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往常都认为照明在壁毯厂那儿和塔夫里达宫以及它那铺展开的一层楼的左右两翼的正门前那儿是足够亮的了。不过都不像今天所发生的这种事件！壁毯厂上的灯似乎很稀少，街道不亮，而塔夫里达宫前边的小花园，还有那一大片地，甚至也是半明半暗的。虽然台阶门廊上的几盏灯在点燃着，楼内所有的窗户都灯火通明。而在宫殿的二层上方的中间闪着光的是那孤独在黑暗中神秘地高高耸起的圆屋顶，隐约地活像一个人头的轮廓，给人的印象是深不可测的。
再对比一下，从各个方向来的深红色的火光提醒注意，这种亮光对城市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尽管是被密集的石砌街区所遮住。近处，在塔夫里达公园后边，特维尔街上的州宪兵署着火了。不远处对面是区法院。而在这两处之间的第三处稍远一些是亚历山德罗·涅瓦分局。
在塔夫里达宫前边的小花园里，各种身份不明的人会集成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密了。许多士兵，或者是成伙的，或者是彼此认识的。也正是那些从来没有固定住处的人，是一伙古怪的、不固定的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没有组织，更不成为队伍。还有从海军步兵兵营里出来的第一批水兵。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男大学生和高等女校学生，年轻男女工人，还有中学生。（没有街头流浪儿，宫殿附近也没有打枪的。）无所事事的汽车：轻便的和载重的都开了来，挤在一起。
许多人使劲儿拥挤，极想从正门那儿钻进去，而外边的岗哨逼退他们，呼喊着。在这个拥挤的穿便服的人群里，也有一些仪表堂堂的男人，有的身穿高贵的裘皮大衣，他们口头上对检查的人员证实，为什么他们要进去，有人把证件塞进去。
严格地检查了一阵子，来往于司令部房间询问，带来进入许可证。后来人群拥挤得更厉害了，推开了哨兵，占了上风，占据在原来的位置，又重新开始严格监督入口。
里边很暖和，在各个大厅里已经说明是人民的节日。塔夫里达宫里边相当宽敞，浪潮般涌了进来的人跟那些被准许进入的人汇合在一起。宫内的人逐渐多了，可是不管怎样，也聚不起来。宫内一切规矩和庄重性都被丢开了，只有杜马委员们才能说话。
他们几乎一致地都没穿外衣，早晨时同往常那样把外衣交给了存衣间的看管人。这样就都穿着长礼服，闪闪发光的胸衣，在外来的聚集起来的人们当中，有穿皮大衣、外套、军大衣、短呢上衣、戴男式便帽以及羊皮高帽。所剩下的一些人逐渐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杂七杂八的一群人，是这座宫殿已经不习惯了的主人。他们首先不能对宫殿的富丽堂皇和宽敞明亮给以评价。没有出现能发号施令的首领们。杜马的职员和警卫们都已无踪无影了。宫里没有了任何主人。
而闯进来的这些人也常常不知道接下去该干什么：穿着靴子到处乱走（留在镶木地板上的脏雪和泥巴，这样就有跌跤的危险），观察各个大厅。无所事事的士兵们会集了在一起，低声议论着。但是，后来却勇敢起来，瞧着往来穿梭的，忙忙碌碌的很有教养的绅士们和大学生们。他们自己也开始来往穿梭忙忙碌碌了，在一条走廊尽头发现有个小卖店，就在那里开始大吃起来，既不问价，也不付钱。一些新来的士兵弄清楚了这个现象，小卖店一瞬间就被吃空了，餐厅老板也不敢阻挠他们。
叶卡捷琳娜大厅靠近城市的另一个广场，有几伙人无论如何也不妨碍别人。有人来来往往傲慢地去办事，有人由于不明不白而疲惫不堪，有人在耐心地或不耐烦地在等待着什么。而有个青年人集中了自己的几小堆人。有一个人登上椅子，开始了小型群众会议。
而在圆屋顶大厅里出现了一张长条桌，桌子后边坐了几个人，另一些人向他们靠拢，弯着腰。那边发放某些通行证，又准许某人去做什么，又派某人到什么地方去。
经过前厅门，越来越频繁往里带被捕的人。他们身穿警察制服，但是更多的是穿便服的，年龄不同，表现不同。押解他们的是工人、士兵、水兵、居民，个个向前端着刺刀，举着手枪，带着拔出来的马刀或者佩剑。在前厅、各大厅和走廊里人们贪婪、好奇地看着这些被捕的人。确切点儿说，吸引人的不是警察捕人，而是人们把警察逮捕了，还抓了其他一些恶棍，首先是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因而引起幸灾乐祸！人们的眼睛都在瞧着他们。
他们已经知道了，要把一些人都押进财政委员会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正是犀利而尖刻的卡拉乌洛夫的主持下杜马委员们正在开会，参加会的有阿杰莫夫、帕帕江诺夫、曼瑟列夫。押送队在场的时候，他们对被押解来的人进行了匆促的审讯。对被捕的人做最后的安排：是把他们放了呢，还是监禁？把这些被捕的人押到哪里去呢？也是要有选择的：二层楼上的各个房间离上敞廊近。（进内阁的厢房，克伦斯基不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来的一些人都是携带武器的，在这里，他们充满正义，令他们骄傲的是，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抓住了，押来了。在这些刺刀和手枪的下边放了他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人们被捕的原因有：这些武装人员不得意他们的外貌，或者是因为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不放他们进住宅内去搜查。比较明智的办法就是暂时逮捕起来，明天再放出去，并向押送队员们表示感谢并赞扬，因为他们的劳动是为了巩固革命。
今晚刚刚开始的时候，立法院的委员们突然袭击，任意地就逮捕了谢格洛维托夫。但是过了几个小时，杜马委员们似乎和解了，习惯了，也佯装成法庭和一排座位，没有任何合法权能，压制他们跟随克伦斯基。他带动他们大家自我遵纪守法。
较晚一些时候，一支大型的押送队大声吵吵嚷嚷地进入圆屋顶大厅，带进来30多人，有穿宪兵队军官服的，有穿警察制服和便服的。架着双拐的白发老头向押解队发命令，他穿一身紧绷中尉制服，大概是自己长时间放着的旧衣服。在圆屋顶大厅中间他高声宣布：请向革命领导人克伦斯基代表报告有关自己的情况。
尽管克伦斯基不在这里，听到这样的呼唤，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了。
在克伦斯基身上很快就坦露出来，是在他身上才有的，那就是在革命群众面前，他保持着风度翩翩，举止高雅！瞧，他走近了，不慢（这样显得不高傲）也不快（不是迎合讨好）。他在老头儿面前站下，傲慢地挺直了身子，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但是非常注意地，微微地低一低头。
残疾人，多少还能拄着双拐，打算到前线去。于是把手放在帽檐上。做了明确的报告。（仅此一点就助长了第一批革命媒体疯狂的报道。）
“我荣幸地报告，我徒手捕获了人民的30个敌人，已押送来！他们都在这里，交给您发落，代表先生！”
于是克伦斯基用洪亮的声音回答，好似理解又赞许的姿态，又好似他专门在这里等待这位残疾人的这份报告：“谢谢您，中尉！今后也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了。”
他不去询问这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把他们抓来，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步。他们并没有把他们送到他已经知道的委员会去候审。最要紧的是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不可多得的机会，用革命的声调，低声发出命令，谁也不知道这是冲谁发的命令，有谁接受这种命令？！
“把他们带走。”
这些人高傲地不紧不慢地离开了。
押解队两只脚冻得很疼。中尉沉思起来：现在已经把他们带到地方了，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从拥挤的人群中冲出来一个人，越过了押送队人员，用拳头打着被押解的人。
其他人也开始用枪托敲击，把他们打得流血了。
押解队人员也参与了毒打。
被押解的人不敢自卫。有一些人告饶了，有些人被打倒了。
后来把他们带进上敞廊的拘留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