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公主和黄色的珀西哈里斯
单宝钗（音译）公主穿一件紧身金黄丝绸旗袍，戴长长的绿宝石耳坠。眼睛黑黑的，涂有眼影。当年曾在皇宫里居住多年，现在，皇宫荒凉了，只好住在这个有着独立花园的离北京较远的房子里。她的面部、脖子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润肤脂、香粉和油彩。她很苗条，动作灵活，可怕的漂亮。她写了一本爱情的书。我询问她中国文学的现状。她涂有眼影的天鹅绒眼睛充满怀念。
“没有什么了，”她说，“随着皇家王朝的陨落，我们的创作力量也枯竭了。年轻人都是懒人，缺乏情感。他们不相信古典作家，不读书。他们书写时，语言粗俗不堪。你感觉他们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说话。尤其出现了一个可咒的首领，他要抛弃我们精神的神，改变我们的语言，让我们用苦力和农民的语言写作！”
我感到很可笑。但是，要让成熟的、苗条的公主愤怒地说下去。她点上香烟，从嘴和鼻孔向外喷烟雾，这使我想起宫殿前的象征皇后的铜凤凰，当天子来到时，凤凰会四处冒烟，散发香气，和现在愤怒的公主吸烟一样。
“这怎么可以？”她喊道，“有学问的人怎么可以用老百姓的口语写文章？怎么可以用我的仆人的语言写高级的情感、崇高的意念？告诉我，这可能吗？”
啊，在这一刻，我想起了用我们语言的阿克力达斯，彼得洛斯·弗拉斯托斯，他们在世界那一边，在利物浦。听着这位维护官方语的公主慷慨陈词、眼中充满蔑视，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这就像在你们的地方出来一个人，他宣称，不应该用柏拉图的语言写作，而要用农民和渔夫的语言。你们会怎样对待他？”
我笑了：
“我们怎么对待他？我们要把他流放到远离希腊的地方，要骂他为出卖者和叛徒，不允许他的脚踏进科学院。尽我们一切所能来饿死他！”
“哎，你看你看！”愤怒的公主回答，“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那个该死的胡适博士！”
端上来充满茉莉花香的茶。蓝色的黄昏开始从高高的窗口爬进来。窗口外面，一棵火红的石榴花盛开。公主在昏暗中光彩夺目，东方的偶像，浑身珠光宝气，香气逼人。她用热情洋溢的声音向我讲述中国的语言：
“我们有两种语言，一种是书写用的；一种口头讲的。书面语不像你们的语言那样，由字母组成。我们有几千个象形字，每一个字代表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事物。我们最早的文字是粗大的，象征天、地、人、家畜，以及其他的，鸟、树、鱼、金属。总共有214个。但是，仅仅这些字已经容不下我们的精神财富了，必须完美我们的书写，找到新的书写方式。当然不是绘画出所有的客观存在。怎样表达复杂繁多的客观，例如怎样区分狗、狼和狐狸？怎样区分苹果树、梨树和樱桃树？还有，怎样表现抽象的概念或者感情？愤怒、爱情、希望？很困难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像你们那样用字母连接、采用斯拉夫语言系统，怎么办呢？在原来214个字的基础上，我们又创造了新的字，当然是随意的，但是，是很适宜和有表现力的。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谜。你越是有文化，越能解开这些谜。我们把字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食肉动物用狗字为基础表达。牛则是反刍动物的基础字；鼠表达啮齿动物；猪表达厚皮动物。如要写虎字，先写狗字旁，在加上一个象征虎样子的象形字。”
“你们怎样能把抽象概念表现出来呢？”
“非常困难，”公主笑着回答，“这里就看出了我们种族的聪明才智。为了表达怒，先画一颗心，在心上放一个奴。心被奴役能不愤怒吗？一个屋檐下有两个女人表达纷争。一只手和一杆平衡的秤是历史学者。珍和珠是朋友。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绘画和书法是一家。你要成为好的学者，首先要成为画家。当我们的民族处于鼎盛时期时，书法是神圣的。动笔前要沐浴、更衣。手臂要和纸张平衡，肘永远不可碰到纸。笔、鼻和心要构成三角。很多学者冬天没有火取暖时，就动笔写字，十分钟后就会出汗。当你愤怒或者难过时，动笔写字，愤怒和难过就会消失。你想想，由开始的214个象形字到现在几千字。我们最好的字典已经有了两个世纪了，里面有44449个字！没有人能全部记住。我们尽量学习。掌握6千字就可以了。”
“你们的口语呢？”
“啊！很简单！”公主不屑一顾地说，“由450个单音字组成，由于口语发音不同，达到1600个。中国的词因为发音相同而分为两类，为了不混淆，如果需要，总是在同音字旁加一个意义相同或者相反的字。您看，口头语没有书面语那样困难和文雅。现在，来了这个魔鬼胡适……
就在同一个晚上，在一个小餐馆里，我和这个魔鬼、号召中国人用白话文写文章的胡适共进晚餐。我们谈到了公主，大笑不止，我们一下子成了朋友，因为同样的思想把地球两端的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胡适也就是45岁，充满活力，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放光。他在美国学习哲学和文学，在那里他的头脑被照亮了，看到了吞噬他的民族的麻风病，开始了斗争。
从美国归来，他在上海，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共同发表了《中国文学革命宣言》。宣言称，中国古典的语言对当今的生活已经无用了，15个世纪以来，这种语言对于我们民族已经是看不懂的，是阻挡精神发展的障碍。拯救我们民族的唯一语言是白话文，讲话用的民间语。一个死亡的语言不能表现一个活着的人民。“没有一种死亡的语言能创造活生生的文学”。
“我在1916年就发誓，”胡适对我说，“我不用文言文，只用白话文，来写散文和诗歌。我们争取到大学的一些教授，争取到很多大学生，创办了杂志《青年》，只用白话文。两年后，所有省的青年都响应了我们的宣言。用白话文的思潮像火一样在全中国蔓延开来。到1920年我们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教育部在几千年后，第一次在两个年级使用了活的语言。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决定在小学所有年级和初中全部使用白话文。最近五年，在所出版的书籍中，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白话文。胜利！我们最大的反对者，林纾老先生，他曾把200多本欧洲的书译成古典中文，不知所措。他反对我们唯一的论据是：‘我感觉应该用古典语言来写作，我这样感觉，但说不出为什么。’”
胡适笑了，神采奕奕。
“你们呢？”他问我。
我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斗争。珀西哈里斯、帕里斯、帕拉马斯、爱弗达里奥迪斯、菲林达斯、弗拉斯托斯的名字胜利地回响在中国的小餐馆里。黄色的珀西哈里斯听到遥远的我们斗争的回音，笑了。
这样，我们不同国籍、统一战斗的同志笑谈到深夜，难舍难分。像两个传令兵，一个来传达部队胜利的喜讯，另一个也来传达胜利的喜讯。现在，两个传令兵会见了，宣布了胜利的消息，不想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