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

民族杂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即就春秋时期而论，在内地杂居见于记载者，有戎狄、蛮夷。戎，有犬戎，有骊戎、有山戎，有茅戎，有陆浑之戎，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有赤狄，有白狄，有肥，有鼓，有鲜虞。戎狄与秦、晋等国杂居，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境内。夷，有莱，有介，有根牟，与齐、鲁等国杂居，主要活动在今山东境内。蛮有百濮，有卢戎，有群蛮，与楚、越等国杂居，活动于今湖南省以南的广大地区[3]。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名号在史册上大量地消失。他们消失的过程已不可详考，但他们主要是消化在先进的社会之中，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秦汉的大一统，大大改变了春秋以来民族关系的面貌。这时，在星罗棋布的郡县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区中的某些部分，被列入行政区划，约等于县级，被称为“道”。《汉书·地理志》称，孝平帝年间，有道三十二。《汉志》所载，以道标名者不足三十二之数。而陇西郡所属的大夏、上郡所属的龟兹，虽不称“道”，当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所在。在秦汉的行政区划中，还有更高一级的建置，即“郡”，虽无特定的名称，实际上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所在。《汉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尊、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志》记载了巴、蜀、广汉、武都等地之设郡，也说出了这些地方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所谓“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倾向。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杂居而进入汉化、封建化过程，这在当时民族发展史上可说是一条规律。匈奴、氐、羌、鲜卑是这些民族中的三个类型，他们各有自己的封建化的道路。

匈奴在西汉末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众五千余落归汉，居朔方各郡，与汉人杂处，所受待遇，“与编户大同”。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因连年旱蝗，匈奴遭到大饥馑，人畜死耗大半。在这严重灾害的打击下的第二年（47），匈奴分裂了。一部分匈奴部落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部落西迁，离开本土越走越远，是为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后，逐步内迁。曹操以南匈奴势力渐大，把他们分成五部，以便控制。五部约有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吸收他们的上层参加荐举，丁壮参加部伍，并把他们中已经任官职和参军的家属数万口，逐渐迁居于邺。曹操控制下的匈奴，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4]。这时，内附的匈奴人，无论是上层或群众，都显然进入封建化过程。此后，匈奴人中有大批成为大地主家中的田客的。史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5]西晋武帝初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武帝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6]。太康五年（284），匈奴继续内附者二万九千三百人。七年（287），内附者十万余口。八年，内附者一万一千五百口，并有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驴什物不可胜数。前后内附者共十九批。十六国时期，匈奴屠各种刘氏和屠各种赫连氏分别建立前赵、大夏政权。由于内附，迁居内地，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从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匈奴人经历的封建化的道路。匈奴人先后多次内附，其封建化的程度或有不同。前赵和大夏政权的封建性质达到什么程度，也有待于探讨。但他们都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氐和羌，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殷、周开国时期，他们都已参与中原的朝贡和战争。此后，他们跟汉族人民杂处，其历时的长久，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罕见的。就这一点而论，氐、羌接受汉化和封建化，是具有比较方便的条件的。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记述氐族社会：“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边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7]这一段文字表明氐人的汉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生产结构是耕织和饲养相结合的个体经济，这是可以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晋初，司马骏徙封扶风，“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反晋，潘安仁在《马督诔》中记其事：“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8]。这可见，这时关中的氐已是编户之民，成为所在官府统治下有封建身份的普通劳动者了。关中之羌，比氐发展的进程要落后一步。十六国时期，关中的羌还大量的是营户[9]，营户的身份比编户要差一些，但也是封建性的身份。

氐和羌的封建化，比起匈奴族和鲜卑族来，经历了更为复杂、艰苦的过程。马长寿著《氐与羌》指出，“氐、羌人民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受其他各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氐、羌受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候最多，如在周秦时、两汉三国时、西晋和隋唐时，都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时，氐、羌受苻秦、姚秦、吕凉统治外，又受过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胡石氏、成汉賨人李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前凉汉族张氏等的统治。到南北朝时，氐、羌或受北朝拓跋魏或北周宇文氏的统治，或受南朝汉族宋、齐、梁、陈的统治。此时，氐、羌处南北两政权间，忽而事北，忽而事南，跟着各族首领的利害而定。而河湟之羌则又在游牧部落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下，受其支配，或随牧主游牧、或为国主战争，原来已经有所发展的农业经济至此又变为游牧生活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尽了折磨，一方面又曲折地前进，并由此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氐羌历史的特点。

鲜卑族，这里说的是鲜卑拓跋部，是由他们的统治者以君主的身份带领着自己的臣民进入封建化过程的，这是鲜卑历史的特点。关于鲜卑人的封建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鲜卑的封建化，却不始于孝文帝。《魏书·食货志》称：“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398—404）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从屯田到计口授田，再到躬耕籍田，都是封建化制度，其中包括田亩的分配、劳动力的编制和君主亲自出面的躬耕形式。特别是计口授田，这是孝文帝所规定的均田制的先行形式。《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高车传》：“及平统万（427），薛干种类皆得为编户矣”。又《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户”。《北史·贺讷传》和《高车传》所记，与《魏书》两传略同，都可以与《魏书·食货志》相证明。[10]所谓“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是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是进行封建化很重要的措施。从登国六年的计口授田，到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均田令，已有九十多年了。孝文帝的改革也还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自此以后，鲜卑人封建化的步子比其他民族要快了。

由汉化到封建化，由封建化而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任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不能完成，而有待于隋唐时期的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