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这几天，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江科主张采取一切可能的人道措施来抑制民众的骚动，制止流血事件。他明白他的责任，在皇上远离首都的情况下，他自己实际上从俄国的第二号人物变成了头号人物。因此，在紧张地领导杜马的工作时，他还不知疲倦地用电话干预各种事件。他打电话给迟钝的哈巴洛夫，要他谴责警察部队。他又给市长打电话，说他要去把那个指挥逮捕的警官的五脏六腑给揪出来。他给军事部长打电话：为什么不能用水枪来驱散群众？（那位部长自己不知道这个办法，但乐意这样做，他给哈巴洛夫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禁止召回消防队员，因为用水冲群众会更加刺激他们。）
今天白天，罗江科会见疲惫不堪的戈利岑伯爵。他要和他进行谈判，可是他们之间又能进行什么谈判呢？整个国家分成了两个神经系统：一个——是人民、军队、社会、杜马和他们的充满力量的领袖罗江科；另一个——是彼此不和的部长们和最近几周来领导他们的这位衰老的伯爵。这不成其为谈判，而是罗江科坚持要求政府全体成员总辞职。而戈利岑回答说，他是乐于提出辞呈的，他一心指望安定，但就怕这样做不成体统，就像是在可耻地逃跑似的：沙皇的奴仆在危险的关头是不能放弃岗位的。在皇权制度的公务处于停滞的状态下，他们不会倾听人民的激烈声息——看来这是必然的。但是，即使不能马上，在一天之内用宣布一个新的内阁来拯救俄国，那也起码要让戈利岑把普罗托波波夫这个恶棍、骗子从他的内阁中清除出去！那样，整个俄国就会感到呼吸自由了！戈利岑痛心地说，他自己也乐于摆脱普罗托波波夫，可要知道，那个人不是由他来安置的。
可不是这样！但是当罗江科看着这位可爱的伯爵时，就不能不想到保存在他手里的直言不讳的三份待填日期的命令：关于完全解散杜马和定于明年秋天选举新的一届杜马的命令；关于解散杜马直到战争结束的命令；或者休会一段时间的命令。政府什么力量也没有，完全没有！但是这个衰弱的老头任何一天都可能达到解散杜马的目的，犯下这样的历史罪行！为了使自己在急转弯时小心从事，罗江科必须顾及这一面临的威胁。
对于杜马的任何威胁，罗江科都是非常警觉地承受的，甚至比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还要警觉！解散杜马的危险如一根骨头鲠在他喉咙里。要知道，杜马——这是俄罗斯的真理的唯一源泉，对俄国的惶恐不安的有识之士来说是唯一的一盏明灯。杜马的成员——是人民意志的唯一表达者。要是杜马解散了——谁来支持俄国的朝气，鼓舞俄国的勇气，特别是在战争失利的时候？杜马——这是唯一起抑制作用的中心。杜马一旦解散——国家马上要笼罩在深深的黑暗中，全国就要毫无监督地落在普罗托波波夫、皇后、拉斯普京小圈子和德国间谍的手里！（罗江科的妻子去年十二月以来就认为连沙皇也是有罪的。）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地要导致俄国的分裂，这是耻辱的。
而对自己来说——罗江科看不出除了被捕和流放之外会有别的出路。
这样的阴暗的预感在他脑海里已经存在好几个星期了，在成功地赶跑了什丘尔麦尔的十一月份和政府冲突之后就产生了。在十二月份社会上召开各种公开的代表大会之后这样的预感就更加强烈了。而到了一月份，罗江科邀请了几位贵族的领袖到他那儿，直接请求他们：一旦他像所预见的那样被逮捕了（流放到西伯利亚了，或者被绞死了），就顶替他站在保卫俄国利益的岗位上：如果说杜马可以大不敬地加以解散的话，那么贵族是既不能加以解散，也不能加以废除的。
他有这样的预见已经好几个月了，因此，利沃夫、切尔诺科夫、科诺瓦洛夫还请他到他们的莫斯科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公开表述他的预见。罗江科明白，他要能走出这一步，可能要改变历史的进程。然而他没有到那儿去。秋天，他给沙皇写了一封关于皇后干预俄国国家管理的危险性的警告信，这就足够了——这封信经许多人传阅过。现在他，根据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影响，看到了更直接地拯救祖国的办法：向皇上写一份最忠诚的报告，这报告一定要在杜马会议召开的前夕呈上。虽然罗江科就是杜马，但他究竟又是罗江科本人，跟皇上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的一个人。可以说，他罗江科给皇上的每个报告，都标志着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如果不是他罗江科，又是谁在一九一五年说明了这次战争中需要许多炮弹呢？如果不是他罗江科，又是谁在那些特别会议上坚决主张防卫呢？如果不是他罗江科，又是谁劝阻皇上在后方建立独裁体制呢？如果不是他罗江科，又是谁说服皇上把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从内政部长职位上撤下来呢？如果不是他罗江科，又是谁在一月的详尽的书面报告中使皇上亲眼看到了整个战争的过程，是谁认真仔细地阐明了从天才的、友好的布鲁西洛夫那儿了解到的一切呢？为什么在一九一六年停止进攻中布鲁西洛夫没有过错；他那个司令部的上司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要是没有这个上司，他倒可以把事情办好的；而罗马尼亚战线上的情况要比布鲁西洛夫那儿糟糕得多；尽管罗江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直接提到阿列克谢耶夫的名字，但材料本身说明了，所有错误都应由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罗江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像在这个报告中那样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内行。他还列举了一批不止一次由于把事情办糟糕了而被免职，之后由于君主的缺乏远见的恩宠又被起用的平庸的将军——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楚里科夫、西列利乌斯、科兹纳科夫等等。
当皇上没有表示感谢地回答他时，他感到多么委屈啊：皇上给他写了一封不表示特别信任的信。这封信甚至不是亲笔写的，而是用打字机打的。两周前皇上还冷淡地接见了他一次，此后就再没有接见他了。
二月份他又写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他是冒着很大危险写的。最终，一切都应该把话说清楚，使皇上感到害怕，永远拒绝解散杜马，但又要千方百计使社会力量得到加强。这应该成为所有报告中一个最伟大的转折性的报告。即使皇上不公开宣读或者叫别人读这份报告，那么那些最好的句子和主要的思想，他也应该牢记的。
不立即彻底改变全部管理体系，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是俄国全体有识之士的坚定看法。俄罗斯——笼罩着惊慌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是必要的。这种气氛在各种决议中表现了出来。军队供应的全部成绩，由于社会上的首倡精神而得以保证，可是政府却对这样的爱国主义行为感到嫉妒，不怀好意。国家的团结一致倒使政府感到恐惧，整个俄罗斯都受到它的怀疑。不得不痛心地再补充几句，我们社会上的惊恐情绪已经感染了我们的盟国。国内的许多事情已经糟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于即使来几个天才人物进行管理，他们也不大会有计可施。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撤换一些人物，改变管理体系。对新的人物，人民会予以信任的！从当今的部长们嘴里，皇上不可能了解真相，只有从国家杜马的主席口里才能了解真相。真理就是：不仅必须保存杜马，而且必须把它的权力延长到五年以上，以便让它把战后的和平谈判抓起来。如果有谁要毁灭杜马，那么国家就会自动起来保卫自己的法定权利。
向皇上隐瞒真相——这是犯罪行为。这些诚实、直率的话，皇上怎么会不喜欢呢，只要他能够听信真理？！然而皇上思想闭塞，恼羞成怒，不接受罗江科说的真理。他一会儿抽起烟来，一会儿扔掉香烟。罗江科向他提起自己过去的善意规劝也白费劲了，皇上回答说，他真后悔听了那些意见。这时，这位主席失去理智了，愤怒地说道：“陛下！您所做的事情，要激怒民众的。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指挥所有的人。人家把您引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您的周围没有剩下一个可靠、诚实的人了。皇上，您会自食其果的。”
这位主席在极其绝望中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怎么也不能阻止杜马的召开了。
就是在今天，当他回忆起那次接见时，他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
今天——对杜马的一次新的狡猾的打击又在酝酿中。
罗江科在自己寓所里高高的天花板下，在那半个大厅似的房间里，都感到窒息。他没有穿衣服，没有戴帽子，亮着半秃的脑袋，支撑着牛一样的结实的身躯，像往常一样走到了宽敞的阳台上，下面是富尔什塔德街，阳台面向着塞尔维亚大使馆。
这也是一种象征：他曾宣誓忠于同盟。
如果杜马能容纳人民的愿望，那么杜马的主席就更能容纳人民的愿望。他是这么感觉的：自己的心胸——就是整个俄罗斯的集体的心胸；自己的又高又大的身躯——就是俄罗斯的强大的身躯；自己的铜钟般的男低音——就是俄罗斯的声音。（而他在利沃夫是多么受尊敬啊！——一点儿也不次于皇上，甚至比他更受尊敬！）
整个人民的意志明显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真是一种少有的结合。
而他一向服从自己的内心力量的推动。
现在，他的内心在推动他，在这样的情势下必须做一件什么非常大的事情，来强有力地拯救俄国。
像他罕见的身躯一样，他必须行动起来，不去跟谁协调，而要独来独往。
这样的行动在他的处境下只能是：作为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必须向第一号人物呼吁。
尽管皇上不愿意听他的呼吁。
他还是要呼吁——以严肃的警告来呼吁。
明白无误地呼吁，可能是最后的呼吁了。
皇上突然出现在大本营——接到一份震耳欲聋的电报。震耳欲聋，可能有点儿夸大其词了，但就是要把他从最高统帅的因循守旧状态下拽出来。（他也该瞧瞧自己！就凭他能向最高统帅的胆量挑战？！）
难道皇上会听取他的呼吁？听这样的强有力的声音？这声音已多少次震荡过皇上毫无反应的耳膜了。
还有谁，究竟还有谁，可以请他帮忙呢，可以联合起来呢？
这位主席突然灵机一动：不把电报寄给皇上！不寄给皇上，他是不可靠的！而寄给几位前线的总司令。首先，给布鲁西洛夫，跟他们彼此十分了解，他会热情支持他的。其次，给鲁斯基——他对待杜马一向很好。噢，作为向上级报告，得给阿列克谢耶夫寄一份，虽然他是一位不招人喜欢的人。这就足够了，埃维尔特就不必了。给他们打电报，向他们呼吁，要他们联合起来，让他们向皇上请求！
妙极了！那时这份电报就不再是他个人的行为了，而要散布到社会上，但也可能被送上法庭，受到唾骂，或成为证词！到那时皇上怎么向所有的人交代呢？他是逃脱不了的！罗江科早在秋天就向米柳科夫提议过：集体向皇上上书。冷酷的米柳科夫以不符合宪法步骤为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
沙皇并不听杜马成员的意见。在彼得格勒没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他会听总司令们的意见！
就这样计划！
计划像隆隆的马车车轮似的滚了出来！罗江科离开阳台来到办公室——用他那四方形的半俄尺的红钢笔，挥写下一个个一俄寸大、任何电报公文纸都容纳不下的文字。
在彼得格勒，人们由于对不能引导国家摆脱困境的政府极端不信任，而处于惊慌失措状态。饥饿的群众走上了自发的不可遏制的无政府主义道路。运输工具、粮食、燃料状态如何？简直没法说，事件在发展，已经无法控制，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国家的生活处在最严重的时刻，俄国面临着军事失败和屈辱的威胁，而如果再解散杜马，军队干脆要拒绝作战。（布鲁西洛夫说过这样的话。）
唯一的出路是——任用全国都信得过的人物，全俄国由于信得过这样的人物而精神振奋，便会跟着他走，在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令人恐惧的时刻，再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走上光明的大道了，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而这样的人物是谁，哦，大家应该自己去猜。）
杜马主席提请杜马成员阁下们向沙皇陛下提出请求……
要认真地全盘考虑！
之后，他想了想——也给埃维尔特发了份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