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应该向女性开放[1]

大学应该向女性开放吗？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人们有一种几乎无法抵抗的思维定式，即坚信长期存在的事物一定是合理的。如果我不了解这种思维定式在控制人们观念方面的力量，我就会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多答案感到非常震惊。学院是什么？人们会专门建立一个机构，只面向某个特定阶层或某个特定性别的群体吗？就社会阶层而言，我们往往会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人们往往还会夸耀，我们的学院与大学对处于任何生活条件的男青年都同样欢迎。人们给予它们的最高荣誉就是，即使是那些被迫用自己的双手为一日三餐而劳动的人，也可以享受学院带来的福利。那些求助于我们的教育机构的年轻人，会被一视同仁地承认他们享有同样的特权。人们并不认为，那些上流社会或富有阶层的人，会比其他阶层的人享有什么优先权。事实本应如此。因为，人的能力并不会受到他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状况的控制或影响，学院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培养人的这些能力。正是智力让人类成了有机自然界的佼佼者，让他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学院的任务就是开发与培养这些智力。男女两性都拥有这种智力，他们的智力也都应该得到培养，它们同样重要。因此，学院专门设计并提供的各种文化科目，男女两性都同样适合。那么，为什么要把女性排斥在外，不让她们享有这些机构提供的好处呢？

许多有智慧的人已经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他们所找到的原因也各种各样，这些原因在本质上并不相同。真正的原因是，这是我们的先辈们的做法，如果他们没有像榜样那样带头支持某项措施，或者他们的智慧（人们认为的智慧）并不赞成某些做法，那我们是不会冒险去采取这些措施的，因为我们既缺乏勇气，也不够独立去冒这个风险。而人们所找到的大部分原因，都是为了掩盖或回避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对这个问题的早期讨论中，人们普遍地支持学院对女性的排斥，但最近，他们的很多理由似乎已经被抛弃了。至少现在我们很少再听到人们提起这些理由。过去常常被提出来的一个理由是：“女性的智力天然地不如男性。”从先验的可能性与两性大脑的组织结构的比较来看，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根本得不到已经观察到的事实的支持。有人主张，就思想的优劣而言，杰出女性的数量在过去要远小于男性；从随后的事实看，直到19世纪，女性在智力方面的增长几乎全面萎缩，甚至低于她们本来能够达到的正常的心智水平。这是因为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这种主张也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举出很多有能力完成伟大事业的女性的例子时，比如，德·斯塔埃尔（De Stael）、萨默维尔（Somervill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哈丽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他们认为这些女性只是一些例外，这种想法既不公平也不公正。相反，这些女性只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一项压制性的制度能够完全磨灭思想的光芒，她们还表明，在适宜的环境下，现在的星星之火一定会有呈燎原之势的一天。

不过，为了进行论证，让我们先假设女性在智力上天然地不如男性。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女性也是有智力的，而这些智力同样应该得到适当的培养。如果过去几个世纪的经验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学院提供的各种设施，是最适合去开发成长中的心灵的各种能力的。人们肯定会认为，可以对这些设施进行改造，以适应还比较弱小的男子汉的心灵需要——因为我发现，直到最近，接受9～13岁的男孩进入学院的情况，在美国还是比较普遍的。现在，我们可以假设两性之间在智力上的确是有差异的，但是，没有人会坚持认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性的智力会低于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的智力。如果学院所提供的教学可以提高十二三岁男孩的智力，那么，它同样可以提高比他年长几岁的女孩的智力，那我们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剥夺女性得到提高的机会呢？因此，用女性在智力上比较低劣的假设，去支持学院拒绝女性入学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样假设，目的是揭示那些反对者心中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羞于说出口或不愿意直说的。

学院排斥女性的另一个理由是，女性的身体组织或肌肉力量比较孱弱。因此，大学繁重的学习课程会给女性带来很大的压力，会摧毁她们的体格，损害她们的健康。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的是人们看得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太过明显，以至于人们没有办法去否认，比如谈到帆船比赛或是年轻男性热衷的所谓“拔河比赛”时，男性赢过女性，这种推论并非不合逻辑。但是，肌肉的力量与大脑的能量无关。我们曾经看到过，世界上有一些思想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体格却是十分瘦弱的。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过多的工作把一个文人弄得筋疲力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真实的事例表明，让一个男人崩溃的是他的脑力劳动。每一个男性凭经验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灵并不会像身体那样感到疲倦。相反，心灵总是非常活跃的，即使当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时，心灵也可能处于准备工作的状态。即使是疲惫的身体要求休息时，大脑也可以驱使着身体去努力。的确，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主要器官，强烈的情绪会让神经系统不堪重负，但静静地锻炼纯粹理性的官能从来不会把大脑累坏。因此，当一位学者或一位科学家因为这种平衡被打破而被认为是过度劳累时，让他精疲力竭的原因，与让一匹负重过多的马精疲力竭的原因是一样的。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过度的精神劳动造成的。日常的卫生保健措施对于维持身体的活力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哪位学者忽视了这些措施，如果他从早到晚、长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通风不良的书房里，甚至可能还会采用一种容易让人疲劳的姿势；如果他完全忽视了有益于身体的锻炼，习惯于暴饮暴食，那么，他就没有办法避免不良的后果，自然迟早会惩罚那些违背其规律的人。的确，学院中可能有学生会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我想在这场集会中的每个人，可能都能够回想起若干个例子，学院中有一些规则对于保持身体的健康与心灵的安宁是非常必要的，可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不去遵守这些规则，以致因此而中断他们的学业，或是被迫放弃学业。另一方面，你们中的许多人，无疑也会回想起另外一些人，尽管他们的身体非常柔弱，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与伤害，但通过谨慎与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他们总是能成功地克服学术性课程的所有困难，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对于无所事事的懒汉来说，对身体有害的生活习惯，总会带来一些恶果。这条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与年龄或性别无关。到目前为止，在那些专门对女性进行教育的机构中，她们学习的通常都是一些肤浅的科目或课程，而人们一般认为，尽管学院课程中所教授的科目在教育上更有效，但难度更大。实际上，就对健康的影响而言，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科目对身体的损伤是一样的。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如果小学生真要学习素描或水彩画，至少是有目的地去学习，而不只是装腔作势的话，他就必须连续很多天，甚至连续几个星期进行大量的练习，这种大量练习对于他们的身体是有害的。而用同样的时间去学习一篇哲学论文，尽管是更耗费精力的思维的活动，却远不会让人的身体疲惫不堪。通常，不管学习刺绣达到多么完美的程度，在随后的生活中，它往往被看作是无用的技能而完全被忽视，它让人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一项纯粹机械的任务上，让人的身体不堪重负，却没有任何教育价值。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音乐，它只是被看作一种表演能力，其结果就是人们只是把它作为女性教育的一部分。作为一门科学，音乐无疑是一门已经得到巨大改观，甚至非常令人痴迷的学科。从教育方面来看，与其把这门学科看作一项任务，不如把它看作一种娱乐。但是，音乐也是一门艺术，只有少数人，而且是那些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少数人，才能够在这项技能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得这项技能。然而，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一个严格体系的一部分，已经习惯于去支配我们所有的女生，而不考虑她们天赋能力的差异。多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100个人中几乎连1个音乐家都不会产生，这是非常确定的。

那么，要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就要考虑哪些教育性的课程可能最有利于（换句话说，至少不会损害）学习者的健康，我们有权决定普通的学院课程中所规定的那些科目的优先顺序。因为，与流行的“家政学校（Finishing Schools）”中要求年轻女性学习的那些科目相比，学院课程对于体力的要求并不比那些劳动性的琐事高。

人们通常认为，较难的科目对于体力的要求比那些容易的科目高。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不管怎样，由此得出的女性不适合学习学院课程的结论，似乎更合理了。姑且假设这个推论是成立的，一门学科难不难，是就其对学生的学习难度而言的，也是由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的确，要掌握学院课程的概念，分析课程的要素，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同样的劳动，对于某个人来说可能很难，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很容易，就与人类心力的关系而言，并不存在根据难易程度划分学科的分类法。不管这些学科在具体内容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也不管它们看上去是多么深奥或晦涩，对于喜欢它们的人来说，这些学科都很简单；不管这些学科实际上多么简单，对于一个极度讨厌它们的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因此，就学科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绝对的难或易，难易程度只是相对于那些要掌握它们的人而言的。考虑到这一点，在选择那些对个体的心灵进行教育训练的科目方面，我们就可以提出一条很有价值的建议，同样，我们也会从中发现调整学院课程体系的依据。近些年来，许多优秀的学院已经开始提供一种更适合学生个体的兴趣与天性的课程，并且已经开始用这种课程取代过去那种固定的学习课程。因此，一个更喜欢数学的年轻女性，可能会觉得学习几何学或计算各种变量很容易，并因此感到更愉快；但同时又会感到另一门在内容上与之完全不同的学科，比如，修辞学、历史学，甚至是丁尼生（Tennyson，英国著名诗人）的诗很难，这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试图用生理的借口把女性排除在我们的学院之外，并为之进行“合理”的解释是毫无意义的。与男性一样，女性因为过度的脑力劳动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也很小。

最近有位作者说，“在学院的学习科目中，越是抽象与严肃的学科，越是高级的课程，就越容易给女性的健康与活力造成沉重的压力”，让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会让我们必然得出下面的结论，即在赋予女性一个能够得到无限开发的大脑时，造物主同时也犯了一个错误，让这种开发与培养变得不可能，并因此导致其设计失败。如果说女性并不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智慧力量，那么，男性也没有必要接受那些所谓的“最抽象与最严肃”的学科教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学院提供的教育方案，不就成了一个由诸多错误构成的大错误了？认为女性的智力不需要开发，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女性接受教育的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重新来讨论，这种反对的理由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设，女性应该接受教育，这才是我们的整个主张所依据的假设，哪怕是我们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是的，女性应该接受教育，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反对者又主张，女性与男性应该接受不同的教育。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每一个方面女性与男性都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比如，女性的确应该了解一些烹饪知识，会使用针线，会做家务，而这些对于男性并不是不可或缺的。[2]但是，这类技能似乎与智力教育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毫无疑问，女性应该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因为女性与男性是平等的，上天赋予她们的智力也是类似的，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在发展的可能性上都是如此，接受智力教育同样会增加女性的幸福感，会扩大她们在生活中可以借助的力量。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位作者，一方面承认，女性与“那些年轻的男性”一样，另一方面却坚持认为，“考虑到女性大脑及其组成成分的特殊性，以及女性通常适合并且注定从事的事业，因此，除非她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否则女性不能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在这里，我并不想知道作者所说的“女性大脑的特殊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的学院教育是自由教育，人们在最初设计这种教育时，并没有专门针对男性或女性，也不是为了让某些人更适合“某些领域”，而他用“更适合某些领域”的精神文化来描述我们的学院教育，本身就歪曲了人们设计学院是为了自由教育的初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争论自由教育与实用教育之间的优劣，如果说有哪个学说比其他学说更好地得到了坚持，那就是下面的这个学说，认为“我们的学院不是，也不应该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人类活动分支做准备的学校”。学院所传递的文化，只是为了让人更加睿智，让人具有更高尚的德行，这是为了让人们准备好进入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具有成功前景的领域，进入一个他们会完全投身其中、去承担责任并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如我们引用的这位作者刚刚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且我们之前可能偶尔已经听到过这样的言论，女性适合的领域是“成为家庭与社会的女王”。即便真是这样，在任何一所美国学院中，哪怕是在那些新近成立的、得到了大笔捐赠的、专门教育女性的学院中，我们也找不出一个是为了帮助女性准备承担那种需要高度责任感的职责而设置的教席。学院的职责并不是培养“家政女王”，同样，也不是培养律师、医生、建筑师或工程师，学院的工作是要培养更适合做“社会女王”的女性，培养在各种专业工作中更有成就的男性，这也是学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没有一所美国学院会专设一个培养“社会女王”的教席。或许，我应该指出一个例外。我最近正在考察这样一所学院的教员，在教员名单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学术头衔——“教授”，那一刻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最后，我的结论是，这可能只是一个社会荣誉方面的教授。我想，那个机构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获得的应该是“社会女王”的证书，但是，我并不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我所引用的上述言论的作者坚持认为，“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应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男性有所区别”，即便如此，我想，也不会有人期望为学校中的女性提供这些特殊的机会。正是在妇女保健与家政训练中，女孩们被培养成了“家政女王”，因此，她们也必须从母亲的榜样与社会生活中学会成为“社会女王”。

我现在正好谈到了在过去15～20年间建立起来的专门教育女性的学院，此刻在我面前还有几个这类学院的课程方案。有些人禁止女性去学习某些学科，是因为考虑到了她们的困难，但是，当我把这些女子学院的课程方案与我所在的学院进行比较后，我并没有发现那些人提到的那些观点，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在这里面，我发现了塔西佗（Tacitus）、乔芬纳（Juvenal）、贺拉斯（Horace）、卢克莱修（Lucretius）和普林尼（Pliny）；荷马（Homer）、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埃斯库洛斯（Aeschylu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我发现了解析几何、微积分、行列式和四元数；光的波动理论的物理学；热的机械理论的机械学；计算日食的天文学……总之，我发现了所有那些作者认为会“严重损害女性的健康与活力”的科目。现在，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这些学院的建立者根本就不相信“严重损害”这样的说法。并且，从我面前的这些材料中可以进一步地明显看到，普通公众也没有鄙视这样一个主张。因为，这些学院的大厅挤满了人，它们的学生数以百计。在这方面，它们已经超过了极少数只对男性开放的老学院。

因此，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向女性开放自由教育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再讨论了；这样一种教育施加给女性的精神训练的课程是否太过沉重，以及让女性面临这样一种危险是否明智，也不需要再讨论了。在经过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之后，应该把这些问题交给公众舆论去裁决，公众做出的决定才是最终的，才是需要重视的。长期以来，男性垄断了自由教育，并将之视为他们的特权，最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理解与讨论，自由教育也被推向了这些专门针对女性的学院。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女性已经拥有了她们的学院，为什么还要求男性学院也向她们开放呢？对于这个问题，这里有几个答案。首先，到目前为止，尽管这些已经建立的女子学院质量很高，但它们的数量太少，远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那么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能多建造一些呢？答案一定是，学院的建造花费巨大，虽然女子学院数量很少，但男子学院早就已经有了，而且有几百所，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求，不管怎样，它们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学院数量的过度增长，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已经危及了这片大陆上所谓的自由教育的质量。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反复地表明了，来自劳动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学院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与那些追求古老而受欢迎的课程，并最终取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增长得一样快，因此，每所学院中申请文学学士学位的候选人的平均数就相应地减少了。其结果就是，通常，这些学院不仅在人数上比较少，而且在经济上也同样脆弱。一所在资金上比较匮乏的学院，在教育质量上也几乎不可避免地比较差。在这样一个集会上，我想这一点无须多谈。在我们国家，即使是那些声誉良好、捐赠充足的学院，也经常深受财力不足的困扰，而那些努力为更高级的文学或科学分支提供充足教学资源的学院，对这一点的感受会更深。如果真是这样，即使采取最严格的经济措施，那些资源仅能满足自身需要的学院，也只能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运行维持在适度的规模上。

目前，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根本不需要更多的学院了，不管是男子学院还是女子学院。如果我们当中的很多有钱人打算从他们的巨额财富中捐出一部分，并希望以此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那就请他们不要再这样做了，不要认为通过增加一所所的学院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现在，美国学院的数量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再多此一举，但可以请他们把这种慷慨用在提升现有的一些学院上。在选择捐赠对象时，应该让他们去提升那些已经非常强大的学院的教学效率，而不是让那些面临关闭的学院继续维持下去。

因此，我们要求现有的学院向女性开放，不仅是因为它们存在着，还拥有我们渴望进行这项工作的资源，更是因为，就自由的最大意义而言，接受教育的权利既属于男性也属于女性。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新鲜。在几百所美国学院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学院向女性开放了。从冒险开创这样一项试验的管理者们那里，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对其结果非常满意。的确，这些规模更大的学院，建立的时间相对都比较晚，而且大部分都处于新加入的中部或西部的那些州。但是，也有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外。我们纽约州就有两所这样的学院，即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新英格兰地区也有两所，即位于米德尔敦（Middletown）的卫斯理安大学，以及位于马萨诸塞州首府的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在国外，人们对这个话题的认识日益进步，有关的共识日渐形成，甚至比我们自己的进步与普及还更加显著。在过去的两年里，英国的剑桥大学文学学士的荣誉学位考试（the tripos examinations）已经开始同时向女性与男性开放；更早的时候，所有大学教授的讲座，大约有30多门，已经向女性开放了；有4个学院已经允许女性加入它们的班级。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也已经向女性开放；作为非教学实体的伦敦大学，也允许女性参加它们的普通考试，并且授予她们文学学士学位。伦敦的大学，招收女生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了，在大约1500名学术性学生的注册名单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King Victor Emmanuel）在1876年发布了一道敕令，要求意大利王国的所有大学，都要同时向女性与男性开放。我听说俄国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对于这一点，我的消息并不一定确切。不管怎样，这里列举的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下面的判断，这个重要的话题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不仅如此，它也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行动。它会按照自己完整的轨迹去发展，认为可以阻止这样一场运动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类创造出了良好的教育设施与巨大的知识宝库，除非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都能够同样享受到所有这些教育设施与知识宝库，这个过程才会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了，但既然我们对这一天如此期待，我们就有必要去贡献我们的力量，推动这一天早日到来。即使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不足以影响整体的进程，我们也渴望去做些什么。

历史专业的学生，不管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对于心理现象本身及其内在的倾向都很感兴趣。与天命的各种迹象进行抗争的人，会自命不凡地认为，他可以成功地抵制那些无法避免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某种趋势正在兴起，同时就一定会看到一批试图阻止它的人。不过，这种趋势一直在稳步发展，而那些试图阻止它的人一定会徒劳无功，除非他们能够迅速地逃离，否则，他们一定会被这股洪流吞噬。我们美国所有的学院，迟早都会向女性开放，在我看来，这件事就像太阳明天一定会照常升起一样确定无疑。当然，现在的这些反对并不纯粹是偏见的结果，大学向女性开放得比较谨慎，因为除了它旨在传递的教育上的好处之外，已经提出的各种举措的后果，可能会在社会性方面产生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通常，美国学院可以接受的学生年龄是17～21岁，班级规模是50～200人，大学生在4年间每天有3个小时是在学院的教室或教室周边度过的，而女性是否会给这些大学生的学院学习与日常生活增加一抹精致与优雅的色彩呢？我已经多次引用其观点的这位作者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想他最能够体会这里的意思了。当然，作者在设计这个问题时，希望人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回答的。但是，这个问题涉及了许多无法证实的假设，因此，很可能人们很快就会谴责它是完全不公正的。女性与男性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同时坐在一个教室里，那么他们在那段时间里的社会交往就是混在一块儿，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也根本不是事实。作为另一个州的一所学院的行政领导，我教过女生班，一个班有50～100人，她们与常规的男生班成员一起每天都来上我的课，但他们之间除了礼貌性地鞠躬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交流。按照这样的逻辑，年轻女性也不能到教会去，因为那里有年轻的男性，同样的建议甚至也适合观看剧场的歌剧演出。至于“在教室或教室周边”的时间之外的交往，很明显，作者并不知道他所谓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很显然，他想象的是，在那些同时接受男性与女性的学院里，年轻男性与年轻女性的交往自由，与年轻男性之间的交往自由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年轻男性与年轻女性不仅是同学，也是密友。现在，每一个对这些学院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在教室或教室周边”，这两群学生之间的交往与熟悉程度，与同时在教堂里和教堂周围的同一个团体中的交往与熟悉程度一样，甚至根本比不上后者。另一方面，在学院的一些班级日和其他的社会接待日里，有一些父母和朋友又允许年轻的女士们自由参加，对她们的交往根本没有丝毫的限制。她们可以在宽敞的学院大厅与学院操场上，享受音乐、舞蹈与独自的漫步，一直持续到深夜。即使承认这种解释，也有明显的矛盾。在把他们的女儿送到学院接受教育时，父母们就非常明白，她们可能会认识一些年轻男子，而这些人在社会地位上可能不如他们，或者不属于他们拜访名单上的家族，因此也不是他们在社会上愿意去认识的年轻男子。但是，在允许女孩们参加的学院聚会上，父母们会让他们认识并且欣赏的年轻男子陪着自己的女儿，似乎这样一来她们就不会再遇到其他人了，或者至少不会遇到一些仅仅接触片刻就会伤害到她们的人了。至于这种心思是否合理，并不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事实上，在学院里，如果管理得当，年轻男性与年轻女性之间根本不需要什么社会交往，也根本不会出现这种社会交往。一些中等学校（schools of inferior grade）的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纽约州的几百所学园里，在这所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的指导下，大部分学园都同时接收男生与女生。这些机构的课程大纲，几乎包括了我们的学院所教授的每一门科目，而它们大部分学生的平均年龄，与我们的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差不多。尽管人们已经无法考证这些学园从何时开始采用这种教育制度，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由于在班级内外的性别混合，导致了什么伤害性的后果。拿我自己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也曾是马萨诸塞州一所学园的学生。在当时，在同一所学园里，不仅有少年阶段的男孩与女孩，而且还有成年的男性与女性。在学校里，尽管所有小学生都集中在同一所教室里，但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在课堂之外的时间里，男孩聚在一起进行他们喜爱的运动，来去都是他们自己，而女孩们也一样。在这样两个班级之间，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交往——甚至都不会像去教堂那样偶尔还有一些交往。

毫无疑问，这是对于有害性接触（contaminating contact）的理解——这里的有害性只是社会意义上的——正是这种理解激发了人们对于把受教育权开放给女性的强烈反对。其中有一些人反对的是具体的措施，比如我所提及的这位作者，明确地主张保留“女性的优雅与精致”。在纽约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中，有一位最近在评论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时说，“我宁愿让桃子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水灵”。我的确有这样的意愿，我想任何一个尊重并敬佩女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意愿，大家都渴望看到女性总是非常值得尊重和敬佩的。任何可能会让这个桃子的精致程度受到一点影响的措施，我都不赞成；但是，我认为桃子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它的外表上。因此，单纯地把女性作为精致社会的一种装饰与点缀，反而可能损害女性的这种优雅，这是我非常警惕的事。同时，女性也有推动思想界进步的使命，她们也能够成为思想界的一抹亮色，并因此带来一种充满活力、鼓舞人心的精神，我希望对女性的教育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关于这个话题，除了上面所谈的内容之外，我还有一个（而且也只有一个）额外的观察。我的确在敦促学院管理者施展他们的智慧，承担他们的责任，采取一些措施，面向所有渴望追求知识的人打开大门，而不考虑其种族、性别和社会地位。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并不是建议说，要使用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去强迫年轻的女性使用那些提供给她们的权利。如果哪位年轻女性并不喜欢学院愿意提供的教育，我想说，无论如何都不要强迫她去接受这种教育，不要粗暴地干涉她进行选择的自由。我的请求是为那些非常渴望拥有这些权利的人提出的。我的请求是，当她们谦卑地请求大家允许她们享有这些权利时，她们不应该被粗暴地拒之门外。在我看来，当我在讨论这个话题时，这项措施的反对者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私人问题。比如，似乎我在要求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女儿或姐妹送到某所学院一样。他们都误解了我。我的请求是非常温和的，并且根据我自己的判断，这个请求也是完全合理的。即使他们不愿意自己或他们的亲戚享有这些好处，他们也不应该妨碍那些渴望享有这些好处的人。我始终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是：那些根本不愿意他们的女性朋友接受教育的人，为什么认为自己应该在学院里接受教育，他们并不满足于把自家的成员局限在家里；为什么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让他们关心的年轻女性远离学院；而且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他们还要求学院帮助他们，要求学院把所有其他女性也同样拒之门外。

偶尔，会有人假装是在常规性地谈论性别问题，然后告诉我说，女性自己并不想要这种权利，即使有了这项权利，她们也不会接受的。我反复提及的这位作者说得更离谱，他说，在哈佛附属的女子学院里，“无论是女性个体还是群体都反对男女同校教育，而且这种反对与男学生的反对一样强烈”。即使事情真是这样，开展这项尝试无疑也不会伤害任何人。除非因为各种各样的学生突然介入，会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秩序而干扰了学院内部的平静，哪怕是最保守的学院也不会感觉到任何伤害。不管怎样，其他地方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相信，这些说法都是假的。不过，关于这些言论真假的争论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某一所特定学院的情况而言，它是有权赋予女性享有教育的福利的，如果它十分确定，在未来的10年内，没有哪个年轻女性愿意来申请享有这种权益，那么，这所学院是否就应该坚持在它的章程书中规定，不允许年轻的女性享有这些权益，以防止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会有人来申请享有它呢？换句话说，问题并不是女性现在的需求是什么（尽管这种需求的呼声很大），而是学院对于这个话题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这种态度与需求无关。

在我上面所引用的句子中，有一个我不愿悄悄带过的词，那就是“男女同校教育”。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讨厌的词，发明它的人对于我们所提倡的这项事业一定充满了偏见，它把男女两性学生同时出现在一个教育机构中变成了我们的主要目标，而实际上这个结果完全是附带的，它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男女同校教育”这个词用于星期日学校（Sunday-schools）的教学，因为在那里，男孩与女孩是坐在一起学习的；我们也可以把教会看作共同教育的机构。当我要求我们的学院接纳女性入学时，我们为她们争取的是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与男性一起接受教育的权利。接受我的呼吁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事实上的结果与关联，而且看起来这种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项权利，或者说，我不会主动地去推动或阻止它。让那些选择这个词的人继续使用它吧。我从来不用这个词，我将来也不会用。在这场斗争中，它并不能够表达我内心真正的意思；而它所表达的内容，是我根本不关心的。

我刚刚已经说了，人群中对于这个做法的呼声是很高的。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呼声不仅很高，而且每天都在变高。各种证据不断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当我在写作时，我收到了密西西比大学一位董事会成员的来信，我曾经有幸担任过这所学院的校长，他告诉我说，“董事会刚刚采纳了接受女生入学的提议，入学条件基本与男生相同，现在，它已经成了本校的一项制度”。作者还进一步向我表达了他的敬意，“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您的报告”。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当西部与西北部的很多学院都在向女性开放时，那些保守的南方学院还无动于衷，而密西西比大学采取的这种自由的教育政策开辟了这条道路。这是一个先例，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所有人，所有与该学院有关的人，都会骄傲于这个时代的终结，我自己也非常自豪，这是由一所我始终认可的学院来完成的，我渴望终身与它联系在一起。

这封信让我确信，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我们就有证据表明，在大多数偏远的州中，已经有一个州，与全国其他地方在做同样的事情；而在纽约城里，在这个集聚了文化、艺术与财富的大都市里，这种观念的进步比其他地方都更快一些。在过去的6～8个月里，在我们较大的人口中心，这场运动所聚集起来的力量，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哪怕是那些最积极地投身于推进这项运动的人，对此也感到非常震惊。如果说我们整个社会的大众还没有很好地参与这项运动，至少他们已经受到了这个城市最杰出的一些公共舆论领导者的影响，而这些领导者强有力的影响会让这项事业本身日益地广泛、深入，因此，公众很快就会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成立了一个由几百位女士与绅士组成的协会，他们代表了这个大都市中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文化人与最好的社会活动家，人们联合起来就是为了组织并且集中力量去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个协会见证了去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公共集会，那次集会吸引了大量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公众，一些擅长领导公益事业取得成功的绅士，对公众进行了许多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演说。每一天，这个组织的力量都在增强，每一天，它都在加深并拓展它留给公众的印象。除非它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这类运动在现阶段是无法被压制的，认为它不能够继续推进下去，是对所有历史教训的蔑视。

人们常说，“革命没有回头路”，这句话用到观念革命上，无疑是最正确的。通过暴力实现的政治革命，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在退步。17世纪彻底摧毁大英帝国的风暴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查理二世的复辟。在18世纪末统治法国的红色恐怖的骚乱过后，是以帝国形式重新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一方面，这些表面上相似的倒退，根本无力去阻止它们试图压制的永恒的自由精神的增长，反而是把所有的力量都紧锁在它的锁链之下，最终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这些力量挣断了锁链；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法兰西共和国的复兴。观念的革命总是走得很远，对于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场革命已经在我们眼前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过去的每一天都让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过去的每一天，越来越多的男人与女人不断地加入进来，他们要求人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在任何事业上取得的成功，通常都会被看作对胜利的预示，他们公开地表达他们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倡导，并且积极地努力去推动它的进步。所有这一切的终结，并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确定无疑的。迟早有一天，整个社会将会发出同一个声音，要求我们最高学习机构的管理者不再把一半的人口挡在大门之外。倡导男女同校者们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努力应该立即取得成效，或请至少不要让现有的胜利蒙上阴影，更不要让这种慷慨而富有启蒙意义的自由措施遭受挫折。可能有一些暂时恰好手握权力的人会轻蔑地拒绝他们，会妨碍他们达成目标，但请不要让他们丧失勇气。用打击手段去熄灭或压抑他们的热情，这是我们不允许的；相反，要请他们继续耐心地坚持自己的信念，用确定的信念激发并鼓舞他们的心灵，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只把受教育的权利赋予一个性别而禁止另一个性别的人享有，终将成为历史。就像在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一个世纪以后，奴隶制的诅咒依然是它的一个污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