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演说（节选）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我们所参加的这场典礼很自然地把我们与这个知识圣地联系在了一起，看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不会有什么悬念了。这所伟大的学院，始终致力于帮助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追求最高深的精神文化。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现在，它即将进入一个让它的努力更有意义的新时代。指导它的运行，捍卫它的利益的重任，被委托到一个经验不足的人[11]手中。在这个时间有限的集会上，我作为一个教育管理者来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谈谈我将如何进行管理，我希望在这所学院里开展教育的方式，可能是符合一般惯例的，也应该会符合大家普遍的期待。
如果我没有遵守这个习俗或满足这种期待，那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些观点还不太确定或者还有疑惑，也不是因为我会担心与一群有文化的人产生分歧；恰恰相反，是因为我过去已经非常充分而公开地、频繁地阐述了这些观点，所以我没有理由认为你们不知道这些观点或者会误解它们。
教育这个话题，是每一个时代那些最有思想的人一直在关注的问题。走向真正的自由教育的那些根本原则，很明显来自亚里士多德、塞涅卡、昆体良等人的著作，同时也可能来自现代那些最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不过，如果根据不断出现的有争议的文本去判断，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确定下来的是很少的，还有大量的内容是不确定的或者是有争议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原本已经经过历史检验、业已被证明很成功的学院教学制度遭到了持续的批评与严重的破坏，这让全国很多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朋友变得非常警觉，迫使他们根据一些基本的原则，非常焦虑地去讨论我们高等教育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我也努力去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并尽可能地参与其中。有一种盲目的破坏精神，它可能会用一些空想出来的、被认为是高度实用的方案，去牺牲一部分我们学院中已有的、令人羡慕的精神文化体系。这种破坏对学院的攻击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对抗这种破坏及其对学院的攻击，我把这种责任看作一项特权。当我自己履行这份责任时，我坚持的依然是自由教育的理念。
自由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他能够成为的、明智的、有道德的人。要让人能够接受他所面对的多变的命运，其次则是考虑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短暂的各种利益。我也坚持认为，与那些专门针对很多特定结果的训练计划相比，这样一种文化，实际上会让一个人更能够胜任世界上的任何职业，会让他成为一个更高效的工人，一个更有用的社会成员，一个更好的公民。我还坚持认为，根据心理学的理论，现在在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显得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目，包括那些在我们的学院体系建立之初就显得非常重要的科目，很明显是最适合培育这样一种文化的。
今天，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再次回到我以前经常徘徊的这条道路上，我甚至比以前更犹豫了，因为很明显，我所提到的这些争论在减少。我所提出的观点的原创价值并不大。如果继续重复这些已经不新颖的主张，我的讲话可能就会非常乏味。现在，我几乎不需要重申我的信念，因为我在之前已经详细阐述过了。
此刻，我已经开始与这所学院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就这个特定的场合要求我所选择的主题而言，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哥伦比亚学院的董事会始终有这样一个目的，即拓展学院所从事的教学领域，以便能够让它的根基变得更深厚、更扎实。很明显，这样一种设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开始，有必要把它限定在某些重要的知识领域。并且，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成功，一定要在很多学科中精挑细选，明智地选择那些公众最缺乏、最渴望的学科，比如应用到艺术中的物理科学。我现在就要提议的是，考虑新开设一个学部，教授地理、机械、化学科学等内容，以便推动我们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我们国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需要开发，每个行业对人们都充满巨大的诱惑力，在这样的国家，充分发挥我们的实用精神，努力把已有的学院建设成规模适当的大学，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实用精神会鼓励我们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教学，而这样做也将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开设这些课程，会让我们学院的生命更持久、更有力。当我们开设了这些课程并进行教学时，我们的学部将成为以实用科学而闻名的机构，同时，它也会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扩大科学自身的领域。
此外，在某一个知识领域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学部，也就建立起了一个以之为核心的学科集群。在纽黑文，有一所我们的姐妹机构，它最早建立的就是科学部，随后又增加了哲学部、语言学部、历史学部，将来肯定还会增加其他一些学部，包括人文与科学教学的每一个分支。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现在要开设的这个学部，会帮助我们获得各方的帮助，获得那些渴望这所学院繁荣的人的帮助，获得那些不愿看到这个重要城市里的学院落后于小城镇里的学院的人的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各种各样的知识追求者，而这对于实现一所大学的理想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现在，我们新建立的学部只有一个物理学部，它开始运转的时间，恰好是我与这个学院联系在一起的时间。这就很自然地让我想到，要冒昧地请求你们仔细听一听我下面的演讲。我演讲的主题可能会简要地涉及物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尽管我一生主要致力于自由教育，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自己的主要兴趣是追求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学问。我热爱自然科学，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很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对于心灵与性格的塑造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
不管怎样，现代物理学的方法是基于培根的理论与伽利略的实践的，尽管它在不断地壮大，但事实是，从一开始，它就注定要遇到一些出于嫉妒的怀疑，或是那些以宗教利益守护者面目出现的人的公开而激烈的反对。
因为这种精神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一种哲学式的探究，它对于自然的解释要先于人们对于归纳法这一大原则的认知，我们的现代科学正是从这里开启了它的新纪元。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发展了多种门类的自然科学，但主要是基于假说，同时还掺杂着不少从《圣经》的记述中得出的推论。
今天，很明显，对于任何一个充满智慧的读者来说，这些推论都很难为推导出它们的文本所证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而我们的整个学院体系也都来自于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在中世纪的学校里，人们普遍教授的哲学的名称就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De Principiis Rerum Naturalium）”，人们认为它们是神启的真理，任何与它相冲突的学说无疑都要被视为异端。
因此，从一出生起，我们的现代科学就发现，自己遭到了来自宗教界的先验知识的敌对，这种敌对非常可怕，而且非常令人沮丧。不幸的是，现在，尽管中世纪哲学已经被推翻很长时间了，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缺陷并没有完全得到弥补。人们依然在根据语义学来研究《圣经》中的自然界，并且这种研究的结果成了人们接受其他结论的基石。而其他的结论往往来自对自然本身最认真、最审慎的研究。这个顺序必须颠倒过来，科学应该成为阅读《圣经》的探照灯，或者应该为人们提供解释《圣经》的线索，到目前为止，支持这个原则的人还非常少。因此，虽然古代发生的一次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最近两者之间的一次次争论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情况似乎正在变得越发严重，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结果一定会对科学与宗教都产生最严重的伤害。当基督教世界中绝大多数公共舆论、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或个人加入进来时，一定会伤害到科学。这种伤害是科学无法承受的。
但即便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科学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尽管它带给人类的礼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从中得到的回报只有很少一点点。因为荣誉都是授予人们的，对科学的支持也都是由政府给予的。科学发展史上有很多标志性的重大发现，业已给很多国家带来了财富，并不断地扩大人类能够享有的资源，但其中大部分都要归功于它的无私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孤独、耐心而又独立的劳动。为社会的最大利益着想，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实施一项与此完全不同的政策。进行科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花费也很大，要非常慷慨地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还要对那些获得突出成就的劳动者进行表彰，要让他们得到公正的回报，这样才能驳斥那些对于科学研究的指控。不过，只有当所有人都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于科学的义务，意识到这样一项政策所蕴含的智慧时，时机才是成熟的。
人们通常把科学看作人类最大利益的狡猾的敌人，现在，科学表面上已经赢得了很大一部分人的信任，但是，除非它能够成功地、更加充分地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否则我们便不能说时机成熟了。另外，即便在宗教教学与那些自然探究者的教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宗教也不会因此就受到重创。科学的进步是不会停止的。有一些证据是人类的理性无法抵制的，基于这些证据所形成的一些信念，是科学家不可能放弃的。
……
为了协调神圣的书面语言与自然教导，科学家们会真诚地提出他们的解释方案，而嘲笑与奚落这些方案的正是那些犯错的人。而且，由于极度缺乏智慧，那些人坚持认为这样的协调是不存在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下面的这个事实，即他们正在对宗教造成破坏，正在让人们对《圣经》产生更多的怀疑。这种破坏作用之大，超过了斯宾诺莎那样专注于思考的无神论者，超过了休谟那样真正的逻辑上的怀疑主义者，也超过了伏尔泰那样反对、批判宗教的人，甚至超过了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所能够起到的破坏作用。
尽管有这几类人最猛烈的批判，《圣经》依然受到了人们的敬畏。但是，一旦我们把宗教领域中的决定看作最终的、不可改变的定论，我们的宗教义务就容易变成对科学的怀疑，我们会拒绝那些由科学完美地展示给我们的真理。以地理学为例，它并不需要人们有什么特别的先见之明才能去感知。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有那么多人没有看到这种危险。同时，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本来应该有很多人能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却幻想着可以通过限制并压制科学的发展来扭转这个局面。从根本上来看，这些努力是徒劳的。一方面，真理无法脱离人类而存在，人类也没有足以控制它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物理学的研究中，要消除错误带来的破坏力，既不需要谴责，也不需要控诉。根本不必去管它，它自己最后就会消亡。因此，当前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引导我们那些支持宗教的朋友，放弃他们通常对于现代科学的进步所抱有的不信任态度。我们尤其渴望的是，对于那些真诚地在调和各种观点的有思想的科学家所取得的进步，支持宗教的人们不再轻蔑地加以排斥，或者用嘲笑与鄙视作为武器，来攻击那些科学观点。
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进行一些自我反省，能够抱着一种新的态度，他们就无须担心他们内心热爱的这项事业会遇到什么危险；但是，如果他们依然坚持现在的这种态度，那么这种危险就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严重。
我并不想过多地展开这个话题，仅想提出几个观点。首先，对于那些渴望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人来说，科学只会激起他们内心的警觉。因为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科学所追求的是真理，也只有真理。
在追求真理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科学会抛弃一些人们已有的流行观念。但这种抛弃是暂时的，它并非有意去冒犯这些观点。科学的工作既不是要证明也不是要否认观念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它们只是一些观念、印象，或者只是一些信念，那么它们就不属于科学所要研究的那一类证据。有经验表明，在某些时候普遍流行的很多信念，是建立在无知、偏见或迷信的基础上的。许多人接受这些信念是出于传统，后来的每一代人之所以会默认这种信念，也只是因为他们同意接受它，而没有更好的理由。
我们继承了人类过去关于自然界的一切观念，虽然这些观念不可能都有问题，但很明显，对于研究自然的人来说，头脑必须保持清醒，这样一个来源中很可能会存在着偏见。
当科学劳动只是指向了追求真理这个简单的目标时，它并没有宣称它自己就能够穷尽所有的真理。它的范围受到人类观察范围的限制，也受到人类不完美的理解力的限制。但是，在这些限制内部，它的方法是确定的，它的结果也是毋庸置疑的。
……
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谈论自然之神与启示之神，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说，他们认为他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神。对于神圣的大自然来说，自然神论与天启宗教之间的冲突，并不如表面上那么明显，而是非常模糊的。即使我们不去考虑这种冲突产生的源头，它也一定会导致那些虔诚而善良的人去反对对自然的研究，他们甚至可能会希望能够完全抑制住对自然的研究，因为他们担心，这些研究所揭示出的真理，可能会与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真理有所冲突。
可能有人会说，这种想法并非是杞人忧天。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对《圣经》的解释与物理科学的实际发展之间的确是有冲突的。反对者会说，如果科学与《圣经》之间没有矛盾，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应该发生冲突。而一旦这种冲突出现了，那这种矛盾就不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变成了事实。那么，上面所设想的那种冲突真的存在吗？我似乎应该很遗憾地相信这种冲突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相信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只是很不幸的是，我的信念似乎并不是大家普遍的信念。否则，我也就不需要再去考察一下，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否有一些需要弥补的裂痕，更不需要去考察，学院与教堂之间有没有需要克服的矛盾。虔诚的心灵能够感觉到上帝的力量，而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可以思考并了解上帝的力量，在他们之间也不乏和谐。然而，如果来探讨一下，在物质真理与精神真理之间可能存在出入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通常会发现原因并不在于科学家，至少不是因为那些首先发现这些伟大真理的人，而是因为那些心智较低的人随后在努力用它来削弱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而科学界中要对这种不幸的分裂承担责任的人，主要是那些很少有机会感到骄傲的浅薄而自负的学究，他们所掌握的大都是二手的、零碎的知识，他们在宣布自己的结论时越是显得信心十足，他们所代表的权威的分量也就越小。我的意思并不是否认有一些杰出的研究自然的学生，甚至是最初的发现者，也是宗教上的怀疑主义者，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事实上，我相信，情况恰恰相反。
我认为，对于自然的研究，往往会更积极地培养人类谦卑、敬畏与虔诚的精神。我也相信，除了对《圣经》本身的研究之外，也只有这种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研究语言或抽象的数学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因为就我们所谈到的情感而言，它们的影响力是不同的。
但是，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与抽象的哲学，甚至是影响哲学的神学相比较，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有启发的例子。
我认为，哲学，即便不是物理科学，也有可能来自物理科学。哲学与物理学是对立统一的，是知识领域的两极。现在，有一个问题值得人们来思考：有些人习惯于谴责科学，认为它是反基督教的，但是，在19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大部分的神学学校都变成了非宗教的学院，而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对物理学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是非常虔诚、非常谦卑的基督教徒，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不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事实呢？哲学与物理科学，的确是两门学科，但我们几乎可以说，也正因这两门学科，极大地刺激了人类了解事物成因的好奇心，是它们激发了人类去思考万事万物的最根本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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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宣布，除了发现真理这一目的之外，科学本身再无目的，这应该会让虔诚地相信神启真理的人放心了吧。
同样的论断也适用于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结果。因为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规律。物理学的真理本身首先会以一种割裂的、孤立的事实的方式呈现在研究者面前。
但是，随着事实的积累，人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确定的关系，并且会自发地按照某种自然分组的方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这些关系显得非常必要，并且会基于某个原则而呈现出不变的因果联系。通过对它们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预测，在某些确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
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预测得到了证实，并且能够保证准确，消除错误，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规律，而不只是事实，我们就可以探查到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原则，即一个规律。
在这方面，开普勒经过多达70次的失败与持续而辛勤的努力，在长达20年的辛劳之后，最终发现了行星运行规律的奥秘；牛顿在把月亮的盈亏与所观察到的地球上的物体的自由落体相比较之后，能够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开展这项研究，最终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定律。
综观所有这些物理学研究，其中有一些领域的进步是常规性的，有一些领域的进步则非常迅速。
尽管广阔的自然界有非常多的领域有待人们去探索，尽管仍然有很多我们还不能理解的现象，还无法揭示它们的规律，但在随后的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秩序的存在，只有无知者才会认为它们是毫无规则、随机排列的，就像物理学中的公理一样。我们要给这个假设注入一股新的力量，即规律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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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指出的是，科学的进步有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它会彻底摧毁那些毫无意义的迷信，那些迷信经常会让宗教受到玷污，因为宗教的使命是带给人愉悦与鼓舞，而迷信带给人们的只有沮丧与恐怖。在这里，我所说的科学，是指有关事物起源的各种知识。在一般意义上，科学被认为只适用于解释那些深奥的知识，它们很难理解，甚至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但是，现在，科学已经成为所有被启蒙过的成员的共有财富。事实上，正是科学的传播为人类带来了福音。一个新的真理在它第一次被发现时，还很难与人类的利益发生什么明显的关联。当人们第一次观察到水蒸气的能量时，距离蒸汽机的出现还非常遥远。当人们第一次注意到线圈对铁的吸引力时，距离电报的出现也还非常遥远。随着进步的不断取得，科学真理变成了艺术的原则，科学知识也变成了流行的知识。
现在，只有少数自然现象的成因人们还未能了解，包括那些非常偶然与罕见的现象，因此，也只有少数人会感到不安或保持警惕。不仅如此，人们普遍承认，规律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即便是对于那些人们还不能理解的现象，人们也不再把它们归结于超自然的原因。而在无知盛行的地方，情况则大不相同。在这些地方，事情的原因是不清楚的，是人们无法了解的，这时，人们就将其归结为各种能够控制自然事件与影响人类幸福的力量，这些力量通常是既具威力又邪恶的代表。同样，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相关的时间也会被看作幸运的或不幸的，相关的地点也会受到怀疑或排斥，相关的行为或表达也被认为会被施加一种神秘的力量，潜在的美德也会被归结为获得了护身符或符咒……因此，让人们相信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用巫术、魔法等影响人的心灵，就很容易了。
在某个既定的社会中，那些可怕的巫术或魔法的流行，带给人们的恐惧非常普遍，以致人们丧失了其本性中那些温和的特质。可悲的是，即便在离我们很近的历史中，也可以找到许多这方面的证据。
现在，似乎可以单独来看看《圣经》。对于那些研习《圣经》的人来说，《圣经》本身似乎就足以驱散所有这些虚幻的想象，并且把人类从普遍对超自然的恐惧中解救出来。
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真的，历史表明，在基督教统治的时代与基督徒中，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迷信都很盛行。其中有很多虽然已经不再流行了，但可能还没有绝迹。在欧洲，中世纪时，不管是宗教权威还是世俗权威，都会对“魔法”之类的行为进行谴责与惩罚，因此，那些能够演示最简单的物理实验的人，无一例外都会受到怀疑。在13世纪，诸如火柴或是一个可以让道路开裂的爆破器之类的发明，就有可能让发明者丢掉性命。正是在那个世纪里，罗吉尔·培根，这个具有非凡原创性与思维独立性的人，在他64岁的时候，遭到了使用魔法的指控而被提审，并被监禁了10年。而在多年前，他的著作就已经受到了谴责，他的教学权利也被剥夺了，因为他的思想比他的时代领先了200年。其实，他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阻碍科学进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著作本身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内容。
所有物理学方面的著作都受到了同样严酷的压制。法国的两场宗教会议接连对整个物理学界提起了摧毁性的控诉。
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地描述其中的细节，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17世纪末甚至更晚的时候都还存在。即使是那些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也未能摆脱他们所处时代的这一共同弱点。虽然他们为了逃避自己祖国的宗教不宽容政策，在新英格兰的岩石海岸播下了民权与宗教自由的种子。
现在，我们似乎会认为，这些事情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以及《圣经》的教导。但是，只有根据科学去阅读《圣经》才是正确的阅读方式。这并不仅仅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之下，基督教的发展，在蒙昧时代似乎不如文明程度更高的时期，并不是只有我们才这样认为。密尔曼（Milman）说，基督教可以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一个野蛮民族中，也可以存在于一个由哲学家组成的国度里，不过，它的具体特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基督教的信众的特性。因此，讨论基督教在这种固定关系中的特性时，一定要认识到，它会因为所处时代的黑暗而变得黑暗，也会随着此后每一个时代的光明而变得更加光明；它会随着人类本性的进步而进步，也会让人类的道德与知识文化能够达到同样的高度。
因此，通常，人类生来就会犯盲目迷信的错误，是思想启蒙的进步让人类纠正了这种错误。
这可能是人们最普遍接受的观点。然而，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仅仅依靠知识并不足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在英格兰，造就了弥尔顿、培根、德莱顿[12]与蒲柏[13]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缺乏高深知识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充满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些错误。
无疑，我们不能说它们的特性来自当时受启蒙影响最小的人。在我们国家，那些受过教育的教士，虽然不是塞勒姆大迫害[14]的始作俑者，却都支持要扩大迫害范围的主张，其中就包括当时这片大陆上唯一一所高级神学院的校长。当时的教育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的确，物理科学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这些进步还没有得到传播，还只限于信奉它的那个小圈子。通常，科学家都很博学，但在那些博学的人中只有少数是科学家。
迷信是宗教真正的敌人，对此，我想不需要再去论证了。
基督教的精神与力量本身，主要体现为行善、悔过，始终坚持去安慰那些无法摆脱悲惨境遇的人。但是，迷信的狂热精神把宗教的福音变成了梦魇。基督教是仁慈的、亲切的，它可以满足我们脆弱而不完美的本性的需要，但是，迷信带走了基督教的仁慈与亲切，反而使之成为我们始终焦虑与不安的源泉。
比如，试想一下，由于基督教的腐败而产生的苦行主义尚未完全消失，它让基督徒们与世隔绝，并强迫他们采用各种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折磨，这些做法，与晚些时候在印度流行的殉夫、在恒河里溺婴或者是在装有神像的车轮下自焚等行为，难道不同样让人感到可悲，需要加以谴责吗？
错误的宗教信仰让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痛苦，而对自然的哲学研究则让人类的想象力摆脱了这种错误的宗教信仰的奴役，如果要考察哲学研究对宗教的贡献程度，我认为它是非常巨大的。与此同时，哲学也对经过变革的基督教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说了这么多，我的目的就是表明，我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1）科学对宗教的影响是积极的、有益的。（2）科学所支持的宗教，既与人为善，又与宗教经典对我们的教导是一致的。
在以上两点中，17世纪的思想家培根明确提出并特别肯定了第一点。尽管他描述事实的方式偶尔会显得与他的学说不一致，但他的名著《论学术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Learning）充分体现了他那非凡的智慧：“对哲学（自然哲学）知之甚少或者一知半解，就容易走向异端，但是，深入钻研下去，又会把人带回到宗教中去。因为，在哲学的入口处，人们看到的是感官，是次一级的第二因，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它就会诱导人们忘掉更高级的原因。”
……
当人们详细地论证发现真理的整个过程时，这种解释呈现的 就有可能是真理，正因为如此，它可能会在若干方面与我们现有的信念发生冲突，并且也总是会与我们之前的各个时代的信念发生冲突。否则，这种解释就代表当时的哲学是有缺陷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是错误的，它最早的那些进步也会因此变成永久的耻辱。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任一段时间里科学思想的真实状态，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失去了或者未能赢得那些相信神圣起源的人的信任。
……
探求真理，是科学界与宗教界共同的使命，现在，为了让双方放下对彼此的猜忌，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对真理的探求，我们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宗教人士应该有意愿为了自己而学习科学。在了解科学之前，他们应该克制自己谴责科学的喜好。因为，如果完全熟悉那些支持科学的结论与证据，他们就可能会发现，这些结论与证据，与他们认为的对《圣经》的正确解释之间，并非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会了解到，科学中的很多结论与证据，是非常明确的，是不容否认的，而设想这些结论与证据，可能会与《圣经》的内容发生冲突，才是真正危险的。然后，他们会知道，一定要根据科学去阅读《圣经》，而不是试图用对《圣经》的解读去控制科学，因为人类是不完美的，这可能会导致在对《圣经》的解读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
第二，如果他们能在自己所关注的有争议的话题中，发现一些证据证明科学结论不足为信，那么，通过理解这些结论与证据，他们会让自己在争论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感觉自己有义务捍卫宗教权威的人，那些认为科学会危及宗教因而反对它的人，在论争中却表现出对他们所讨论的话题的无知，这与其说是在帮助他们热爱的事业，还不如说是在伤害这项事业。
他们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把大量的工作用在了否认那些事实，而不是去证明那些推论的无效上。因此，他们也就不明白到底应该把力气用在哪里，如果把力气用错了地方，那就是白费力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对手的尊重，这就很自然地会让人们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事业同样也是不值得尊重的。
因此，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那些虔诚而热心的基督徒，也应该成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人。这样一来，他们还可以让科学摆脱他们曾经指责的反宗教的罪名。如果说这种指责看上去似乎很公正，那也是因为是宗教自己主动放弃了科学这个领域。
事实上，很奇怪的是，有一些科学学部保留了宗教。就像古代教会禁止研究天文学那样，现代教会也一样禁止人们研究地理学，但人们并不认为，在这些禁令颁布之后，那些地理学家就不再是虔诚的基督徒了。
……
另外，在某种程度上，在科学家中可能也流传着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在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时，往往不屑去回应这种伤害；他们论证严密的结论没有得到尊重时，他们就可能会秉持一种过于激进的态度，认为那些不尊重他们结论的人所推崇的结论本身更值得怀疑。这是应该予以纠正的。尽管科学的目标是寻求真理，但是，在某个时期，在很多科学的教学中，它们所有的也只是一些可靠程度较高的证据而已。
在科学中，每一个学说的地位都是暂时的，都随时有可能被一个更可靠的真理所取代或推翻。现在，人们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毫无道理地坚持那些并不太充分的证据，却顽固地抵制那些更确凿的证据。那些以科学名义参与论战的人，有一种自我满足式的优越感，采取一种毋庸置疑的论调，这样做只会强化双方的对立，而不会达成共识。
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一方面，他们应该让自己更熟悉科学，熟悉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另一方面，他们在公开提出自己质疑性的观点时，也应该更慎重些。
请双方不要再敌视对方的指责，而是要积极地去对话、去行动。既然双方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一起和谐地去追求那个目标。
类似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发生，而且肯定很快就会发生，否则，那些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就会依然隐藏在茫茫的宇宙中。科学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它自身所具有的活力，会让它在随后的每一年里都能得到新的力量。不仅如此，通过把自己与人们在地球上的利益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每一天的时间流逝，科学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让科学与宗教和谐相处，让它们的追随者友好地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对真理的追求，人们不曾想到过的更大的胜利，就会成为对他们的这种团结的褒奖。
他们的劳动一定会富有成效。随着研究成果的逐年丰富，每一块土地都可以从科学中得到好处。但是，与它曾经或者能够带给人类的福祉相比，它带给我们的教育无疑更有价值。
最后，我们现在要回到我最初就请你们注意的那个想法上，我有责任也有权利在其他地方表达我的那些观点，包括对于美国学院的性质、不足与管理的看法，也包括在我们国家大力拓展学科的必要性与增强自由教育的迫切性。现在，在我即将就任这个职位时，恰好有一个开展新的科学教学的学部即将成立，对此我非常满意，因为，如果这个学部能够成功地满足我们伟大祖国的需要，那么，它就会为其他的专业学院得到更积极的对待铺平道路，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道德与知识哲学、语言学、历史、政治科学、国内与国际法、伦理学、教育原理和艺术学院等，这些学院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来，因为与这些专门的、专业性的学院有了联系，哥伦比亚学院就会成为一个普遍真理的宝库，一个普遍知识的传播者，就会帮助人们去发现新的自然规律，也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律去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实现弥尔顿所描绘的美丽的理想，一种无所不包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我们就可以修补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废墟；通过让我们的灵魂得到真正的美德，重新去正确地认识上帝……”
对于这片土地上那些淳朴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教育可以点燃他们对知识的热爱与对美德的敬仰，激发他们成为既勇敢又有用的爱国者的崇高理想。我们满怀热情地希望，他们能够公正熟练、井井有条地处理一切公私事务，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