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封信：论寄宿制的弊端

寄宿制的弊端——对威兰德博士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的总结

英国大学中各个学院的建立者，希望在道德上与物质上找到一些措施来保护他们的机构，对此，我已经谈了很多，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使它们与我们的学院的对比更加鲜明。在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学院都存在着缺陷。但是，无论如何，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所有严厉的指责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指责完全忽视了它们的最初设计，在如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那样著名的学习圣地，也已经出现了带有现代意义的指责。我很清楚，眼下对于一个从外部观察的人而言，一所英国大学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一处专门挑选出来的科学幽境，或者说是缪斯之家，不如说是一座奢华的公寓，或者是一处享受肉体欢愉的胜地。我举的例子不是来自19世纪的牛津大学，而是来自13世纪的牛津大学；我谈到的习俗是300个学舍的习俗，而不是现在依然存在的24小时全天候的、富丽堂皇的“欢乐宫”的习俗，这300个学舍，现在几乎全部绝迹了。在爱德华一世（First Edward）[10]时代，有3万名年轻人在那里接受了修道院院规的严格限制。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们根本不会“胡吃海喝、狩猎骑马、障碍赛跑、追逐异性”，而且，詹姆斯·诺尔（James Nore）爵士曾经看到过，“牛津的穷学生在贵夫人的家门口乞讨，拿着旧袋子与破钱包，唱着宗教救赎歌”，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当时，在英国大学里的确存在着道德约束；现在，这些约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在上一封信里我说过，学生在学院生活期间处于一个孤立的社会之中，为他们提供一些建筑大楼以供住宿，这个方案遭到了威兰德博士的反对，他的反对极具权威性。对此，他已经有充分的论证，我不会冒险去重复他所讲的内容，我也不会为之增加什么说辞，那些看到这些信的人，可以去找一找他对这个话题的详细论证。重复他的一些主张并不能证明我的合理性。除了我已经提出的那些观点，威兰德博士也极力反对流行的制度安排，认为它们不够自然。在人生的某个时段里，家庭式的同情与社会给予的乐趣和好处，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但流行的制度剥夺了年轻人享受它们的机会。在生病时受到密切的关注，在健康时受到细心的照料，这些在年轻人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他们的新住所，什么都没有。此外，从家庭来到学院营造的人为社会，中间的过渡太过直接而仓促。在家庭中，年轻人习惯于接受所依赖的人的支持与引导，这种支持与引导是通过建议和爱护完成的，但学院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在这里，面对每一种紧急情况，年轻人能够咨询和依赖的只有他们自己。这个过渡太过突然，以致学生们无法适应，也不可能从中受益。

威兰德博士进一步发现，学院学生的年龄相差较大，这也是他反对修道院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理由。那些最焦虑、最警觉的教员所进行的少量监督，对年龄较小的学生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那些年龄远超过入学要求的学生。规定他们出入宿舍、学习与休息的时间，让他们忍受匮乏，学会克制，即便是拜访朋友这样普通的行为，也要经过允许，如果要在非规定时间接待朋友，就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当国家法律与社会习俗认为他们能够自我管理时，这些监督就不再必要了，也不会再显得那么令人讨厌了。但是，在一个所有人都使用同一个规则的社会中，这些规则是无法避免的。更大的困难是，对于那些还根本没有养成自我管理习惯的人，这些规定必须足够严格。事实上，我们当前的学院制度，并没有提供后面这类更严格的规定。我们越是及早而明确地、真正地承认这个事实，情况就越好。如果一个学生需要有一个监督者直接去影响并监督他，不管是督促他去努力，还是限制他不要做一些有害的事情（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不管是帮助他学习，还是指导他如何选择阅读材料，或是警告他抵制赌博的诱惑。让这样一个学生置身于美国学院之中，并不合适，也没有好处，甚至也不安全，因为，不管他多么热情地投身于学习，都没有监督者可以了解他的习惯、他的需要，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

在威兰德博士看来，我们学院的安排对于学生的健康，或多或少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锻炼身体对于保持精力的充沛极为重要，然而社区密度过高，把所有必要的活动都限制在一道非常狭窄的大学围墙里，即便这样的安排不曾直接妨碍身体锻炼，至少也很难引起学生们参与锻炼的兴趣。学生们因为健康受损或体格不健而被迫辍学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对适当锻炼的忽视，学生们可能会生病，至少会让他们体弱多病。就疾病而言，学院建筑物的设计也不太恰当，假如出现了传染性疾病，就难以且几乎无法阻止它在整个学院的蔓延。

当从道德层面看待这个问题时，威兰德博士也赞同我已经提出的观点。他用来强化他的观点的一两点思考，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至于坏榜样所带来的比较坏的影响，他观察到，追随邪恶的人比信奉美德的人更热衷于吸纳党羽。这一事实是如此可悲，以至于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很明显，坏人会逐渐把纯洁的心灵变得像他们一样邪恶，并为此感到巨大的快乐，怀着这种恶毒的心思，他们制造出巨大的吸引力，运用带有诱惑力的技艺，摧毁他们声称要善待的一切。不成熟的年轻人，本性是易轻信的，缺乏深思熟虑的，这种本性让他们特别容易屈服于那些他们更加熟悉的所谓的生活，那些错误的观念与坏榜样对他们有种致命的吸引力，会让他们产生一种表面的优越感（实际上，却将他们引向了一条不归路）。很不幸的是，通常当一两百个年轻人作为同一个社团的成员在一起聚会时，事情无疑就会变成这样，这是可以肯定的。的确，有些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我们的学院所吸引，而吸引他们的，正是学院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属性。学院是一个自由的而不是压抑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于这一点，我已经举例证明过了。如果他们经常这样，那就绝对是致命的危险了，让每一个尚未成熟的年轻人面临这样一种危险的，不正是我们的学院吗？

威兰德博士进一步观察到，当一小群人聚集在一起，并且处于与周围的世界几乎隔绝的环境中时，他们内部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对某些特定行为准则的认同，并且会开始接受某些有关责任的特殊信念，这些准则与信念甚至会带有它们自己的特性，但并不会受到其他地方的人的承认。在本系列前几封信的讨论中，我曾经举过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去解释前面提出的命题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在学院的规章制度中，那些善的人与对的事并没有得到崇高的荣誉，而那些坏的人和错的事也没有受到严厉的谴责。变得像绅士一样，比变得有道德好；变得慷慨，比变得公正好。如果我们的道德氛围是以这些教条的流行为特征的，那么长期生活在其中，真的能对性格产生一种健康的影响吗？年轻人熟悉的那些习俗，会让这些人变得更好或更幸福吗？这是非常让人怀疑的。

威兰德博士没有忘记提以下不利影响，年轻人之间总是会产生长期而持久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又肯定会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几乎不会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对此，我还要增加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他们的谈话用语的影响，这一点经常被人注意到，因此，我认为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在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谈话用语可能会退化成粗鄙的言语，甚至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我清楚地知道，即便没有特定类型的温室文化去发展与助长此类不良性情，尽管有最好的社会的一切纯粹之美的影响，那些人有时也会变得粗鲁、低俗。但是，我们的年轻人渴望的是高度有序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也完全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受到坏的影响，这种坏影响或多或少会减弱他们的自然柔性，或者会破坏他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礼貌的感觉。

因此，每一个主张都来自事情的合理性，来自对健康、道德与行为举止的考量，这些似乎都在直接谴责我们国家的学院中流行的修道院式的管理制度，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几乎很难找到哪怕是一个实质性的去维护它的理由。有人说，对于学生来说，寄宿制比较便宜，但威兰德博士非常反对这种观点。也有人说，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那些用他们的公共税收创建与维持的学院，无疑是需要极大投入的，威兰德博士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的确，像亚拉巴马大学一样，在一个学院里，仅仅是投资在宿舍上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0万美元，这笔投资并没有带来哪怕1美元的收入，不管是租赁还是其他方式，不需要再论证就可以表明，如果宿舍是不必要的，所有这些完全就是浪费。就我们自己的事例而言，情况甚至比完全浪费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建筑不仅没有给学院的财政带来回报性收入，还像抽水泵一样不断地从学院抽走资金，每个学期都需要几百美元的维修费用以维持它们的体面，保持基本的居住条件。有哪怕一个讲得通的理由来支持这样一个制度继续存在吗？大概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现在如果想要尽快废除这个制度，我们还得损失一大笔资金。

1854年8月15日于亚拉巴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