选择美。这时，比库站起来，送给我一本英文书。

“这里，你可以找到你选择的道路的方法。”

我们分手。

“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希腊人。”

晚上京剧。同样的美妙，同样的唱腔，同样的动作。不同的是今晚更欢乐：女主角想过一条河，招呼船夫。船夫手拿一根桨上来。于是开始了令人吃惊的表演：妇女害怕上船，上了船，船左右摇摆，好像真的在船上一样。奇迹！舞台上是那样真实，比有一条真船更富表现力。观众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参与创作，自己感动自己。真船反而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和激情。

7月2日。上午休息。下午作家协会会见和宴请。有教育部长茅盾，大学教授，戏剧作家，诗人等等。中餐晚宴很丰盛。我们谈了文学，戏剧，中国的进步。很开心。

E先生从满州里归来，兴高采烈。他说，要把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写进书里，表现中国的巨大进步。农业合作社，工厂，工作方式等等。

7月3日。在北京的最后一日。明天我们将和可爱的朋友王素思（音译）开始长江之旅。

宫殿里的绘画：细腻，敏感，马，骆驼，竹。明代。后来没落。临摹，累赘。

大院，松树，如画，桂树和石榴。很多石榴。

卡赞扎基斯今天把赠书的信交给了茅盾。这封信出乎中国朋友们的意料。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已经习惯了其他一些外国人，他们总是首先提出什么时候出，多少钱，”王在我耳边小声说，“他们拿纸拿笔算他们应得的份额……”

“是啊，”我也小声对他说，“但是，你别忘了，卡赞扎基斯不属于那些人之列。”

当我们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让我们冒冷汗的是如何区分中国人和记住他们的名字。

“你们记得我们今天和昨天见到的人吗？”我担心地询问朋友们和卡赞扎基斯，“我至今还分不出日本人和中国人。”

卡赞扎基斯笑了，我相信，他也不比我强多少。

但是，今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出了茅盾，科学院副主席、著名戏剧作家夏衍，主管哲学出版物的艾思奇，多高兴！

“他们三位都和鲁迅——‘中国的高尔基’——合作过。鲁迅去世时是1936年。”王说。

我们讨论了民间语和官方语，简化文字，拉丁字母拼音和戏剧等问题，也谈论了是不是应该遵从古老的传统——为什么不——共产主义给予他们的创作自由等敏感的话题。

“难道你们不知道百花齐放吗？”

“知道，知道，但是我们想从你们嘴里听听，你们真的是自由的吗？”

“自由的，自由的！”他们异口同声喊叫道，“你们也不要忘记，在中国，在我们这里，为艺术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因为，首先在我们头脑里和心里有个目标！用我们的创作把我们的人民从旧的邪恶，迷信，愚昧，奴性，恐惧中解脱出来，从此过上有自尊的生活。你们在希腊做什么？”

我们的朋友也很好奇。他们了解我们的古代经典作家，但是一点也不了解现代文学。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下面的对话：

“今天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生活怎样？”

“我们的人民很爱自己的作家。生活有保证，而且越来越方便。教育和艺术在我国越来越普及，不断提高。”

“一本好的小说，每一版大概印多少册？”

“6万到8万。有时为了教育人民，我们会印4百万册。你们想一想，在国民党时代，我们最好的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出的书也没有超过2千册的。”

“政府帮助现今中国的作家吗？”

“通过对困难作家的专用资金。如果一个有天赋的工人、职员或者任何普通的人，想写作，但是因为他要工作挣钱养家而不能写作，都有权申请带工资的假期。今天，我们有许多作家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参与国家管理。

“解放前，作家的生活非常艰难。勉强度日，住在阁楼或者地下室。一些作家，像胡也频、柔石、冯铿等都被国民党警察暗杀了。伟大的鲁迅也被列入黑名单，警察一直追捕他，企图杀害他。今天，不仅他们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而且我们的人民爱他们，尊重他们。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忘乎所以，认为只有他存在，其他人都不行，会犯众怒的。因为在我们国家，不允许任何人高高在上。”

“中国人都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那些描写新人的，介绍新的科学成绩和发明的，鼓励人们创造的，美的和有用的。中国读者喜欢反映现代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丰富的文学作品。”

“人民和中国作家喜欢外国的文学吗？”

“当然。中国人民从来不排外，总是学习外国人民优秀的品质。这包括两千年前的佛教艺术，19世纪的欧洲文化艺术，俄罗斯文学和古希腊文学。自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发表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我们的读者不喜欢反现实主义的文学。

“中国艺术家协会总会有705名成员，有12个分会，全体成员为1115名。

“根据最新统计，当然不全面，从1950年到1956年，文学书籍出版28370种，这其中，18347册为新作，发行了711000册。这还不包括1950-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

“中国的书很贵吗？”

“不贵。解放后我们三次降低书价，1953年降5-10%，1955年5月降4-20%，1956年4月，降8-20%。现在的书，每本不超过一元。所以，人人买得起。”

“中国的杂志多吗？”

“在北京就有14种专门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杂志。《中国文学》用英文出版，目的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学。《诗刊》专门发表和介绍诗歌创作。《文学杂志》发表理论和评论。还有《解放军文艺》等等，每种杂志都有自己的特点，正如杂志名称反映的那样。这样的杂志在中国各省及大城市都有。”

“你们能自由写作吗？”

“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号是鲜明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传战争或者抨击各民族的平等，就是说，如果损害公众利益，他自然失去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

“有些作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是好人，有缺点，可以通过自由讨论来改正。这时需要公开讨论，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公开鲜明地讲出来，他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你们翻译很多外国作品吗？”

“到1957年6月，共翻译了46个国家的4258部文学和艺术作品。占第一位的是俄罗斯和苏联的。我们现在计划翻译世界上最好的作品。

“我们翻译出版了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凡尔纳、迦梨陀娑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被搬上舞台，获得很大成功。我们的人民喜欢悲剧和喜剧。（为什么我们的悲剧不到北京，北京京剧不到雅典？）”

“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戏剧作家都是谁？”

“小说家：茅盾、老舍、巴金、刘白羽、周立波、赵树理……诗人：郭沫若、田间、冰心、萧山、艾青……剧作家：郭沫若、老舍、曹禺、夏衍……老的作家是我们的导师，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愿意帮助青年人。”

“人们喜欢读什么人的作品？好作家的还是差一些的？”

“好的作家。”

“你们要简化汉字吗？”

“我们正在慎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开始一些简化，方便人民学习认识象形字，便于作家创作。但是，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是不是采用拉丁字母。这需要全体人民参加讨论，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大事。”

“你们的口语和文字语言差别大吗？”

“是的。在中国，文字是帮助不同地域人民交流的工具，口语是人们用声音交流的工具。有文字的地方，差别不大。中国文字是象形和声音的结合。80%的中国文字是一半声音和一半根据单词表达的意思由绘画形象组成。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语言和口语有很大差别。所以，书写的思想和口语表达的思想也有巨大差别。”

“你们打算用一种语言，让全体中国人都懂吗？”

“是的。我们正在推广以北京语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主要在汉族人居住区。虽然汉语是一个语言，但是各地区方言很多，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两个都讲汉语的人相互听不懂，不能用口语交流。

“最近两年，普通话在汉人居住区域有很大的推广，小学、初中和高中都用普通话教学。效果很好。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他们延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为了和汉族人交流，他们也开始学习汉语，没有人强迫他们……”

“中国人读得最多的外国书是什么？”

“俄国的，还有法国的。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等。”

“好的小说每版印多少册？”

“20万册。我们有的文艺杂志印30万册，有些青年人的读物印150万册，有面向军队的……还分专业：比如，自然科学的报纸就有64种，科技问题的有87种，医学的30种，教育的39种，文学艺术的107种……”

我们请王介绍几部好的中国电影。那天晚上专门为我们在和平委员会礼堂放映了鲁迅的非常好、但是很悲的作品《祝福》，夏衍改编。我们强忍，没有哭出声来。解放前女人的命运非常悲惨。总是被推到毁灭的边缘，如果自杀，自我毁灭。如果生存，毁灭儿媳。

“为什么，为什么，”我反复问卡赞扎基斯，“我每次读中国的故事，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每个中国的婆婆不能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她忘记了成为婆婆之前受的罪？”

卡赞扎基斯从书上抬起眼，默默地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

“人心的深不可测，我的孩子……”

“我努力给你们找一找《白毛女》。”那天晚上，王看到我们喜欢中国影片，很高兴，说，“是一部老的电影，全中国都为她哭过。你们也会哭的，我要去找找看，只是不敢保证……”

我们相信，只要你求中国人办什么，没有不办的。我们在法国时，就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我们亲身体验了。真的，几天以后，在重庆，王真的找到了《白毛女》。但是很不幸，刚开始放映，机器就坏了。无法修好。连夜用汽车派来三位专家，没有用！最后，吃冰淇淋，等待，我们回到饭店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