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弗里德里克·巴纳德（F.A.P.Barnard，1809—1889），19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巴纳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谢菲尔德，1828年毕业于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随后留校任助教。后因为遗传疾病丧失了听力，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美国聋哑人收养院、纽约聋哑学院任教。1837年，他又来到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大学任教，先后教授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自然发展史和英国文学等课程。1854年，他被任命为主教派教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牧师。这一年，因为学生骚乱，亚拉巴马大学一度被关闭，巴纳德被密西西比大学聘为数学系与自然哲学系的教授。1856年，他担任密西西比大学校长。美国内战爆发后，他因为同情北方而辞职回到华盛顿。在此期间，他主持指导了美国海岸勘测部的测绘制表工作。1864年，巴纳德受聘成为哥伦比亚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第十任校长，直至逝世。他比之前任何一任哥伦比亚学院校长的任职时间都长，在他的带领下，哥伦比亚学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在该校建立了新的自然科学系科，大力推行选修制，并且开创了美国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也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规模。

巴纳德本人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他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多个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同时，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教育满怀热情，擅长演讲，常常就当时的教育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据统计，他一生共写过60多本数学、文学、自然科学和教育学书籍。特别是他每年向哥伦比亚学院董事会提交的报告，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很多可贵的探讨。他还把自己的遗产全部都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著作和书信大都被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

本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选取了巴纳德自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些代表性言论，其中既有书信，又有演说词，主要围绕美国学院的管理制度、州的教育责任、宗教与科学教育以及女子高等教育等问题展开，从中既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也可以看出他自己对美国教育问题的思考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9世纪美国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书的第一部分，选取了巴纳德在1855年出版的一部书信集。这部集子中，收录了他写给亚拉巴马州一家地方报社的12封书信，这些书信，是他基于1854年亚拉巴马大学发生的骚乱事件，而对美国学院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系统思考的结晶。在这部集子中，他谈到了当时美国学院的两种学生管理制度与模式，并由此探讨了大学管理者在管理时面临的特殊困难。在他看来，美国的学院一味地沿袭与模仿欧洲的学生管理与宿舍管理制度，是不恰当的。寄宿制并不是适合美国学院的管理制度。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城镇作为知识中心的优势，呼吁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摒弃欧洲中世纪修道院式的选址原则，放弃寄宿制，以顺应美国正在兴起的城镇化进程。在这部集子中，他也特别谈到了在学院管理中，法律与道德手段的运用，以及成功的学业管理对于管理者的人格特质的要求。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巴纳德出任哥伦比亚学院第十任校长时的就职典礼流程介绍以及他和其他一些人员的演说。在这部分内容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美国大学校长遴选与就职典礼的程序与盛况，更可以通过巴纳德的就职演说，感受到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为哥伦比亚学院规划的发展蓝图。特别是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阐述，非常鲜明地呈现了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阶层和大学管理者对于科学的认识与接纳。正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巴纳德既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虔诚，同时也展现了在哥伦比亚学院发展自然科学的设想与决心。美国的大多数学院是殖民地时期由基督教新教会创办的，因此学院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虽然宗教对学院的影响逐渐开始减弱，出现世俗化倾向，但基督教文化仍是美国学院的重要特征。为了保持原书体系的完整性，同时也为了客观反映这个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本书保留了原书中有关学院宗教性的部分内容。

本书的第三部分，选取了巴纳德在纽约州立大学首届校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重点阐述了教育与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州对于教育的责任问题。在他看来，无论对于州的繁荣还是个人的幸福而言，教育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时的人们对于州是否应该介入教育事务，特别是是否应该为人民提供义务教育这一问题，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实际上，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伴随着美国公立学校的运动，也伴随着美国公立大学的建立。在巴纳德看来，州当然应该为人民提供必要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不在于是提供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学校教育的内容：应教学生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与艺术知识，而不仅仅是枯燥抽象的文法知识。同时，巴纳德提出，学校教育的重点不在于教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教。这就凸显了教师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美国教育的发展。而造成教师数量不足的原因是教师待遇太低、学校对人才缺乏吸引力，为此，他要求实施教师终身制，在提高教师待遇的同时，提高对教师的要求与准入门槛。而这就要求美国加强它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在这篇演讲中，巴纳德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说明美国学院数量的盲目扩张，已经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与教育质量的低下。因此，他建议纽约州政府重新建立一套教育体系，加强对学院的监管，收回学院颁发学位的自主权，以提高大学学位的社会认可度。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巴纳德详细阐述了大学应该向女性开放的主张。他批驳了女性在智力上天然弱于男性这一论调，认为男女都应该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他也主张男女一起接受教育并不会带来所谓的“社交风险”，学院应该也向女性开放。但是，他又特别反对当时流行的“男女同校教育（coeducation）”这一说法，在他看来，这个词很容易误导人们把“男女学生同时在一个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作为努力的目标，而没有意识到它应该是女性有权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应该努力争取的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不是与男性一起接受教育的权利。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巴纳德率先在哥伦比亚学院招收女生，为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位富有管理智慧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巴纳德对当时美国教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作为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论著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美国教育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于书娟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