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冈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诃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柱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迦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型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型，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袒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犍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冈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窟）、明元帝（1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17窟）、孝文帝（16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已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彩，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楣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彩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冈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25]，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公尺，横广14.91公尺，进深最大处11.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〇〇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16.7公尺，长30.5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424—426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像、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像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熏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鸟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冥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形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捨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捨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26]。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奏闻进内。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耆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影响就不小了。

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