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维教授的答谢

麦克维教授的答谢如下：

主席先生，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时刻，我昔日的学生现在也是满头银发，我只能尽我所能来回应他的回忆。事实上，服从学院的使命已经成了我的本性的一部分。这种服从始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是64年前，当时母校第一次要求我作为她的学生来致辞。17年后，这种要求升级了，尽管我当时还年轻，母校却要求我作为她的教授来讲话并致辞。因此，在我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即使现在我已经78岁了，她的话对我来说仍然像法律一样，不仅如此，我也经常把她的名字与声誉挂在嘴边，或者说，经常藏在我的心里，不管我讲的内容如何，我总是会服从她的要求。以至于现在，可以说，我感到自己人格中有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哥伦比亚学院的一部分，我就是哥伦比亚学院的一分子。

对于“教授”这个称呼，我把它归功于这一届董事们的自由与仁慈，他们虽然减少了我的很多工作，但依然允许我保留这个称呼。对于“麦克维教授”，不管大家的愿望多么美好，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我几乎可以预测说，在我死后，医生们一定会发现，我的心上刻着“哥伦比亚学院”这几个字。

谈到哥伦比亚学院，虽然有人了解她的悠久历史，或者比我更爱她，但是，现在，没有哪个人会与她的早期历史之间有如此多的联系，可以说，我们是在1787年的同一天接受的洗礼。我是在她的学院钟声中诞生的，也几乎是在她著名的围墙内长大并接受教育的，虽然我接受了国外的学术训练，但我13岁之前所接受的古典文化启蒙，让我有资格进入这所学院。

接着，我成了她最年轻的学生，四年后，我毕业了，自然又成了她最年轻的毕业生。那次隆重的毕业典礼，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8]将军，是我们母校的骄傲，却也曾经落入不虔诚的指责[19]。这个舞台曾经被阴影所笼罩，它见证了我们失去他的伤痛。他的两个儿子，也是我们学院的学生，他的大儿子，是我们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我们同一个毕业班中年龄最大的。这件事无疑让我深受触动，在汉密尔顿将军去世以后，作为他那些虔诚的崇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在这个属于他自己的学院的大厅里，我恰好有一个任务，即用一篇拉丁文的颂词开始当天的礼拜，当时规定的主题是“雄辩”，汉密尔顿无疑是最当之无愧的，也是可供选择的最好的榜样。这是他死后最早发表的悼词，这让我多少有些安慰。

在我毕业13年后，我被任命为牧师鲍登（Bowden）教授的继任者，他在学院里负责各种各样的事务，而我对自己早期的教育明显信心不足，只能用自己最喜欢的格言鼓励自己，相信“勤能补拙（Perseverantia omnia vincit）”。

在我们学院的教授中，我是第一个由本校培养的，也是她自己的毕业生中第一个获得那份荣誉的人。事实上，由于我显得太年轻，当我第一次出现在学院董事会上时，年长的威尔逊（Wilson）博士——当时负责主持会议的行政领导，他问我：“麦克维先生，你多大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我能够这样回答：“博士，我30来岁了（其实，当时再过几天才到我30岁的生日）。”很明显，这个年龄段让我可以了解他的观点，“哦，”他说，“我没想到你已经30多岁了。”[20]

现在，主席先生，回到此时此景，当我环顾四周，看着我曾经的同伴的儿孙们，我非常骄傲地看到，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为提高我们共同的母校的声望与影响力而做出了贡献。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吹响紧急集合的号角，把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学生与毕业生召集起来，把我们祖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学生召集起来，支持学院的发展，那将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主席先生，当母校用她自己的方式，号召她的学生为她的事业而奋斗时，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主人啊！

但是，我这个老套的故事要结束了。看着我面前这些毕业生，我想到了我自己最早的学院生活。有一个毕业生无疑是从我手中拿到学位的人中最优秀的，他的优秀（我指的是高级数学方面）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他的优秀并不是因为我。在几年时间里，他也成了同一个教席的教授，他的声望不断增加，不仅是国内，也包括国外。最后，我可以大胆地说，由于杰出的鲍迪许[21]（Bowditch）非常权威，我把他看作我们国家最伟大、最杰出的分析家。亨利·安德森（Henry J.Anderson）教授是我们学院最年长的毕业生，多年来也一直是我们学院博学的教授，现在又是我们光荣的董事会的一员，因此，主席先生，我希望他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