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

十六国时期，在内迁的少数民族的君主中，有不少人崇尚中原传统文化，师从名儒，究通经史，并在境内提倡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习。[14]

建立汉国的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诵读《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称隋何、陆贾无武，绛卜、灌婴无文，认为“道由人弘”。他的儿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名儒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说“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善美于前矣”[15]。刘渊第四子刘聪，“幼而聪悟。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16]。刘渊的族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也“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略皆闇诵。常自比乐毅萧曹。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17]。

前燕主慕容皝尚经学，喜天文。即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他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18]

前秦主苻坚八岁时，向其祖苻洪请师就学。苻洪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苻坚即位后，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坚又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史称，自永嘉乱后，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19]

后秦主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给诸生以往来的方便，不拘常限。[20]姚兴子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常游集。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都行拜见礼。[21]

以上这些事例，都见于《晋书》各载记。所记当有夸张，但略可见刘渊等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态度。

后赵主石勒也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有差。勒虽在军中，也常令人读史书，并发表意见，论古帝王善恶成败。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听说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后读到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不立六国后了，他就说“赖有此耳。”[22]又一次，是在酒酣后，勒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以轩辕相比拟。勒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23]苻坚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问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勌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王寔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24]这两例，可见石勒和苻坚读史的兴趣和他们的历史知识。史书未记录苻坚对王寔的话作何表示。王寔的话中有不少谀词，但也反映了苻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夏主赫连勃勃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刘裕遣使带书信来，请通和好。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微为文，命人写下来，自己偷偷地背诵下来。当着来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写下来，封好，交给来使。刘裕读了答书，很惊奇。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刘裕叹了口气，说“吾所不如也”[25]。这一故事说明一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汉化的深度。

赫连勃勃给刘裕的答书是别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笔。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后诏册，皆帝文也。自写文章，百有余篇。”[26]尽管史臣所说，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对汉学修养之相当深厚，是可信的。冯太后死，为治丧问题，引起朝廷上的大议论。孝文帝依据具体情况，斟酌大礼，不惜独排众议，坚持守孝三年之礼。[27]这件事，是过去汉族皇帝也往往办不到的，孝文帝却坚持办到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还著录《后周明帝集》九卷，《后周赵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士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张宾，苻坚之于王猛，宇文泰之于苏绰，都信任到言听计从的地步。苏绰为六条诏书，甚为宇文泰所重，“尝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28]，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