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
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做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做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做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
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〇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白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媪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
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典》）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485）正月，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腐败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腐败的，好办法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腐败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